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码两千五百人吧。”
  “剩下的那五百多怎么回事呢？”
  “比我们还清醒的野心家，小小的政治投机者，被既得利益收买者，时代制造的半颅人。”
  “半颅人？。。”
  “只有左半边大脑。”
  “你以为你挺深刻是不是？”
  “反正我不是半颅人。”
  我忽然觉得，我们相处两年来，那天才彼此了解，往后可以成为最知己的朋友。我不禁隔着桌子向他伸过一只手去，在他的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小莫领会了我这一动作的表示，苦笑了一下，说：“不谈这些，我们走吧！”
  我也说：“走吧。”望着小莫，却未站起。
  小莫也未站起，又自言自语：“这个申·沃克，好像认定了我们俩就应该是他主动了解的中国人似的！”
  我问：“晚饭我们俩带头坐‘留学生专桌’么？”小莫反问：“我们当时应诺他了么？”
  我说：“也不算应诺。”
  小莫说：“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带这个头。”
  “是完全没有必要。”我表示同意。
  可小莫紧接着又说：“其实带了这个头也无所谓，不过就是坐在哪儿吃饭的问题。”
  我想了想，又表示同意：“是无所谓。”
  我们刚才紧张的神情渐渐松弛，对望着，忽然都觉得我们之间的谈话既认真又可笑，因为非常认真而显得非常可笑。我们都忍不住噗哧笑了起来。。然而我们并没有获得带头坐“留学生专桌”就餐者的“荣幸”。当我和小莫一块儿来到饭厅，“留学生专桌”早已不成其为“专桌”了。围坐着它们吃饭的更多是中国学生。“留学生窗口”也名存实亡。有几个中国学生想为所有的中国学生作出表率，假装大大咧咧的样子，将饭碗从窗口递了进
  去，却又被粗鲁地推了出来。卖饭的姑娘一本正经地说：“没接到取消‘留学生窗口’的通知，我可无权擅自破例！”那几个中国学生只好悻悻离开。
  但是所有的留学生们，毕竟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愿望实际上已获得了所有中国学生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一个个因此而格外高兴，分散地与中国学生们坐在一起，又说又笑。大多数中国学生，在这种不常见的友好气氛中，却还是习惯地，不，是本能地表现出矜持和拘谨。
  小莫说：“还真造成了一种水乳相融的局面呢！”我纠正他道：“实际上
  还是水乳不相融，不过混兑在一起罢了。好比鸡尾酒。”小莫说：“比喻得不错。”两天后，“留学生办”通知我，说要找我谈话。我马上联想到了申·沃
  克三天前从饭厅到四号楼的路上对我和小莫发表的那些言论，忐忑不安。但又一想自己毕竟没说过一句附和沃克的话，心里踏实了些。隔墙有耳。路上也有耳。大学没教给我什么正经知识，侧教给了我不少“防人”的经验，或曰“常识”。那便是——尽量将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包裹得愈严密愈安全。
  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教训是太值得记取了。入学数月后，我便观察出同学中有几位善于“打小汇报者”，殊恶之。曾以刻语相讽。一日，晚饭后，同学Ｈ邀我出去散步。他与我同寝室，而且上下铺。我下他上。我当时有些不舒服，但其邀甚殷，难以坚拒，强颜随行。
  走出校园，跨过马路，漫步一条僻静小街。其实那算不得一条街，也算不得一条巷，一侧是大片菜地，另一侧有零散民宅。我只是相与走着，并无话说。Ｈ偶尔说一句淡话。实实在在的是“散步”。
  Ｈ突然发问：“你猜，这是谁住的地方？”
  我看时，见高墙内树冠探出，洋楼露顶。院内寂寂然如无人所居。走至门前，门半掩，得窥院内卵石铺路，冬青成篱，月季盛开。有葡萄架，串串葡萄挂缀架下，待人剪摘。我不知这是什么人住的地方，摇头。
  Ｈ告诉我：“这是陈望道先生的住所。”言罢，脸上闪耀出神秘之色。我顿时肃然起敬，倒退着离开院门前。直至那时我还是一句话都没有与他说，不知为什么，那个傍晚我就是
  不想说话。也许仅仅是由于身体不舒服。我们从它路回返，Ｈ突然又问：“哎，
  你觉得那院子怎么样？”我不甚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迷惑地瞧着他。他一笑，进一步问：“要是让你在那么一座院子里生活，你会感到满意
  吗？”我随口回答：“当然满意。”我觉得他问得有点莫明其妙，回答前并未作任何严肃的思考。他问了
  我好几次话，一次也不回答，未免有故意冷淡之嫌。我本无此意的。那样回
  答了，认为他就不会再问什么了。而且我回答的也很实在。他果然不再问什么。却看出他内心里暗暗高兴，竟吹起口哨来。“当然满意”——这四个字，是我与他散步时说过的唯一一句话。两天之后，星期六的晚上，系里召开全系师生大会。工宣队副队长发
  表讲话，表情严肃得义愤于色：“我们有的同学，资产阶级占有思想极为严
  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严重到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中的地步？我倒要问问这个同学，你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那么让陈望道先生搬到什么地方去住？
  大概你还梦想着住进中南海去吧？这叫野心啊！。。”
  我回头者了Ｈ一眼，他明知我在看他，却装作没有注意到我，一副认真聆听的样子。
  我明白了，他那一天是存心“邀”我去“散步”。同时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智慧的圈套诓我上钩——因为入学后我和他同时交的“入党申请书”。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退出了这场两个人的“战争”。我实在不想卷入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认识到，我一旦卷入，他我之间，便无所谓“正义与邪恶”了。况且我也决不是他的对手。从此我再也没有交过一份“思想汇报。”
  还有一次，一位党员同学，虔诚之至地对我说：“大梁，你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了，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啊！”我慌忙回答：“你可别说这样的话！我发表过的那哪叫小说，不过是在《兵团战士报》上以故事形式发表过一两篇好人好事，咱们都一样，要搞创作，都得从头学起。。”
  我最怕别人提我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提的人越多，提的次数越多，使我感到的压力就越大。入学的第二天，十六名同学聚在一起，与老师们一块开“漫谈会”。一位老师问谁入学前发表过作品，皆默默然。我以为大家是因为彼此陌生而拘束，为了打破僵局，便首先说：“我入学前发表过几篇小小说、小诗、小散文。”老师说：“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其他同学呢？”默默然者们仍默默然。可怜，名曰：“创作专业”，十几名学生，半数以上党员，发表过什么的，除我和一位女生外，竟没有第三个。也就是从入学的第二天，老师们总是不断受到“推行智育第一”的种种指责。而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所谓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那位和我一样入学前发表点小文字的女同学，因为是女同学，幸免之。
  一位党员同学要求我在写作上帮助他，并未使我感到受宠若惊，反而使我感到意外。
  不料那位党员同学一本正经地说：“你别假装谦虚好不好？谦虚过分就是虚伪。”
  我见他这么说，又确很虔诚，便回答：“你是党员，你思想觉悟比我高，请你在思想上今后多帮助我。”
  不料以后小莫暗暗告诉我，我又被“出卖”了一次，那位党员同学竟向工宣队汇报，说我要与他达成一笔“交易”——我请他帮我解决组织问题，以帮他修改文章为报答。
  他们不向老师汇报我什么，因为老师们都挺爱护我。我虽愤怒，但只想再多铭记一次教训，并不愿与之吵翻。随他们去好了。
  又过了几天，那党员同学，竟果然拿了一篇什么文章请我帮忙润色文字。其话，其态度，其表情依然那么虔诚之至，那么令人难以拒之。
  我的回答颇不文明——“去你妈的！”
  中国的“国骂”有时候很叫劲儿。
  “你。。”他目瞪口呆。
  我说：“老子早就不交思想汇报了！你是党员，你会不知道吗？”
  他心中有鬼（是否有愧不得而知），退回辅位，钻进蚊帐去了。。
  自从我打消了争敢入党的念头，觉得自己变得无所畏惧了。而且某些人也确实反过来开始怕我了。我尝到了做人的某种“甜头”。但戒备之心，已成本能。除了小莫，不与任何人过从。暗暗立下与某些人老死不相往来的誓言。
  无所畏惧——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因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卖”得更惨的。“出卖”——各种人们之间的各种“出卖”，已不复能用“品德”二字解释，那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种显微镜下分析，每个最渺小的病毒，都带有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的特征。
  所以我本能地认为申·沃克对我是个“危险”的人物。小莫也接到了“留学生办”的“传讯”。
  他将我扯到校园内一个僻静的地方，很有些紧张地问：“前天我没对沃克说什么‘过杠’的话吧？
  我肯定地回答：“没有。”
  他又问：“也没对你说什么‘过杠’的话吧？”
  我摇摇头，用同样肯定的语气回答：“没有？”他顿时出了一口长气。
  我问：“就是你说了什么‘过杠’的话，难道还怀疑我出卖你不成？”
  他脸红了，说：“你可千万别那么以为啊！我不过是有点神经过敏罢了。申·沃克这个外国佬，今后咱俩都得躲避着点。否则咱俩不定哪天准倒霉！”
  我比小莫更明白这一点。
  但是沃克自己肯定不明白。
  他不过就是想主动与两个中国学生建立友谊，对中国人有所了解而已。在那一历史时期，一位外国人想要真实地了解一个中国人，那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哪个中国人如果向一位外国人真实地坦露自己头脑中的思想，不是想入狱，就准是个疯子！我和小莫都不愿一脚就从大学校门跨进监狱大门去。我们的神经也没什么毛病。
  我们按时来到“留学生办”，“召见”我们的是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工宣队员。看样子不过是个小角色，却偏要故作出一副大人物的派头。从校党委到各系总支，逐级都有工宣队员担任要职，所谓掺入高教战线的“沙子”，领导“教育革命”。此公即是一粒“革命”的“沙子”。而当时复旦的党委书记，竟是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现役军人。就差一位贫下中农了。若齐了，真可谓之曰“复旦工农兵政权”。
  我和小莫落座后，那工宣队员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吐出一缕，先瞅瞅我，后瞅瞅小莫，语调缓慢地说：“情况嘛，是这样的，我们经过研究以后，接受留学生们要求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的愿望。当然，这无疑会使·我·们今后面临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复杂化。可·我·们既是来领导上层建筑的，就不怕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每说到“我们”两个字，便带有格外强调的意味。
  “我们”两个字，暗示出工宣队在复旦园中至高无上的权力。
  我和小莫都不作声。我们预先商量过“对策”，要装成两个头脑简单的大傻瓜。
  “情况嘛，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决定，你们俩以后同瑞典留学生申·沃克住在一起。”他话题一转，眈眈地盯着我们。
  太出乎意料了！
  我和小莫对视一眼，真都有点发傻了。
  “据说，你们与申·沃克接触频繁？”对方挪动了一下工人阶级强壮的身躯，往沙发靠背挺舒服地一靠，脸上呈现出令人怀疑的和气表情。
  “这是胡说！我们与申·沃克只接触过一次！”小莫当即反驳。
  “别发火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那表情，那口吻，依然怪和气的。
  我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指一个人对待错误应取的态度，我们与留学生接触过一次，也算什么错误吗？何况是申·沃克主动与我们接触。。”
  “这个申·沃克都与你们谈了些什么？”对方打断我的话，猝然发问，同时将身体迅速地俯向我们，仿佛一只会相面的大猩猩似的瞪着我们的脸。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谈气候！”小莫随口回答。
  “谈气候？谈什么气候？”
  “谈国内气候呗！”
  “说，说！。。”
  “申·沃克认为北京气候好，我们认为还是上海气候好。上海气候多好哇，一年四季湿湿润润的，所以上海人的皮肤才比北方人的皮肤细嫩是不是？他说上海的黄梅雨季挺讨厌，我们说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