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自然法或成文法、神法或世俗法，涉及公开的丑闻或秘密的诡计，涉及这些罪犯及其受害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涉及他们打算或实际造成的混乱以及引起的恐慌。因为惩罚必须以极其严峻的方式将罪行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所以惩罚也必须对这种“残暴”承担责任：它必须通过忏悔、声明和铭文揭示残暴；它么、须用仪式复制它，以羞辱和痛苦的方式将其施加于犯罪者的肉体上。残暴是犯罪的组成部分，而惩罚则用酷刑来回击，目的在干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残暴是一种机制的固有现象，这种机制能在惩罚本身的中枢产生可见的犯罪真相。公开处决是那种能够确立被惩罚事物的真实情况的程序之组成部分。其次，犯罪的残暴也是对君主的激烈挑战。它使君主做出回应，这种回应比犯罪的残暴走得更远，以便制服它，通过矫枉过正来消灭它、克服它。因此，附着于公开处决的残暴具有双重作用：它既是沟通犯罪与惩罚的原则，也加重了对犯罪的惩罚。它提供了展示真相和权力的场面。它也是调查仪式和君主庆祝胜利仪式的最高潮。它通过受刑的肉体将二者结合在一起。19世纪的惩罚实践尽可能地拉开“平和的”真相探求与无法完全从惩罚中抹去的暴力之间的距离。这种实践力图区分应受惩罚的犯罪与公共权力所施加的惩罚，表明二者的异质性。在犯罪真相与惩罚之间，只应有～种合理的因果关系，而不应再有其他关系。惩罚权力不应被比它所想惩罚的罪恶更大的罪恶玷污自己的双手。它应当不因它所施加的刑罚而蒙受恶名。“让我们尽快制止这种酷刑吧！它们仅属于那些头戴王冠、统治罗马人的怪物”（帕斯托累［Pastoretj《论对武君者的惩罚》，11，61）。但是，按照前一时期的刑罚实践来看，在公开处决中，君主与罪恶的密切联系，由“展示证明”和惩罚所产生的这种混合，并不是某种蛮荒状态的产物。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残暴机制及与其必然相关的联系。清算罪过的残暴用无限的权力组织了毁灭邪恶的仪式。
  罪与罚通过残暴联系和结合起来，这一事实并非某种被心照不宣地公认的报复法则的产物，而是某种权力机制在惩罚仪式中的效应。这种权力不仅毫不犹豫地直接施加于肉体上，而且还因自身的有形显现而得到赞颂和加强。这种权力表明自己是一种武装的权力，其维持秩序的功能并非与战争功能毫无关联。这种权力将法律和义务视为人身束缚，凡违反者均为犯罪，均应受到报复。凡不服从这种权力的行为就是敌对行为，就是造反的最初迹象，在原则上，无异于进入内战状态。这种权力无须说明它为什么要推行贯彻法律，但是应该展示准是它的敌人并向他们显示自己释放出来的可怕力量。这种权力在没有持续性监督的情况下力图用其独特的表现场面来恢复自己的效应。这种权力正是通过将自己展示为“至上权力”的仪式而获得新的能量。
  为什么不以“残暴”为耻的惩罚会被力求“人道”声誉的惩罚所取代？对此，有许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应该首先加以分析的，因为这个原因是公开处决本身所包含的，是其功能运用的一个因素及其长期混乱失调的根源。
  在公开处决的仪式中，主要角色是民众。他们实际而直接的存在是举行这种仪式的必需品。如果处决秘密进行，即使广为人知，那也几乎毫无意义。公开处决的目的是以做效尤，不仅要使民众意识到最轻微的犯罪都可能受到惩罚，而且要用权力向罪人发泄怒火的场面唤起恐怖感。“在处理刑事犯罪案件时，最棘手的是如何实施刑罚：对罪人恰当地实施刑罚，发挥做戒和恐怖的作用，正是该程序的宗旨和目的，也是唯～的成果”（Bruneau，第一部分前言）。
  但是，在这种恐怖场面中，民众的角色是多义的。民众是作为观众而被召集来的。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观看公开处决和当众认罪。示众柱、绞刑架、断头台等设立在广场或路旁。有时在犯罪地点附近让被处决的犯人暴尸几日。民众不仅应该耳闻，而且应该目睹，因为必须使他们有所畏惧，而且有必要使他们成为惩罚的见证人。他们还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惩罚。见证的权利是他们所拥有的并要求得到的权利。秘密处决是一种特权。人们往往会怀疑它是否按照通常的严峻方式进行。当受刑者在最后一刻被带走而避开公众时，就会爆发抗议。有一名高级邮政官因杀妻而被示众。示众后，他被从围观的人群中带走。“他被押上一辆出租马车。民众对他百般侮辱。如果无人护卫的话，很难使他免受民众的虐待”（Hardy，I，328）。当一个名叫勒孔巴（I－esbat）的妇人被送上绞刑架时，她的脸部被有意蒙起来，她被“一块头巾包住脖子和头部。民众因此哗然，认为这不是勒孔巴”（Anchel，70～71）。民众认为自己有权观看处决，有权看到被处死的人。当第一次使用断头机时，《巴黎记事》（ChronltruedeParis）报道说，民众抱怨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他们高唱“还我绞刑架”（I。awrence，自第71页起）。民众也有参与权。当犯人被游街示众并被用各种方式显示其罪行的恐怖时，他被有意地提供给观众，让观众侮辱他，有时是让观众攻击他。民众的报复被召唤出来，成为君主报复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它绝不是最主要的，君主也不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民众的报复。毋宁说，当国王决定“向自己的敌人雪耻”时，尤其当需要在民众中寻找这些敌人时，民众应该给国王提供帮助。这种帮助更像是民众为国王的报复所做的“断头台杂役”。这种“杂役”在古老的法令中就有规定。1347年关于读神者的法令规定，这种人应置于示众柱，“从清早一直展示到死亡为止。除石头和其他伤害身体的物品外，泥土和其他垃圾均可掷向其面部。…如果是累犯犯人，我们的意见是，在重大集市日，将他置于示众往，并将他的上唇割开，露出他的牙齿。”无疑，在古典时期，这种参与酷刑的方式仅仅是受到容忍而已，当时有人在设法限制，其原因是它引出种种暴行，而且它还包含着对惩罚权力的港越。但是它属于公开处决的一般机制，而且关系密切，难以根除。甚至在18世纪，还有些场面类似于1737年处决蒙蒂尼时的情况。当刽子手进行处决时，当地渔妇列队游行，高举着犯人的模拟像，然后砍掉它的头（An－chel，63）。而且，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犯人游街通过人群时，必须“保护”犯人免遭人群的攻击。对于围观者来说，罪犯既是一个做戒的榜样又是一个攻击的目标，既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又是一个“猎物”，而这个“猎物”既是应允给他们的又是禁止他们捕获的。在召集民众来显示其力量时，君主能够暂时容忍暴烈行动，他将此视为忠诚的表示，但他又用自己的特权严格地限制这种行动。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民众被召来观看旨在恫吓他们的场面，而他们则可能表现出对惩罚权力的拒斥，有时会出现暴乱。阻止不公正的处决，从刽子手手中抢走犯人，用暴力争取对犯人的赦免，追打刽子手，辱骂法官和喧闹公庭、反对判决——所有这些构成了民众干预、指责并往往破坏了公开处决仪式的实践。当然，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因暴动而被判死刑的犯人案件中。在著名的劫持儿童案件中就出现了骚动。三名所谓的暴乱者被预定吊死在圣一让公墓，“因为那里只需要较少的人来把守人口和警戒游行队伍。”‘们群众想阻止处决的执行。惊慌失措的刽子手砍死了一个犯人，弓箭手乱箭四射。在1775年的粮食风潮之后，1786年做散工的工人进军凡尔赛，试图解救被捕的同伴时，都一再出现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中，不满早已酝酿，而且不是针对刑事司法的某些措施。此外，还有许多例子显示，不满是由某项法令或某次处决直接触发的，即“断头台周围的骚乱”，规模虽小，但频频发生。
  就其基本形式而言，这些骚乱始于人群对即将处决的犯人发出的鼓励呼喊，有时是喝彩。在整个游街过程中，犯人得到“温顺善良者的同情和冷酷无畏之徒的鼓掌、赞扬和羡慕”（Fieldng，449）。当民众聚在断头台周围时，他们不仅为了目睹犯人的痛苦和激起刽子手的热血，而且是为了听到一个已一无所有的人咒骂法官、法律、政府和宗教。在公开处决时，犯人将受到人间最严厉的惩罚，因此允许他们有片刻的恣意胡为。有了“即将处死”这个保护伞，罪犯就可以任意说话，而围观的人群则给以喝彩。“如果史籍精心记录受酷刑和被处决的人的临终话语，如果有人有勇气读完这种记录，甚至如果有人仅仅对那些出于残忍的好奇心而聚在行刑台周围的卑劣民众产生疑问的话，那么他将获悉，凡死于轮刑的人没有不因使他犯罪的苦难而诅咒上天、咒骂法官的野蛮、诅咒身边的牧师、亵渎造就他的上帝”（Boucherd’Argis，128～129）。这些处决仪式本来只应显示君主的威慑力量，但却有一个狂欢节的侧面：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变成英雄，荣辱颠倒。与犯人的眼泪和呼喊一样，鼓励也只会引起对法律的冒犯。菲尔丁略带遗憾地指出：“将死亡观念与耻辱观念结合，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容易。……我要问目睹过一次处决或处决前的游行的人，请他告诉我，当他看到一个可怜的人被缚在车上，处于生死边缘，因即将降临的命运而面色惨白、浑身战栗时，他可曾产生耻辱的观念？如果犯人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无赖，那么他在此刻的光荣，很少会使观看者产生这种情绪”（Fielding，450）。对于在场观看的民众来说，即使君主采取最极端的报复，也总是有一种为犯人报仇的借口。
  当民众认为判决不公时，或者当人们看到平民因有点理由的犯罪而被处死，而出身高贵或富有者犯同样的罪行则可能受到较轻的刑罚时，尤其会产生上述情况。在18世纪或稍晚些，某些刑事司法实践似乎已不再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处决犯人很容易导致社会骚动。有一名司法长官注意到（DuPatv，1786年，247），因为最穷苦人的声音不能在法庭上表达，因此在公开显示法律、将穷人召来做为目击者和法律的助手的地方，穷人会强行干预：凭借暴力介入惩罚机制并重新安排其效应，”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接纳惩罚仪式的暴力。当时出现了反对刑罚中的社会阶级差别的骚动。1781年，尚普雷（Champr6）的教区神父被该地庄园主杀死。当局试图宣布凶手精神失常。“农民对这位神父极其拥戴，因此群情激奋，开始似乎打算对老爷下毒手并焚烧城堡。……人人表示抗议，反对大臣剥夺司法机关对这种十恶不赦的罪行行使惩罚手段，宽有凶手”。有的骚动是反对对某些常见的违法行为（如侵入民宅）做出过重的判决，或反对对某些因社会所迫而犯的罪行（如偷窃）所使用的惩罚方式。对这类犯罪使用的死刑引起很大的不满，因为在一个家庭中有许多仆人，在发生这类事情时，他们很难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他们很容易成为主人泄愤的牺牲品，因为某些主人纵容这种行为，这就使被指控、定罪和送上绞刑架的仆人受到更不公正的待遇。处决这类仆人时往往招致抗议（见Hardy，I，319，367；Ill，227～228；IV，180）。1761年在巴黎发生一次小骚乱，起因于对一个偷窃主人一块布料的女仆的同情。尽管这个女仆认了罪，归还了布料并请求宽恕，但主人拒绝撤回自己的起诉。在处决那天，当地民众阻止绞刑，洗劫这个商人的店铺。结果，女仆获得赦免，但有～个用针扎那个恶毒主人而未遂的女人被流放三年（Anchel，226）。
  人们都记得18世纪的一些重大案件，当时开明的思想通过“哲学家”和某些司法长官对这些案件进行干预，如卡拉（Calas）案件，希尔万（Sirven）案件和拉巴尔骑土（Chevalierde！aHarre）案件。但是人们很少注意惩罚实践所引起的民众骚乱。诚然，它们很少超出一个城镇甚至一个区的范围。但是它们具有很实际的重要意义。有时这些起源于底层的运动波及到上层或吸引了较高地位的人的注意，后者利用它们，赋予它们新的因素（如在大革命前夕，1785年，被错判犯件逆罪的卡特琳·埃斯皮纳（CatherinEsPinas］的案件，1786年迪帕蒂［DuPatyy在著名的回忆录中记载的肖蒙［Chaumon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