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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完全丢掉了民生精神，利用职权和手中的交通工具的便利条件，贪污腐化，走私贩运，或者遁入空门，不理世事。主任秘书郑壁成与卢作孚一起创业，干劲、文章、才能都被卢作孚看重，这时已摇身一变成了重庆一个呼风唤雨的地皮大王，他的办公室成了交易所。财务经理彭瑞成利用货轮贩运生铁，结果露了马脚，职工大哗，一时风雨满城。带黄鱼，贩盐运米的事在一些船上屡禁不绝。一度代理过总经理之职的宋师度，颇能洁身自好，只是走入了另一条路。他深信因果报应，轮回再生之说，甚至在公司里参禅打坐，敬神念经。公司一些人也尾随其后。有的人则上班包妓女，吃花酒。
  “民生公司业务从江河扩展到海洋，从国内涉足国外，船队在变大，人员在增多，航线在延伸。然而，收入却一落千丈，如果不是沿海航线以丰补欠，长江航线则从1946年到1949年连年亏损，当然，这中间很大一部分是被迫打差搞军运造成的亏损。1947年11月起，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强迫民生公司转运各种军需物资达30000余吨，人员近20000人。打差运费低，加之时常拖欠付款，物价一日数变，常常一趟差打下来，到手的钱如同废纸。社会在剧烈地变革动荡，旧的在土崩瓦解，新的尚未建立，这个腐败的社会已将它所有的暗疮和病毒暴露出来……民生公司也不能幸免。民生精神的丧失，既是民生公司的悲剧，又是社会的悲剧。”
  卢作孚从加拿大打完官司回来后，立即卷入了这种包围之中。
  此时，内战升级，三大战役即将拉开序幕。国民党南京政府已是奄奄一息了。
  一天下午，卢作孚突然回到家中。一进门，他就大声地对女儿卢国懿喊道：
  “赶快打开收音机，听共产党广播。”
  卢作孚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着，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神情。
  这年冬天，卢作孚在香港与党组织负责人许涤新和张铁生见了面。据一份史料记载，卢作孚的秘书肖林是地下共产党员。
  卢作孚与共产党的接触，早点可追溯到恽代英、肖楚女；稍晚些时是郭沫若。1938年在武汉时，卢作孚即通过郭沫若与党组织有了联系。
  卢子英经常领着郭沫若到红岩村卢作孚家。郭沫若去苏联参加一个会议，还是卢作孚和卢子英秘密地赠送的差旅费。
  卢作孚在1938年时认识了周恩来，从此与周恩来保持着联系。在重庆时，卢作孚经常去曾家岩50号——周恩来办公的地方，聆听周恩来的教诲，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夏末的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去上海民生公司招待所看望过卢作孚。由于卢作孚后来将大部精力集中在借款造船一事上，很久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了。
  1949年春天转眼就来了，时局的急剧变化已越来越明朗。
  卢作孚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区公司主要负责人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只有七八个人，他们是：副总经理兼上海区公司经理童少生，副经理宗之塘、杨成质，总公司人事室主任何酒仁……
  大家神情严肃，沉默无语。卢作孚刚刚收到一封电报，一艘油艇在镇江附近的江面上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截留。
  1949年初，长江口被国民党海军牢牢地封锁着；接着，国民党的舰艇又截断了通往华北东北的北部沿海航线。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将撤退，将退往台湾。
  大家心里清楚，民生公司的轮船将会被掠往台湾。
  如何保住公司的船只？卢作孚的额头拧成一个“川”字。
  这次会议后，根据卢作孚的命令，正在太平洋上行驶的加拿大造“门”字号新轮，掉转船头，驶往香港；长江中下游轮船，除少数必需者外，一律驶往重庆、宜昌等上游地段；正在修理的轮船拆掉主要部件……
  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江防线全线崩溃……
  国民党军队为逃命，抢去了民生公司7只轮船。这批船有5只被抢到了定海。定海离上海吴淞口200余公里。
  5月19日，王化行搭承招商局的江宁轮赶到定海，准备要回被强行截留的轮船。他在定海江面找到了被封锁在江面上的民本、民俗、渠江、怒江、龙江5只轮船。
  王化行通过电讯，把情况向卢作孚作了汇报，然后根据卢作孚的指示，配合“民本”轮船长何志全和“民俗”轮船长海礼士，一起商量如何解决几百名船员的生活问题。当时的定海，人多如蚁，物价惊人。根据卢作孚电示，由王化行出面，以卢作孚之名义，去找国民党后勤总部的高级顾问陈地球。经反复交涉，5只轮船上全部船员的生活问题才得到解决。
  卢作孚得知船员生活问题解决后，才放下心来制定5只轮船脱险计划。他拟了一份电报给浙江省主席，称“民本”和““民俗”两轮是行驶长江的客轮，只能走内河，不能出海，希望予以放行。
  经王化行四处奔走，历时一个半月，方得到答复：同意“民生”、“民俗”离开定海，但只准直开台湾，下准开往其他任何口岸！
  卢作孚收到电讯后，心想这样也好，暂时离开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到台湾后再另图他策。
  数日后，民本、民俗两轮穿越了惊涛骇浪，抵达福州，进而驶抵基隆港。此时，国民党封锁了整个台湾海峡，没有签证，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台湾。卢作孚电示王化行，以江轮为由，向当局交涉。王化行不负期望，在陈地球的帮助下，驶离台湾，平安抵达香港。
  两轮安全脱险，另有3艘扣在定海。卢作孚再次电示王化行赶赴定海，设法将另3艘船救出。
  定海的国民党军事当局认为“渠江”、怒江”、“龙江”三轮乃是登陆艇，可充作军用，坚持不予放行，还扬言要扣留王化行。卢作孚得知后，电呈陈地球和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何世谊，声称这3只船太小，不适宜航海之用，请他们放行。最后在陈地球的帮助下，由联勤总部派去一艘大型登陆艇去定海，这才将民生公司的三轮放了回来。不幸的是，渠江、怒江、龙江在途中遇上了飓风，龙江轮被抛上了大树岛，只得弃船救人。这只船后来被国民党军队炮火击毁。
  至此，陷在定海的5只轮船，除龙江轮损失外，全部脱险。
  此时，民生公司还有一只重要轮船陷在台湾，就是行驶上海至台北的“民众”轮。这条船当时正在台湾修理。为营救它，卢作孚密电基隆分公司，要他们以开辟台湾到香港的客货运航线为理由，将“民众”轮驶离台湾。
  基隆分公司根据卢作孚这一密示，很快就把事情办成了。
  民生公司被国民党派往黄海和东海打差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船，也先后设法脱离了控制，平安抵达香港。至此，全部营救轮船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次长达9个月的营救行动，在港集中了19艘轮船。直到1949年7月，卢作孚才由香港回到重庆。
  1949年9月2日，祸从天降，一把大火从重庆朝天门冲天而起。霎时又刮起了大风，只一个时辰，熊熊大火掠过朝天门，路经信义街，横扫字水街、大河顺城街，逼向小什字。
  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大火所经之地，瞬间化作一片废墟。这次特大火灾，造成了37条街道成了断墙残壁，市民死伤无计，灾民多达4万余人。
  民生公司办事处、物产部以及轮船和港口设施都在这里——200万银元的资产付之一炬。
  45名职工殉难！
  55名家属身亡！
  这场奇怪的大火燃起时，水厂突然停水，消防队迟迟不肯露面。国民党出动的陆、空部队官员，却被警备司令挡驾了！
  没人知道卢作孚是怀着何种悲痛的心情回到重庆的。
  在善后会上，卢作孚双手支撑着头，闭着眼睛，静静地听取汇报。
  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卢作孚赶忙拿起报纸，挡住脸。
  模糊的视线依然能看清报上的黑体字。这是昨天的报纸——《民生公司薛萨生襄理因抢运炸弹竟以身殉职》。报载：
  “民生公司襄理薛萨生，他也是这次大火惨死的一个。然而他一人的死却救活了数万人的生命。据该公司随他一道而幸免逃出的工友述说：薛襄理本是可以不死的，他在甲级囤船上指挥着抢运物资与人。在朝天门泊着两条船，是装小型炸弹的，薛襄理便用拖轮把两个装炸弹的船拖到南岸去，所以当拖轮第三次回到码头时，甲级囤船已经着火。薛襄理就在这时下水被淹死。他虽然死了，但他却救活了数万人。如果两船炸弹不拖走，燃烧爆炸，当时挤在朝天门的几万人都要全部炸死。”
  在这场大火面前，民生公司其他遇难的职工，没有一人在危险面前逃避。他们在个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时，为公司财产、为民众的安全而挺身赴难！
  会上，卢作孚决心举行公祭。时间定于9月21日，在罗汉寺举行“民生公司为重庆市‘九二’火灾罹难员工及员工眷属追悼会”。他哽咽道：“不有公祭，何慰幽灵？不表哀情，何送忠魂！……”
  民生公司制定了4条善后处理措施：
  一、逃出的职工，每人借支薪水半月；
  二、受伤者之医药费用由公司全部支付；
  三、遭焚死淹死者，由公司找寻打捞并埋葬，家属给以抚恤；
  四、凡房舍财产受灾的员工家属，由公司供给伙食3日，有愿回老家者，由公司派船送回。
  善后处理用去2万多个大洋，火灾损失200万大洋，这对于负债累累的民生公司来说，作出那些决定该是多么不易！
  此外，国内银行该还本付息了；国外银行还债期限迫近……卢作孚心力交瘁。
  “九二”火灾提醒了卢作孚，必须尽快疏散上百只轮船。在公司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卢作孚决定：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破坏轮船、囤船，快速将船疏散到沿江不通邮路的地方。
  11月15日，贵阳解放，重庆指日可下，国民党军队在重庆开始大肆撤退，他们一边撤退，一边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幸亏卢作孚及时将船疏散出去，否则，洗劫在所难免。
  卢作孚是11月初离开重庆来到香港的。与往常一样，他仍住在新宁招待所，这是中国旅行社经营的一个旅馆，客房虽然简朴，但环境清幽。
  最初，卢作孚并没打算离开重庆，但架不住亲朋好友的劝阻。由于国统区一直受着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还并不全面地真正了解。许许多多的爱国知名人士纷纷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在10月底的时候，卢作孚就已接到国民政府的通知：要他立即准备去台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暂避香港。更何况香港还有十几艘轮船泊在港湾，那些都是民生公司的主力船。
  卢作孚把家眷一一作了安排：妻子和两个孙儿送到北碚，由卢子英照顾；长子卢国纪回天府煤矿工作；次子卢国维继续留在重庆上学；自己带着小女儿国仪飞到香港。
  民生公司的19艘轮船泊在基湾和荔枝角等港口。如何保证这些船只的安全和1000多名船员吃饭的问题？卢作孚苦苦寻思。
  毫无疑问，国民党的旧旗帜必须换掉。那么，在香港这个英属殖民地悬挂新中国的旗帜是否合适？经反复考虑，卢作孚决定暂时改挂第三国旗。他电令位蒙特利尔的王世均与加拿大政府协商：在加拿大新造的“门”字号轮船改挂加拿大国旗，其它轮船按海洋大国惯例改挂巴拿马旗，在巴拿马注册。
  根据加拿大航业法规，挂加拿大旗的轮船，高级船员必须聘用加拿大人或英国人。
  民生公司自己船员的生计都成问题，哪里拿得出那么多外汇来支付外国高级船员的高薪！卢作孚一口拒绝。
  加拿大政府让步了，内阁会议决定，同意民生公司在港轮船易帜。加拿大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孟西斯在报告这一决定后，感慨地说：“加拿大依照这样的条件准许外国商船改挂加旗，确属有史以来第一次。”
  接着，卢作孚又采取开源节流等各种措施，解决了香港船员的生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