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自己的生活，但在他走的那一段，我怎么也写不好，就此搁了下来。
  如果我现在再重写那篇东西，我想，我一定能找到那种感觉。
  1个月了，整1个月了，31天之前，他交出了那件活之后1个月了。
  这是老人给自己划的道：1个月。
  只要有1个月接不到活就说明这世界已不再需要他这种白铁匠了，这也是老人给自己划的道。
  老人从床上坐起，听凭这些念头在自己的心里窜来窜去，一边给自己慢慢穿上衣服。
  有什么东西正在从他脚底的那个穴位里往外泄，像那种他补了一辈子的漏水的壶。
  他终于穿上了最后一件，很像帽子，尽管此刻窗外已有知了在唱。
  再接下去的事情老人自己也弄不明白，好像有一股力在后背拽了他一把，他訇然倒地，而在触地之前，老人已然升天。没有人需要你，你可以走了，你可以安心地养病了。
  每—个癌症病人都听到过这样的话，我也听到过。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它都是出自善意。但这样的话语似剪似斧，至于剪断的是脐带还是砍断的是描述，那就因人而异了。
  人是这样的一种动物，当他们成群结队的时候是强大的；当他们落单的时候，仅仅是简单的孤独感就能杀死他们。
  从成为病人的那一天起，我就很小心地保持着外界的联络，不让孤独感和癌细胞协同作虐。记得还是第一次开刀的时候，我二姐把她的手机给了我，那时候手机还是奢侈品一类，在开刀前的那一夜，我还用手机给奋斗在制作室的兄弟们指点迷津呢。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停下了，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等我的。这情形真像非洲原野上每年都要发生的那种物种大迁徙。看上去大部分的人类都安稳地生活在原地，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人类疯狂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拚命追逐技术进步的劲头是只有迁徙中的动物才有的，只不过，这种迁徙的过程更漫长，凡人根本不知终点何在。
  现在我知道了，每一个病人都是这种迁徙过程的落伍者。
  真的不必去抱怨什么，仅仅是自然法则而已，再说我们谁都跑不到终点，谁都有停下来的那一天。
  30天的被遗弃感可能杀死一个老白铁匠，杀死我们又需要多久呢。
  在这里我送给各位一份以后可以转送的礼物，那就是：需要。
  带着“需要”去看望你关爱的朋友吧，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需要你。
  “你快点好起来吧，你答应过下个月帮我装修房子的。”
  “这篇论文你抽空改一下。”
  “我的电脑死机了，你说怎么办？”
  “女儿要买琴，要2000块，买不买？你决定。”
  我很幸运，这样的礼物我收到很多，来自我的朋友。
  改名
  2000年8月14日天气：多云
  接到好友边国宾君的问讯电话，语气颇焦急，说打我家里电话没有人接，是否有什么事。我告之只是出去了一两天，不必担忧。电话那头释然，然后说起今早他做的一个梦：梦见我痊愈了，脖子上的那个瘤消失了，不知道所梦为何，故此急着问讯。
  挂上电话，我一边感动于同学情谊的真诚，一边感叹岁月对我们的改变。想当年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真个不识愁滋味，休说是一个梦，就是一夜梦连也是敢忘诸脑后的。
  我们这代人生长在完全无神的年代，因为没有敬神的体验，我们也并不像那些书里说的把毛泽东之类的当代人物当作神。这种成长经历使得我们此生再没可能变成虔诚的有神论者，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树荫最终还是遮住了跑得越来越慢的我们，现实的墙壁也在驱赶我们，于是我们纷纷接受了有神论的原始形态：神秘主义。
  尽管我们更多地走进庙宇去烧香，去教堂礼拜，但我们这么做只是因为相信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之外还有一种冥冥的力量，能够轻易地把我们的生活改动得面目全非，而不是接受哪一种教义。这种态度更接近我们对无知无力的境界的尊重。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高明的算命者、星相师、拆字的天才等等是透露那个神秘世界的真相的渠道，他们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类，但某种天生的秉赋使得他们掌握了一些技能，能解读一些片断的信息。
  每一个如我般遭遇了人生巨变的人几乎都曾求助于他们的帮助，因为，有那一条世俗的真理能解释发生在我们父子两代人身上的悲剧吗？有哪一种“常规”的说法能让我的心平静似水吗？
  我跟算命者打过多次交道，有千辛万苦自己寻了去的，也有不经意遇上的。我只愿跟盲人打交道，因为我相信出于某种神秘的代偿现象，他们另一方面的能力会得到加强。
  每个算命者都说了他们的观点，大部分结论我都忘记了，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异口同声说我是一个极聪明的人。这是他们对每个人都说的恭维话还是我生命中一段真实的信息？
  几乎每一个肿瘤病人都曾去算过命，是啊，只要日内瓦那个大厅里的椅子还空着，这样的事情是少不了的。
  我对于算命的态度有点像股评对于股民，即使知道它是对的也于事无补，如果照着它行事更会一团糟。
  这样的态度在几个月前忽然有了变化。
  妻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住在杭州的石女士，颇投缘，一下子就成了好朋友，常通电话，而且都是长途加“长”。
  石女士不是那种职业的神秘探索者，更不以此谋生，她受过现代高等教育，而且是物理一类，个人经历也颇坎坎坷坷，唯有对姓名学、易经、术数之类沉迷，在朋友的小圈子里颇有名声。
  那天，石女士应妻之邀来沪，我开车去接站，初一见面便有惊异的感觉，一是她的年轻，因为那种年轻跟实际年龄无关，更和什么化妆术扯不上，那是一个人长年保持着旺盛的婴儿般的好奇心的结果；再者，就是她的容貌了，如果让十人去猜她属于哪一个城市，我想至少有一半人会想起杭州。照理说凡是做过首都的城市都经历了大规模的移民，人种的芜杂在所难免，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杭州还是保持了她的纯净，看来环境的魔力远比我们已知的要大得多。
  和石女士闲聊的时候，话题主要集中在姓名学上，她向我们介绍了这门受到大多数人怀疑的理论，讲到了因为有人将它庸俗化和简单化，甚至商业而步履艰难的现状。
  我把名字贡献出去作为案例，石女士说要弄清一个姓名全部含意需要很大功夫，就初看的结果，我的名字本属不错，但偏偏放了“幼”字，就有了凶险的意味了。
  “幼”字全部笔划皆为曲笔，无那个横平竖直的笔划，右边还是出头一把刀……这是简单姓名学的解释方法，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形象，我能够理解。
  后来我买过一本慧缘禅师的姓名学，那上面列举了几千个命名常用字，我仔仔细细读了一遍，发现对幼字的评价在其中排在最后一位，大师连两分法也不肯用，只说坏处，而没有半点好处，不像其他字，还有个用途、性别之分什么的。
  我气得仰天长叹。
  其实，当时石女士说到幼字的时候，我心里就咯噔一下，知道她真得能看出点什么。
  在我的姓名里，唯有这个字并非父母所赐，而纯粹是一个发生在荒唐年代里的荒唐差错。父亲原先给我起的名叫“又青”，而到派出所报户口时，被那个民警错写成幼字。他不肯花费宝贵的工作时间去作一次在他看来是无意义的改动，那个小孩满地跑的年代，小孩子只要有个名不就行了，叫什么还不是都一样？那时一天会有几十个国庆，建国来报户口呢。
  父亲没有再坚持改，于是，这个名字我一直用到了现在。
  现在初为父母的，替孩子谋划个名字可能是几个月的案头工作，无数次的论证，我的故事简直会让他们匪夷所思。
  难道我所受的种种困厄，百般苦痛竟是起源于这样的一个小小失误吗？如果是，我想我会承受不住这轻飘飘的结局的，如果不是，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吗？
  妻把女儿的名字给了石女士，让她回家以后仔从容地算一下。
  我们给小女起名陆天，意在简单、大气、包容，天天向上，这是我们俩人加起来念了8年中文系的结果，再说，沪语中乐天跟陆天同音，我们希望她一直能快快乐乐的的。
  过了一天，石女士从杭州来电，说是小女的名字已经改好：在名字的最后加一个“又”字。
  我的震惊是强烈的，因为这“又”字的故事石女士并不知道，而在茫茫字海里，在三十多年后，我的女儿还是用上了这个“又”字。
  这是一种沿续，还是一种补偿，或是一种宿命？
  至此，我已不需要任何解释和说明，妻虽费了一点周折（派出所的人真是不愿改名字），把女儿的名字改了过来：
  陆天又
  但她自己的改名要求却被拒绝了。
  与我
  2000年8月16日天气：雨
  清理物品时，看见自己的驾照，便很顺手地塞进衬衣的口袋，复又想起拿出看一下，这一看令我发现了一个事实：
  我的驾照在几天前过期了。
  这个事实让我沉默了很久，不是那种不说话的沉默，此刻我本就是独自在家，没人可说话，我的沉默是那种心灵的沉默，我感觉到我的全部身心对此都拒绝评论。
  心灵的沉默。
  我已不能开车，因为不久前开始使用麻醉药来抵御癌症的疼痛，那药盒上写得很明白，不得驾驶、我最后一次开车，是在前一阵去海南，我独自驾车直奔离家近60公里的浦东国际机场。
  好—阵过去，我才恢复常态，想刚才那种电脑死机一般的激动自己也觉得好生奇怪，明明知道自己不能再开车，为什么对驾照无意中过期还那么耿耿于怀？等到我开始静静地回忆驾驶的经历和乐趣的时候，我恍然大悟，我准是一下子想起太多，就像电脑想同时打开大量的文件。
  4年前学开车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一个癌症病人了，我没有把这个事实告诉师傅，怕吓着他。我学得极认真，出了校门就没那么认真学过一样东西，连交通规则都是满分。（没有偷看）。
  没多久，当其他的肿瘤病人忙于放疗、化疗，费劲地保持白血球的数量时，我开始驾车追逐自己的事业和快乐。这几年来，我驾车数万公里，保持着一流的安全纪录，几乎跑遍了上海和江浙两省的所有渡假点。有时候跟家人在一起，有时候跟朋友出行。有那么几次我开车去看病，医生在结束的时候会习惯地问上一句，怎么一个人来的？当他们听到我是独自开车来的，无不生气，批评我不要命。只有一个医生在最后叹了一口气，加上一句：怎么开心怎么过吧。我笑答：
  “我又不是的士司机，不高兴就不开。”
  哪怕现在有人告诉我，如果不开车我还可多活若干年，我也不会后悔的，因为重要的是有车的那几年，我过的是快乐的日子，是正常人的生活，是自由的生活。
  没有患过重病的人不会知道，作为一个病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如果基本的医疗有所保证，生病的人最痛苦的是：失去自由。
  在很多方面，病人的生活很像囚犯，医生是负责的看守，家人是温柔的看守，一声卧床，你就只有两个平方大小的世界。怎么治疗，吃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由其他人帮你决定，家人当然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但病人会发觉把平日里举手之劳的事变成一大堆说明实在是烦不胜烦，比如，我想吃石门路上那家店的生煎馒头，它在那车站隔壁，对面是什么，买那种三鲜的，三元钱四个的，顺便带点那儿的醋，而要在平时，上班路上停一停，一弯腰就开吃了。说着说着就不愿说了。于是抬头望天，低头叹气。
  病人和囚犯真的很像，甚至更可怜。
  驾驶让我和这个世界紧密相连，我始终在了解和掌握最新的潮流和动态，我在网络方面的见解曾经说服了—批盯精英投资我的网络计划，因为我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社会。我把这种种也归于驾驶的功劳：一个以80公里（上海市区最高限速）前进的人不会是个病人，不会是个落伍者。
  驾驶使我的病后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像一个老朋友，现在他竟然悄悄地走了，而我看来很快又要回到那个病人的世界，成天解释到哪儿买生煎馒头之类的事情了。
  老朋友走了，未及相送啊。
  国外已有大量的论述和文学作品着力描写汽车与人的特殊关系、甚至有人爱车到非要与之结婚的地步，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