对库克医生所说的“没有预见到的有利条件”，我也仅有一点模糊的概念。
  他告诉我，要是这些“条件”真存在，那真是我们走好运了。
  他是这么告诉他妻子的，但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条件我们才呆在这儿。
  听到这个我很高兴，因为我曾不住地想，只靠时运流转，便把一次捕猎变成前往北极的探险，这样的结果可能只是失败。
  《纽约的探险家》第34章
  9月中旬开始下雪了。
  布拉德利留给我们的十几艘小船放在海滩上，几艘底朝上放着的已经被雪盖住了。
  在港口冻结很早之前，雪就下起来了。
  除了灰色的海水，一切都是白色的。
  两者间昏沉的对比似乎可以把库克医生都催眠了。
  黄昏时分，他会站在水边看着涌向岸边的海浪，似乎从冰雪包围的水中看到了什么难于破解的启示。
  一天早上，我们起来后，港口消失了。
  海水已经冻上，雪落在冰上。
  以往开阔的海面现在成了一片平坦的雪地。
  港口开始结第二层冰的时候，冰便都挤到了海滩上。
  低潮把冰块留在海滩，冰块却不会化掉。
  港口完全冻结以后，这些冰块看上去就像一堵墙一样，就像我们为抵御敌人侵略而筑起的第一道防线。
  日落时分，爱斯基摩妇女会站在这道墙后，盯着港口的海面，听着海浪的声音，就像库克医生看海水时一般着魔。
  她们都悄无声息，两个两个沿墙排开站立，脸上满是泪水。
  这种风俗库克医生以前也曾看到，但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爱斯基摩人也不愿意谈起此事。
  我们不必打猎。
  我们从爱斯基摩人那儿换来肉和衣物，这样可以节省体力。
  库克医生预计我们得靠体力熬过北极几个月长的黑夜。
  我们用香烟、步枪、子弹、饼干和肥皂跟爱斯基摩人交换（不知为什么，爱斯基摩妇女会用肥皂擦洗从脚往上的身体部分）。
  交换时，爱斯基摩人拿来狐狸和兔子皮做的外衣和袜子。
  女人用男人猎到的驯鹿皮毛帮我们做睡袋。
  缝睡袋非常吃力，她们得用牙咬着针，手脚并用地缝制。
  她们用海豹皮给我们做成皮靴，还有雪橇上用的鞭子。
  雪橇是库克医生花费很多时间用山核桃木做的，木头是从他兄弟的农场里伐来的。
  他先烤制木头来做雪橇的冰刀，然后把木桶挡板压直。
  他做了七架雪橇，拴在一起立在屋子外面，以防被积雪压坏。
  他做了山核桃木的雪地鞋，脚趾部分向上翘起，他认为这样可以更便于在极地海域的冰雪上行走。
  最后，他做了一架大雪橇，可以把他在布鲁克林做的帐篷拉上。
  等我们无法修起一座像样的爱斯基摩式的小屋时，我们可以住在里面。
  我们冬天呆在盒子屋的时候，用的燃料是煤。
  布拉德利给我们留下了一堆硬煤，要比软的那种强。
  硬煤燃烧后不会到处是煤灰，也不会堵塞火炉烟囱。
  已经变短的日子短得更快了。
  从盒子屋一盖好，爱斯基摩人便从山上下来看我们，和我们一起喝茶。
  他们三三两两地，中午过后便开始下来。
  随着冬天临近，人来得越来越多，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他们的到来让小屋总是很拥挤。
  让人难过的是，爱斯基摩人似乎跟我们一样害怕快要到来的极地冬夜。
  他们不愿离开。
  告诉他们得回自己山上小屋的时候，他们还很不高兴。
  最后，一“天”变得只有一个小时的光照。
  太阳只是从东边爬上平坦的地平线，然后便落下了。
  我们的头脑还是按惯常的日照方式运转，还以为这是一天中的黄昏，而太阳横跨天空，现在日落了。
  我们就像人们在日落时常常会的那样，脑子里开始遐想起来，想过去的事，也想未来的日子会怎么样。
  每一天都有几个小时，我们会忍不住把黑夜当成白昼之间的补充，这还颇受人欢迎。
  可想想真正的情况，便让人气馁。
  这儿没有白天，只有日复一日的黄昏，中间是永无尽头的黑暗。
  看起来，遥远处的光好像是过去的遗留，是曾经所记录或记忆的事，历史和记忆正在淡去，很快除了黑暗便会一无所有。
  不单是我有这种想法。
  有一次，库克医生说了句“过去日子的光”，他说是在引用《帕尔格雷夫英诗集粹》里一首诗的头一句。
  他说他第一次形容如此暗淡的日光，还是在红石屋的那次探险中。
  有一天，太阳根本没滑过地平线，只露一个角，便慢慢落下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太阳出来得越来越少了。
  十分之九，四分之三，一半，三分之一。
  太阳开始变成一团红色，然后是月牙状，然后像镰刀。
  最后，我们扔掉手头的东西再看时，看到的只是帽檐一般升起的一牙红色。
  红色消失后，从10月25日起，几个星期里我们便只能从太阳应该升起的地方看到一片微弱的光。
  后来，这样的光也逐渐淡去，变得毫无规则，就像一支蜡烛放在一个毛玻璃做成的盒子里，而我们还觉得那是太阳。
  以后很久的日子里，我们每天还会等着太阳，看着它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等待它会不顾季节而升起。
  北冰洋的夜晚会是什么样子？随着日光日渐稀少，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困扰我。
  与伊塔肯定还不一样。
  现在看到的就已经很清楚了。
  库克医生注意到我的疑惑。
  “你会做得很好，德夫林。”他说。
  “我们不会挨饿受冻。需要忍受的只有黑暗。
  我们有工作做，有书读，过了圣诞节后会有很长的路要期待。”每天，他都说这样的话鼓励我。
  “骨子里你就适应北极的黑夜。”他说。
  “你有耐心，脾气又好。你适应孤独。”库克医生让我相信，呆在盒子屋里便不会冷，甚至外面也不会。
  可我还需要一点亲身体验来证明到底是不是这样。
  皮尔里握住我手的一刻，其实已经告诉我，尽管我在格陵兰南部的海滩上过了一夏，对北冰洋其实仍是一无所知。
  每晚睡在装备齐全的埃里克号上，我觉得伊塔的夏天要比信号山好过得多。
  我想到冰沟，就是比尔及亚号上的船员为丹柯上尉挖的坟墓，他是南极探险中唯一的牺牲者。
  他们挖了6英尺深，好像以为冰会像土，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
  杀死丹柯的不是寒冷的天气，而是无尽的黑暗。
  我还从没认真想过，我会成为一支真正的北极探险队里的成员。
  临时搭建的小屋里，只要有一个缝隙，风便会尖叫着进来，风会让北格陵兰的探险队员不敢再说话，会尖叫起来，会请求宽恕。
  我担心自己能不能熬得过几个月的黑暗与禁闭，我会不会成为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位北极探险家。
  我在想，北极是怎样让壮硕而坚强的皮尔里变成了那个样子。
  我记得他吊在我手上，在两船之间时的脸色。
  我是多么自以为是，竟认为自己可以承受皮尔里这样的人承受过的一切。
  我想抵挡住这些想法，它们却越来越重地压在我身上。
  最寒冷的时刻到来后，再坚定的天性恐怕也难于抵挡。
  库克医生为我们想出了各种户外活动，有扔石头比赛，有用鹅卵石玩的弹球游戏，有三条腿竞赛，就是我们组成两人小组，跟那些无法忍受生活毫无生气的爱斯基摩人进行比赛。
  我告诉库克医生，巴特利特船长曾跟我说过的话，我们开始得太靠南了。
  库克医生说，从南边开始会让我们在冬天有更多鲜肉，还有没用过的狗。
  我们的线路的确比皮尔里的多400英里，可我们会穿过猎物大量出没的地方。
  我没想掩饰自己的怀疑。
  “想想再次看到太阳升起时的感觉吧。”库克医生说道。
  “你可以让自己觉得好过些，只要你自己装作感觉好就行。
  记得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有多温暖，阳光有多明媚吗？那天你在我屋外的阳光下站了好久。
  记得我给你的那杯好喝的橙汁吗？”我试了他的办法，想到阳光普照的日子只能让我更加渴望阳光。
  我变得不愿讲话，不愿让字母随意出来，似乎说话会让我失去什么，似乎跟其他东西一样，语言也变得越来越短缺，我不愿跟别人分享自己的那份。
  库克医生制定了一份严格的作息时刻表，他说如果我和弗兰克不想生病，就得照做。
  我们6点起床，6点30分吃早饭，看书或写东西到10点，喝杯咖啡后到户外锻炼，做的是库克医生设计的体操，是他最初为比尔及亚号上长年在船上工作的船员设计的。
  如果是阴天，四处便是一片漆黑。
  要不是我们在小屋周围点起的灯笼，都看不到自己在雪地上的脚印。
  中午我们吃午饭，然后便是每个人最喜欢的一段时间。
  没有工作干，很多爱斯基摩人会来做客。
  他们带来兽皮做的鼓，敲着鼓，唱着歌，在小屋里跳起舞来。
  动物油脂的蜡烛冒出的黑烟，加上雪茄和香烟的烟，会让小屋里几乎无法呼吸。
  爱斯基摩的舞者，还有妇女，会把衣服脱到腰部，会跳到身上流满汗水。
  每个人都喝茶，吃风干的海鸟蛋，他们的海鸟蛋似乎永远也吃不完。
  我们越是不愿意冒着寒冷到外边去，爱斯基摩人就越乐意到我们这儿来。
  有时候，下午会有很多活儿要干。
  如库克医生说的，小屋子变成了极地探险的设备和给养的加工厂。
  爱斯基摩人用干的海象肉为我们做干肉饼。
  他们把饼切成6英寸的小条，挂在钩子上晾三天。
  在这期间，所有的水分和油脂会从饼上滴下来，滴得小屋地面上到处都是。
  肉饼彻底干了以后，我们把它装在锡皮桶里，盖子用铁丝缠紧。
  接着，爱斯基摩人把另一种“庄稼”挂上去。
  他们共做了1500磅的肉饼。
  有几个星期，挂在屋里的肉饼看上去就像是芳香的装饰物一般。
  最后一批肉饼取下来后，墙上和钩子上空荡荡的，看着那么不自在，我们就把没法钉起来的东西都挂上去。
  爱斯基摩人不断给我们拿来鲜肉，他们在黑暗中尽可能地捕猎、下套。
  他们给我们一只绒鸭，我们给他们三块饼干。
  月色中，他们借我们的步枪去打野兔，回到小屋后，给我们收成的一半。
  库克医生在小屋里隔出一间暗房，可以冲洗照片。
  他用面粉糊堵住房子里的缝隙，面粉糊干后，比水泥还坚硬。
  爱斯基摩人排队进到暗房里，去看红色的光，还有影像魔术般地从水里泡着的纸上面显现出来。
  “诺维噢”，每个人都这么说。
  我们也时不时总可以从那间屋子里听到“诺维噢”。
  他们把库克医生称为“塔塞所”，“大药人”的意思。
  他们从以前的行程中记住了他，包括北格陵兰的那一次。
  他们非常详细地回忆这些探险的细节，比他记得要详尽得多，特别是他曾为他们治好过的病。
  他们还和15年前一样对他心存感激。
  他们认为过去和现在是紧密连接的，无法理解我来格陵兰是为了寻找我父亲弗朗西斯·斯特德。
  我越来越不耐烦的样子只能让他们强化这种看法，他们也总是很失望，从他们的陪伴中我似乎得不到什么安慰。
  每天我们见到的时候，他们都会演哑剧似地装出找寻的样子，仿佛丢了什么宝贵的东西，然后他们会难过地摇摇头。
  他们跟我保证，当时弗朗西斯·斯特德失踪的时候，他们曾尽全力寻找过他。
  我发现自己对库克医生会和鲁道夫·弗兰克商量事情而生气。
  他是个厨子，没有在北极呆过的经验，我们也只认识他几个星期而已，而他竟享有我花了几年才享有的荣誉。
  弗兰克比我高，也比我更强壮。
  他英语不好，所以不太说话，我们也不大交谈。
  他和库克医生说德语，库克医生用他并不流利的德语下命令，弗兰克会嘟哝出几个德语词，然后去干他以为已经告诉过他的事情。
  我在想，他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