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大臣为此对富兰克林耿耿于怀，因为他以为公司对他的反对报告提出的抗辩是出自富兰克林的手笔。而实际上不是。他还不知道，他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在枢密院中的政敌起了作用。当时，他在英王眼中已不那么重要了。达特茅斯勋爵继任了该职。
  至于富兰克林自己，在经历了这么长的奋争以后，突然感到厌倦，这个计划对他来说是偶然进入他的生活的。1774年，他被英国内阁中伤并解职，他便放弃了在大俄亥俄公司的股份。在美国西部领土的开发上，他还参与了费城一些土地投机者有新斯科提亚建立21座城镇的计划。在那个计划中，他有2千英亩土地的份额，可望获利，尽管目前那计划进展颇不顺利。
  ★　　旅居英伦
  富兰克林1764年再次出使英伦，在伦敦一住就是1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牵挂着远在费城的家和亲人，他也享受着近在身边的亲情和友谊。
  来做伦敦的第二年，他的家庭收支曾经历了一次紧张局势。那一年，富兰克林和大卫·霍尔的合伙合同期满，这意味着富兰克林每年将失去500镑的进账。为此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日期是1767年6月22日，谈到这一情况时说：“我们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断了。如果我再失去邮政方面的职务——比起其他的变故，它要有可能得多，我们就只能靠房租和利息过活了。……我在这儿在不影响生活舒适的前提下尽量俭省，我不请任何人吃饭，只要在家里用餐，我只吃一道菜就够了。但即使如此，这里的每一件生活用品都如此昂贵，我们的花费让我吃惊。……当人们的收入减少时，如果他们不能相应地减少他们的开支就必将变得贫困。假如我们还年轻，还可以去做生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我想我们已过了那个年纪了，而经营不好的生意比不做生意会让人毁掉得更快。”当时，富兰克林由此想到他们没有力量花500英镑以上的钱让萨拉在结婚时打扮自己。
  萨拉·富兰克林那年24岁，漂亮、健康，金黄的头发像她父亲，红润的肤色像她母亲。她的未婚夫是出生于约克郡的商人理查德·贝奇，年约30，他是从纽约到费城去的。萨拉的哥哥威廉认为贝奇是想通过萨拉得到富兰克林家的财产，并且把这想法告诉了父亲。然而，萨拉爱上了贝奇，他们的婚事也已得到她母亲黛博勒·富兰克林的首肯，这一点，富兰克林也同意了，尽管他不认识贝奇。当年8月5日，不大放心女儿婚事的富兰克林向女儿建议，假如贝奇的生意情况不能使他们较早结婚，萨拉可以来伦敦，然后和父亲一同回去。然而萨拉留在了费城，并且在10月份结了婚。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港口里的船只全都升起了旗，为她庆贺。
  后来，由于富兰克林得以留任邮政总代理的职务，并且继续担任宾夕法尼亚的代理人，还于1768年、1769年先后被聘为乔治亚、纽泽西和麻萨诸塞三州的驻英代理人。这样一来，他这几项职务的薪酬加在一起共达1500镑，即使他经常把自己的钱用于公务，这些收入还是超过了以往他从大卫·霍尔处得到的收益。他个人的财政困难也就结束了。
  在伦敦克雷文街斯蒂文森家中的富兰克林，与其说是住在那里的房客，还不如说他更像那一家的一家之长。在这里，姓富兰克林的人越来越多。1766年5月前后，富兰克林的一位族兄、染匠托马斯·富兰克林从莱斯特郡到伦敦来看他，带着13岁的女儿萨丽·富兰克林。在斯蒂文森夫人的劝说下，托马斯同意将女儿留下由她照料，以便上点学，学些待人接物方面的知识。后来这个女孩大多数时间就住在这里，直到她7年以后嫁给萨里的一位农民时，才离开。那些年，她实际上成为富兰克林的第二个女儿。富兰克林的孙子谭波尔这时已有六七岁了，被送到肯辛顿的一所寄宿学校学习，每逢假期，他便回到祖父身边住一阵子。斯蒂文森夫人的女儿波莉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姨母蒂克尔夫人家里。因为斯蒂文森夫人不喜欢写信，所以多半是由富兰克林把家中发生的事写信告诉波莉。总之，住在这所宅子里的人相处得如同一家人，有时候，房主和房客一块儿被斯特拉汉请去吃饭。
  富兰克林长期远离费城的家，他和家人之间的亲密纽带常常靠信件维系。他说过，黛博勒是他的最佳通信人。他还是常给妻子和女儿买衣料和其他用品——都是在斯蒂文森夫人或者波莉的帮助下选购的——寄去，他妻子则给他寄来玉米粉、荞麦面、苹果、蔓樾桔和桃干、桃仁。1769年8月，萨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那以后，黛博勒的来信中常常通篇都谈到她可爱的小孙子。富兰克林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却对妻子如此热衷于当祖母作一番番打趣。但是他自己也忍不住要她们多告诉自己一些小外孙的故事，还常常抱怨妻子的来信在这方面没谈到什么新东西。
  克雷文街这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完全是在适应富兰克林的需要，而他是容易满意的。每天清晨，富兰克林很早就起床，做他独特的“爽身浴”，即：身上什么都不穿地坐着，或读书或写作，时间看季节而定，一般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对此，他曾告诉一位朋友说，“在完毕以后，如果我在穿衣以前回到床上去——有时候我是那么做的——补足我夜里的休息，那一两个小时便是我可以想象的最令人满意的睡眠”。他每天都刮脸，早餐吃得很少，大多数个人的工作都在上午完成。他总是把收到的信件、留言、请柬、文件都保存起来，而寄出去的都留有副本，所以他的文件和记录不时地变得很乱。
  1770—1771年他的两个侄孙乔纳森和约赛亚·威廉斯从波士顿来看他，乔纳森将他的记录阅览了一遍，编出了一套全新的存放法。
  富兰克林没有多少上午能留在家中，有那么多的大人物他得去拜访，去游说，以争取他们对北美殖民地的事务持同情态度。他常常是一早就乘他的专车出去，到3点或4点才能吃午饭。在忙于办事的日子里则很少回家吃饭。到了晚上，他可能在他的住处喝茶，然后玩纸牌。有时候他到酒店或朋友家里去。他似乎不大看戏。在外出的日子里，他很晚才回家睡觉。
  他不时受到痛风病和感冒的困扰。他知道他需要锻炼，但他没有时间去锻炼。在日常生活中，他尤其注意保持空气新鲜，他夜里一般都开窗睡觉。斯蒂文森家的这所宅子有时候住得相当挤，但屋子里的空气总能保持新鲜。
  富兰克林和波莉之间的友谊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在他们的通信中不再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她的朋友多萝西·布朗特也是他的朋友。1769年夏天，富兰克林从巴黎回来，波莉新寄信给他，“欢迎我亲爱的、尊贵的朋友回到英格兰，”然后告诉他，她在访问马尔格特时遇见了一位年轻医生，她告诉富兰克林她可能会嫁给他，尽管那年轻医生还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心迹。
  到第二年5月那年轻医生威廉·休森向她求婚了。波莉征求了富兰克林的意见，然后在几个星期之内结婚了。波莉把她的新生活和新亲属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则于7月24日写信给她说：“我会爱每一个爱你的人，所以我想我该及时地爱你的新母亲、新姐妹和新多莉①。我发现我已经开始喜欢他们了，如果你认为合适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但是你的老多莉②和我已经同意互相之间比以往更爱对方，来尽可能地弥补我们所失去的”。
  ①多莉，多萝西的昵称。此指波莉的新朋友。
  ②老多莉，指波莉原来的朋友多萝西·布朗特。
  到了9月，休森夫妇搬到克雷文街来住，而斯蒂文森夫人于22日带着萨丽·富兰克林到罗切斯特去，留下波莉管家。富兰克林为了让他们知道人们如何想念她们，并打趣波莉，便以报纸通讯的形式写了《克雷文街报》，那是富兰克林冒充为一个懒人，写的一系列短文，幽默而有趣。
  第一篇写的是：“今晨，玛格丽特女王由她的第一女官富兰克林小姐陪同，出发前往罗切斯特。……人们私下议论，女王陛下离开时的新的家政管理像所有其他新的行政管理一样，会优于原有的管理。”
  后来的许多短篇“报道”中，有这样一些：“现在，人们从不快的经历发现，好的决定容易作出，实行起来就不同了。尽管参事会昨天宣布了庄严的命令，今天还是没有一个人去教堂。情况似乎是那位格雷特·珀森①的庞大身躯躺在床上时间太长，使得早饭还没吃完，穿着修饰就已经来不及了。至少这是一个借口。从我们伟大同胞的例子来看，指望用罚款来实行改革是徒劳无功的”。“我们听说，从女王陛下离开克雷文街到今日，没有人注意整理报纸，而这些报纸躺在每个房间的每处窗台上和每把椅子上，正好是那位格雷特·珀森看完后所放的地方。政府长期置于这样的人的管理之下，是不可能的”。
  ①格雷特·珀森，英文Great　Person的译音，意为“大个子”。富兰克林戏指自己。
  最后是一篇对波莉管家业绩的“恭维”：“婚姻消息：我们的上一次婚姻后尚无一桩；死亡消息：在后面的橱子里和其他地方有许多不幸的老鼠；储备：饼干——极少，荞麦面和印第安粉都已坏了。茶叶——茶叶罐里一天比一天少。葡萄酒——残存不多。星期三，9月26日。附言：秘密消息毫不迟疑地就传遍了，我们的第一女总管极为引人注目地在今日去了市场，买回了羊肉排骨和一便士四个的苹果，并修补了两处裂缝”。
  克雷文街的这家人就是在这样融洽和谐的气氛中生活。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间，波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这位科学家成了孩子的教父。从那以后，每当妻子那满载小外孙轶事的信到了以后，富兰克林喜悦之余，也将这边他的教子的趣闻回信告诉妻子，如那孩子的长牙、开始走路和开始说话等等。
  波莉时常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情。当他外出游历时，就写信。有一次，波莉写信告诉他说，她母亲有了一位新的追求者。富兰克林回答说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已习惯于挑战，而且凡是我喜欢的朋友或女士，往往有其他人和我一样喜欢他们”。
  对于波莉和其他敬爱富兰克林的伦敦年轻姑娘来说，富兰克林一身兼为哲学家、父亲和朋友。其中的一个，朱迪丝·奥斯古德，还曾引起人们的猜疑。朱迪丝住在金街，于1770年8月同富兰克林的同事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为俄亥俄公司土地之事同到伦敦来。因此很自然富兰克林见过她，而且富兰克林在给福克斯克罗夫特的信中提到她称她为“我的女儿”也并非不自然，而不像有些人怀疑的那样是富兰克林的另一个私生孩子。因为朱迪丝是英国人，1770年已达到结婚年龄，不可能是一个1726年到1757年都在美国的人的女儿。朱迪丝只不过是富兰克林称之为女儿而她又愿意被这样称呼的又一个年轻妇女。
  1772年10月，波丽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斯蒂文森夫人们房子让给了休森夫妇，自己和富兰克林搬到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幢屋子里去。11月3日，富兰克林在信中告诉儿子，“我几乎已经在我的新住所里安顿下来了，但是搬动和清理我的文件和放置我的书和其他东西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看到自从来到英格兰后，我的书增加得有多快，真是令我吃惊。来的时候我一本书都没带，而现在我有了一屋子的书，其中许多我是从德国、荷兰和法国收集来的，主要包括日后可能对以美洲有用的那些知识。”
  1774年春，对富兰克林来说是一段黑暗的日子。休森的两个男孩都得了天花，而他们的父亲因在做手术时被感染，死去了。威廉·休森留给波莉了一个遗腹女儿。波莉在姨母死去后得到了一笔遗产。不久，美国爆发的革命将富兰克林召回了美洲，后来他又去了法国，但富兰克林和波莉一直保持着友谊，无论是时间还是战争都没有使他们之间变得疏远。
  在伦敦，作为一名热爱家庭、喜爱孩子的男人，富兰克林很少遇到在这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告诉妻子，在伦敦，如果向一打男人打听他们的婚姻状况，准有11个是单身汉，他们不结婚的主要原因是一位英国妻子的日常的巨大花销使他们望而却步。可是他终究结识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喜欢人口众多的家庭生活的朋友，这就是圣阿萨夫教区的主教乔纳森·希普利。
  希普利主教的乡村宅邸在温切斯特附近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