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是在宋朝境内燃烧的，因此对宋朝的破坏极为严重，尤其是双方兵来将挡的主战场陕西，除了饱受战火蹂躏外，还被西夏大兵掳掠一空。
  白骨荒草，黄沙残垣，史载“边民焚掠殆尽”。
  游牧民族的贪婪，滋生出劫掠的习性，自秦汉以来给中原地区带来巨大的威胁，汉唐等王朝强大时可以反击，可宋朝虽称富足，但在军事上却糟糕透顶，对外屡战屡败，别说保护自己国家的居民，后来连皇室自己都不保。
  在这场战争里，归附宋朝的沿边党项羌熟户也未能幸免，那些冲过来的西夏大兵可没有什么同胞之情，对他们照样烧杀抢掠，党项熟户连死带逃，损失过半，剩下的一小半也纷纷外迁。与西夏为同一民族的党项熟户尚且如此，汉族居民的境遇就不必多说，因此陕西一带人口锐减。
  战争是消耗财富的无底洞，几年的宋夏交兵，使宋朝背上了沉重的负担，钱帛粮草等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主战区陕西在战前“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五百五十一万”，有四百二十七万的盈余。战火一起，就变成了“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仅仅有二十七万的盈余，收支刚刚平衡。
  如此巨大的开支不会是凭空来的，宋朝的积蓄在真宗赵恒的时候，就几乎被造神运动给掏空了，赵祯想把战争支持下去，就只好让全国的老百姓来分担军费开支。司马光形容那个时候，是这样说的：“国家发兵调赋以供边役，东自海岱，南逾江淮，占籍之民，无不萧然，苦于科敛。”
  再看看陕西的收入，开战后比战前多了一千四百一十二万，几乎翻了一倍。这些政府收入当然都是从老百姓的身上拿来的，宋初废除的五代时的一些苛捐杂税又被恢复，老百姓苦不堪言，尤其是关陕和四川地区更为严重。关陕的百姓要修城筑垒，运输粮草，缴纳逐年上涨的各种赋税；四川的老百姓除了各种赋税以外，还有“和买绢”等额外负担。
  “和买绢”是在春季的时候，政府预付给农户预购钱，到秋季农户以绸绢等偿还，但价格常常只有市价的一半，而且春季付给农户的也不全是现钱，有时以米、盐充折，属于一种变相的盘剥手段。四川的“和买绢”大部都充做军饷运到了陕西，其他地区也调拨大量的财物支持这场战争，无尽的消耗使宋朝的国库空虚，元气大伤。
  这种战争的折磨使宋朝的君臣痛苦万分，同时也被疯狂的西北野狼吓坏了，特别是当定川寨之战宋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庙堂之上时，身为宰相的吕夷简禁不住失声道：“一战不如一战，太可怕了！”
  宰相如此，皇帝也不例外，赵祯实在不想再打下去了，便想和西夏谈判议和。
  总打败仗的宋朝君臣的日子不好过，可总打胜仗的元昊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甚至比宋朝君臣还要艰难。
  战争是柄双刃剑，在把宋朝切割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也把西夏弄得鲜血淋漓。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性，没有不付出代价的胜利。
  本来元昊发动战争的幌子是为本民族谋幸福，获得政治独立和经济利益。其实这么说是冠冕堂皇的官话，翻译成党项人都能听懂的话就是：老子当皇帝，带领大家去花花世界的大宋去抢金银财宝，抢人口牲畜，抢到大家共同富裕为止，咱们党项人也要奔小康。
  本来党项人兴高采烈地拥戴元昊，手执刀枪嗷嗷叫着冲进宋境，也真抢到了不少的东西，但奇怪的是党项人发现，怎么越抢这日子过得越艰难了呢？
  党项人不知道，假如他们骑着马，在草原上安心地放牧牛羊，和宋朝公平交易，日子会过得比烧杀抢掠舒心得多。但人性上的贪欲使他们听信了元昊的话，以流血牺牲为代价去攻打宋朝，虽说抢了些财物，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元昊，他终于实现了个人的野心，可以和大宋皇帝平起平坐、讨价还价了。
  支撑起元昊宝座的，不仅有宋朝士兵的累累白骨，还有党项人大量的血肉。
  元昊在战役上的胜利，无法改变西夏人、财、物力有限的事实，再加上宋朝关闭边境榷场，停止和市贸易，西夏党项人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饮无茶，衣帛贵”的老百姓怀念起没打仗以前的岁月来了。
  当时，西夏境内最流行的歌曲是“十不如”，老百姓把生活的变化和不满传唱在大漠戈壁和城市乡间，这种不满对西夏的统治者是个不祥的信号。
  民心不稳，对哪个政权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尽管历来的统治者都不把民心当一回事（嘴上当然还是很重视的）。
  除了民心之外，现实的形势也很不乐观，不允许元昊再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宋朝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惨败后，开始加强了陕西的边防，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秦凤路都增加了兵力，四路驻扎禁军近二十万，加上地方弓箭手和蕃兵约有三十余万，就算宋军的战斗力不如党项精骑，可蚂蚁多了一样可以咬死大象。再说，宋军在战火的锤炼中涌现出一批新锐将领，狄青就是最出名的一位。这些将领是以鲜血为养料生长起来的，和以前的那些昏庸自大的宋将相比，更有凛然的杀气。
  从西夏的“国际空间”来看，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直和党项人纠缠不休的世仇吐蕃厮罗政权，虽然没有吃掉西夏的实力，但始终在虎视眈眈，要是让这些吐蕃人找到机会，在西夏的后背插上一刀，滋味肯定不会好受。
  最重要的是一直作为强援的辽国和西夏交恶，起因是宋夏打得不可开交时，辽国看出便宜来，就向宋朝索要关南旧地。本来这个问题在“澶渊之盟”就已经解决，但辽国脸一抹什么都不承认了，后来经过谈判，宋朝以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为代价，总算没有割让土地。
  辽国敲诈了一笔钱财，引得元昊眼红了，因为此时宋朝给党项人例行的“赏赐”早就不给了，元昊觉得自己费了半天的劲儿，搭上不少族人的性命，却让辽国捡了大便宜。元昊越想越气：这还是盟友吗？就算不是盟友，可好歹也是亲戚，怎么辽国就不想办法给自己弄点儿好处，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由此，元昊对辽开始生出嫌怨。
  元昊对辽不满意，辽对元昊也不高兴。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姐姐兴平公主是元昊的夫人，但元昊只是把她看成了政治联姻的一个道具，平时对她理都不理，就连兴平公主生病了也不去看望。饱受冷落的兴平公主后来抑郁而终，辽兴宗得知姐姐的死因以后很是恼怒，立即派北院承旨耶律庶带了诏书责问元昊，对元昊极为不满。
  西夏失去了辽国的支持，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军事上对宋朝也是吉凶难测，国内人心不稳，诸多不利因素促使元昊不能，也不敢再打下去了，他开始谋求和宋朝议和了，期望通过谈判得到经济上的好处。
  赵祯和元昊想到一块儿去了，宋夏自然是一拍即合，双方开始了议和谈判。
  其实，早在这之前，元昊三川口之战获胜后就曾表示要讲和，但那时他因为打了胜仗，所以态度强硬，拒绝了宋朝提出的取消帝号和称臣的条件。在好水川惨败以后，赵祯密令知延州的庞籍寻找机会和西夏讲和，到了1043年（宋庆历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元昊才派使者去东京进行和谈，因坚持不称臣没有取得成果，但双方开始了你来我往的密切接触。
  在1044年（宋庆历四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和谈的速度突然加快，这是因为辽国境内的党项部落大多都脱离辽的统治投奔了西夏，辽兴宗下诏要讨伐西夏，并在九月开始出兵。
  元昊不想两线作战，就作出了一定的让步。这样，宋夏在当年的十月签订和约。内容为：西夏取消帝号，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仍保持名义上称臣，奉正朔；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在双方的节日再“赐”银两万二千两，绢、帛、衣着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重开沿边榷场，恢复民间贸易往来，但西夏青盐不得远销宋境；双方以前所俘军民各不归还，今后如有边人逃亡，不得越界追逐；两国边境划中为界，界内停筑城堡。
  这个和约，元昊占尽便宜，宋朝花费重金买了个“主子”的虚名，表面上西夏对宋称臣、奉正朔，其实一点儿实际意义都没有，只不过是心理上虚幻的安慰罢了。人家元昊在自己的地盘里照样当自己的皇帝，照样任命自己的官员，不仅不向“主子”缴纳贡赋，宋朝这个“主子”每年还得给这位大爷“臣子”大笔的钱财。
  宋朝这“主子”，当得实在是有些惨。
  总算有些亮色的是历时七年的宋夏战争告一段落，但这个“停战协议”执行得不好，以后宋夏断断续续又打了数十年，直到北宋灭亡才算了事。
  签订了和约，元昊就和辽国大打出手，他采用诱敌深入和坚壁清野的战法，把十万辽军打得大败，俘辽驸马萧胡睹，辽兴宗单骑逃走。往昔纵横北中国的契丹铁骑，已经雄风不再，崛起的党项完全可以和他分庭抗礼了。
  通过宋夏、辽夏之战，宋、辽、夏三足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元昊战胜辽国以后，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便不再理那些烦人的政务，成天和嫔妃们鬼混，尽情地放纵情欲，后来还学唐玄宗把自己儿子宁令哥的老婆占为己有。
  不过，元昊的命实在不好，宁令哥这个西北羌胡汉子不像寿王李瑁那么窝囊，就算是老爹抢了自己的媳妇也不行，再加上他的太子地位被元昊废掉，心里的火气更大。元昊妻子之一没藏氏的哥哥没藏讹庞，当时是西夏的宰相，他很有野心，就挑唆宁令哥刺杀元昊，结果在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的大年初一，宁令哥真的闯进皇宫，见到老爹二话不说挥剑就砍，元昊躲过了脑袋，鼻子却被削掉，第二天就伤重死去。宁令哥也没有得好，被没藏讹庞除掉。
  元昊死后，没藏氏被尊为宣穆惠文皇太后，没藏讹庞独揽朝政，擅权十余年。
  元昊嗜血好杀，他的长子宁明喜学儒、道，元昊对他很是厌恶。一天，元昊问宁明，什么是“养生之道”，宁明答“不嗜杀人”；又问什么是“治国之术”，宁明答“莫善于寡欲”。元昊大怒，说：“这小子说话不伦不类，不是成霸业的材料。”他自己是“有疑必诛”、“峻诛杀”，杀人如麻，最后死在自己儿子手里，不知道是不是天意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