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少量应付日常开支外，全部运送至京城开封。此前，藩镇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这一下子就断了藩镇的财路，看没有了钱财，你还有什么经济基础来闹事。
  他还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为禁军。乾德三年（965）八月，赵匡胤下令各州长官把所部兵员中骁勇善战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削弱了地方的实力，把藩镇最尖利的牙齿拔了下来。
  开宝二年（969），宋已经平荆湖、灭后蜀，赵匡胤下令拆毁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拆除了。
  到了十月，赵匡胤再次设下了酒宴，招待几位掌握兵权的节度使，正在喝到兴头上时，赵匡胤感慨地说道：“你们都是咱大宋的功臣啊，在马背上征战了大半辈子，都是德高望重，劳苦功高。可到了现在还辛辛苦苦在各地驻守，让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呀。”
  这可是话里有话，能成为一方大员的谁也不是糊涂蛋，可手里的权力谁愿意放？还是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就是拒收流浪汉赵匡胤的那个家伙——是个明白人，出头打破了僵局，说：“为臣我原本就没有什么功劳，得到朝廷的错爱已经很久了，眼下身子骨也不是那么硬朗了，希望皇上可怜可怜我，让我退休回家享清福去吧。”
  可还是有的人想最后争取一下，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等人，不断表白自己战功的辉煌、经历的艰险，企图打动赵匡胤，保留住兵权。
  对这种不知进退的家伙，要是换了别的皇帝，早就拂袖而去了。可赵匡胤毕竟称得起“仁厚”二字，只是脸上没了笑模样，冷冷说了一句：“说的都是你们为前朝干的事，现在说这些有意思吗？”
  结果第二天，参加宴会的五位节度使都被解职，给了个吃粮不管事的虚职回家养老去了。另外那些节度使如向拱、袁彦等，都明白了赵匡胤的心意，主动自觉地赶快交出兵权了事。
  收了财权、兵权，赵匡胤还从朝廷派出“知州”、“知县”管理地方，并开始着手废除唐末及五代时节度使兼领“支郡”的旧制，除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统统直属京师。另外，还把地方的司法权也收归中央政府了。
  这样，在不动刀兵的情况下，赵匡胤把各路豪强的兵权、财权、司法权、行政权收了回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从此为害中原的藩镇割据再也没有出现过。
  走上文治时代（1）
  与抑制骄兵悍将相呼应的是，赵匡胤将文人摆到了国家统治这个金字塔的顶尖。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显赫尊崇、待遇的丰厚是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
  赵普赵匡胤有着很浓厚的文人情结。要说这位陛下原是刀枪丛中走出来的一个武夫，虽说小时候书读得还算不错，可在枪尖上滚打了这些年，也该忘得七七八八了，其实大大不然。确实，他是握了这么些年刀把子，可却从来没有放下过书本，据说好学已达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
  就是为了读书，还惹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在后周世宗柴荣平江淮时，他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用好几辆车运载私物，其中都是财宝。柴荣是个一心反腐倡廉的主，对贪官污吏绝不轻饶。和赵匡胤一样参加高平之战的张顺，在升官后起了贪心，偷偷地“隐落”榷税钱五十万、官丝绵两千两，被柴荣赐死。今天一听，莫非赵匡胤也想步张顺的后尘？便派人去检查赵匡胤的车辆，结果发现所谓的财宝竟是几千卷书籍。
  柴荣虽称铁胆，却只是粗通文墨，就不解地问赵匡胤：“你是跨马抡刀上阵杀敌的大将，还弄这么多书干吗！”赵匡胤也真会说话，回答说：“我常惭愧自己没有好的计谋贡献给陛下，只好多读些书以增加自己的见识。”君臣就哈哈一笑完事了，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赵匡胤读书的态度和目的。当然，增长了见识和计谋，究竟用在哪儿又是另一回事了。
  黄袍加身后，赵匡胤很是尊重文人，文人也很争气。平蜀之后，他曾因年号问题产生疑问，便去问自己的智囊赵普，谁知道赵普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最后还是学士陶毂、窦仪给出了答案，因此赵匡胤感慨地说了句：“宰相须用读书人！”
  他还提倡多读书，就是那些摸枪杆比摸笔杆顺手得多的武将，也被他逼着去读书。上有所好，下必兴焉，朝廷上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读书热，那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大宰相赵普，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才爱好读书的，要不然可能就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部《论语》治天下了。
  提倡读书，重用文人，这里面既有赵匡胤的文人情结，也有“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客观需要，更重要的是以此来抑制武将的权势。因此，历宋一朝，高级官员都使用文人，就连专门掌管全国军事方面事务的枢密院长官枢密副使都是由文官担任的。屈指数来，除去南宋建炎，绍兴年间岳飞、韩世宗、刘琦这几个名将做到了枢密副使，北宋在稳定下来以后，只有一个狄青当过枢密副使，这已经是武将能做的最高的官职了，像唐朝那样出将入相的事，在宋朝是不可想象的。
  重文轻武是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藩镇之弊，“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防止武将专政篡弑的国策。重文轻武对宋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后来习文之风日盛，而尚武之风日衰，宋朝没有亡于赵匡胤最担心的内乱，却亡于外敌之手。
  由于“重文”，所以宋朝文人的待遇那就是一个字——好。优厚得令现代东西方的文人都心驰神往，纷纷表示十分向往之。
  虽然赵匡胤也曾骂过“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可实际上还是很重用“之乎者也”的文人的。宋前期的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他开始，宋朝宰相就被文人垄断了。其实，赵匡胤用文人是包藏私心的，连老百姓都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像莽撞武夫，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就算造反不成，也弄你个尸山血海。他也曾亲口对赵普说过：“五代时武人把老百姓害苦了，我现在就用读书人，找他百八的去管理天下，就算这些读书人再混蛋，再贪赃枉法，造成的祸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夫。”
  一下子多出这么多的高官，而且还都是文人担任的，很快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人集团。由于文人的得势，五代以来武人嚣张的气焰被打压了下去，那时武将发起火来，是敢在庙堂之上拔刀威胁取宰相“项上人头”的，可现在只好对这些酸溜溜的文人恭恭敬敬的了。
  大宋的基层政权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那时哪怕做个小小的县令，皇上都要亲自和他面谈一次，这不仅是对官员的考察，对官员来说，荣宠的意味就更重了。
  综观宋代，文官的地位不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现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薪炭、马匹刍粟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另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下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顷不等。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他们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借此还能领取俸禄，一般称为某某宫使、提举某处某宫某观等，人们叫它祠禄官。总之，宋代的文官这辈子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铁饭碗”。
  相比较起来，文人在宋朝是最安全的，起码是没有生命之忧。有人说宋朝没有文字狱，那是不确切的，最著名的就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党争也是有的，有新党、旧党，还有蜀党、洛党等等，不一而足，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被杀。
  不杀文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的一条就是不杀言事士大夫，凡上奏章的士大夫绝对不杀，不管他写的奏章多么激烈，也不能杀。文人即使犯了罪，通常都是被流放了事，最严重的就是流放到海南岛，享受到此等待遇的就有鼎鼎大名的苏东坡先生，尽管那时海南岛是“蛮荒之地”，可总比被砍掉吃饭的家伙强得多。
  赵匡胤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由于有了皇帝的关照，文人的底气很足，改变了五代“轻文”的习气，这些文臣不再是五代时的“花瓶”，开始还真卖力气，将个大宋江山弄得花团锦簇一般。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立国之本的农业自不必说，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不抑制商业的朝代之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都市商业十分兴旺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达四十多个。京城开封更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闹市、酒楼、茶馆、妓院林立，各地货物琳琅满目，连日本、朝鲜、阿拉伯等“舶来品”都可见到。
  在文学方面，宋朝一点儿也不输于盛唐，唐宋八大家中宋就占了六位，宋词和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比肩而立的两座高峰，《新唐书》、《资治通鉴》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力至今不衰。与此同时，由于“勾栏”等娱乐场所的发达，话本和戏曲等市井文化昌盛，下启元代戏曲和明代小说，可谓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
  宋代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也比唐代要大得多和高超得多，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样，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
  赵匡胤留给后代“重文轻武”这个政策，使得宋从立朝开始就走上了“文治”天下的道路，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朝代频繁更迭的局面，文化和经济进步繁荣。可也留下了一个大包袱，供养这批社会地位极高的读书的大爷，是国家财政很大的一笔负担。
  宋朝的官多，待遇丰厚，责任却很小，只要不出大错，会通过政绩考核“磨勘”，一路绿灯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时代。可惜，这样的制度虽然保证了大宋没有短命夭折，却也造就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守旧、丧失血性的官场习气。
  滥觞于宋太祖，又经宋太宗放大强化的这种官制，最后葬送了繁荣一时的大宋。矫枉虽必须过正，可文武皆为国家之大器，过于偏废哪一样，都会弊端丛生。
  赵匡胤及其继任者对文人的优待，造就了辉煌的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超过了历朝历代，包括曾盛极一时的大唐，其思想、学术、人文观念在今天还能找到影子。
  神经过敏的后遗症（1）
  摆平了武将，使用了文人，可赵匡胤还是不放心。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兵权对政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乱世更是如此。五代时乱糟糟的局面，都是将领势力坐大，谋朝篡位，成了恶性循环。殷鉴不远，赵匡胤变得极其敏感，甚至到了过敏的程度。
  事实上，在宋初确实有些武将身上还有浓厚的五代遗风。历史像一列机车，即便已经踩下了刹车，巨大的惯性还会拖着车厢向前冲去。
  “皇帝不好当啊！”赵匡胤不止一次地呻吟，史称他“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觉都睡不安生，充满了对“武”的恐惧。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平灭荆湖的时候，赵匡胤启用的主帅是名位很高的宿将慕容延钊。慕容延钊和赵匡胤是布衣之交，但不是“义社十兄弟”，“陈桥兵变”时他也不在现场，尽管和赵匡胤的私人关系不错，可在权力斗争中，“私人关系不错”这个砝码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他统领禁军出征的时候，赵匡胤把自己的心腹李处耘派去当了都监，说是帮忙，可总有那么点儿监督的意味。
  慕容延钊也是个人物，在后周就是殿前副都点检，在大宋高居殿前都点检、侍中级使相。这位慕容将军是从五代混出来的，积习难改，对手下的军将十分纵容，部下们偷鸡摸狗、顺手牵羊，什么事都干，把老百姓弄得鸡飞狗跳，他也假装没看见。在一些事情上，根本不和李处耘商议，习惯性地自己拍板。
  李处耘恼火了，论和皇帝的关系，自己可是当今皇帝的嫡系；论职位，自己好歹也是枢密副使，这慕容延钊也太目中无人了。李处耘就开始向赵匡胤打慕容延钊的小报告，慕容延钊也不客气，两人争相上奏掐起来了。
  赵匡胤感觉难办了，他也知道慕容延钊“违纪”，但这个人是后周旧臣中的大旗，万万砍不得，再说慕容将军手里还握着兵权呢。于是，赵匡胤演了出“挥泪斩马谡”，把李处耘的枢密副使罢免了，贬为淄州（山东淄博南）刺史，来安抚还率军在湖南的慕容延钊。
  慕容延钊得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