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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几天前，哈尔滨市一家制本厂厂长来找我，还讲到这样一件事：他们厂要买一台某种型号的印刷机，难以买到，就有人好心地为他介绍了一位经商的干部子弟。
  对方说：你们要买的印刷机我有，可以卖给你们，但你们得给我百分之十的“个人劳务费”。给，明天就可提货。
  一台印刷机十七万元。百分之十——一万七千元。问：“给开发货票吗？”
  答：“‘个人劳务费’，开什么发票？”
  拿国家生产的机器转手倒卖，一张口就敢一万二万的要“小费”，还美其名曰：“个人劳务”，这叫干什么？！而且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持介绍信为扩大再生产买不到，怎地竟会在某些人手中囤积居奇？他们靠的是哪方面的权力？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写作，父亲来叫我，说家中来了一位个子高高的外国人。
  我到北京后，素少交际，更从未结识过外国人，心中不免十分疑惑。
  回到家中，果见一外国人静坐以待——申·沃克！
  自从他离开复旦后，我从未见过他，以为他再也不会到中国来了。
  想不到他竟从天而降，我们彼此的高兴心情，不必赘述。
  我向父亲介绍道：“这是我的朋友，瑞典人。”
  沃克站起身，头触到了吊灯罩子，噼里啪啦掉下无数塑料饰穗。
  他脸倏地红了，立刻弯腰去捡。他那高个子，弯下去就很困难。只好曲一膝，跪一膝，像一个高高挑挑的外国小姐，正行着曲膝礼时一条腿抽筋了。
  我忍笑帮他捡。
  父亲则冷冷地瞧着他，又冷冷地瞧着我，不知我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认识了这个外国人，而且称他为“朋友”。父亲是怕我出了点名，忘乎所以，犯什么“国际错误”。父亲习惯于将“里通外国”说成“国际错误”。对与外国人交往这种事，父亲的思想认识仍停滞在“文革”时期，半点也没“开放”。
  他常说：“别看那些与外国人交往的中国人今天洋洋得意的样，保不准哪一天又会倒霉，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沃克将那些被碰掉的塑料饰穗全部接过去，从容不迫地往吊灯罩上安装。
  我见父亲那种表情，怕沃克敏感到什么，又补充介绍道：“在复旦时，我们俩一个宿舍住过呢！”
  沃克安装完毕，对父亲笑笑，落座，也说：“我和晓声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国交往的第一个朋友。那时还是‘四人帮’时期呢，我们的友谊是经过了一些考验的。”说着转脸瞧我，意思是问我——对吗？
  “正是这样。”我对他说，也是对父亲说。
  父亲“哦，哦。。”应着，退出屋去，再未进来。
  如今，一个中国人能称一位外国人为自己的朋友，倘若这外国人又是来自所谓西方世界，诸如瑞典这样一个“富庶国家”，并且还是一位年轻的博士，那么仿佛便是某些中国人的不寻常的荣耀了。
  我称沃克为自己的朋友，不觉得在名分上沾了他什么光。他视我为朋友，也肯定不会自认为是对我的一种抬举。他的博士头衔，在我看来也并不光芒四射。他获得这学位的论文——《中国古代民歌研究》，还是在大学时我帮他搜集资料、抄写卡片，互相探讨之下完成的。
  他这次是到驻中国的一个办事机构工作的。他从“青年报”上看到介绍我的小文章，才询问到我的住址的。
  以后，他几乎每星期六晚上都到我家中来做客。他喜欢喝大米枣粥，喜欢吃炸糕，黄瓜罐头，还喜欢吃饺子。我们就每个月让他吃上两顿饺子，更多的日子只以粥相待。
  榆树上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肉虫，我们北方人叫它“贴树皮”，又叫“洋瘌子”。寸余，黑色，有毛，腹沟两侧尽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贴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肤上，非揪之拽之不能去。虽去，则皮肤红肿，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肿止疼。这一点类同水蛭，样子却比水蛭更令人讨厌。而且它还会变色，在榆树上为黑色，在杨树上为白色，在槐树上为绿色。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而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先是贴“官”。
  “某某局长啊？我认识！”
  “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哥儿们！”
  “某某领导啊？他女儿的同学的妹妹是我爱人的弟弟的小姨子！”
  七拐八绕，十竿子搭不上的，也总能搭上。搭上了，便“贴”。
  此真“贴”者。
  还有假“贴”者，虽也想“贴”，也毫无机遇，难以接近目标，在人前故出“贴”者语而已，为表明自己是“贴”着什么的。
  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巴结上某某首长，或某某首长的儿子女儿，极尽阿谀奉承，钻营谄媚，讨好卖乖之能事么？图的什么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图者。也有些人，诘之却并无所图，仅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贴”上了谁谁，自己也便非等闲辈，身份抬高了似的。
  继而“贴”港客。港客本也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同胞。相“贴”何太急？盖因港客在“贴”者们眼中都挺有钱。有钱，现今便仿佛属“高等华人”
  一类了。其实，他们除了比一般大陆人有些许钱，究竟“高”在哪儿呢？就钱而论，香港也绝非金银遍地，香港人也绝非个个都腰缠万贯。“港客”中冒牌的“经理”、伪装的“富翁”，心怀叵测到大陆来行诈的骗子，近几年仅披露报端的还少吗？
  然而“贴”者们为了捞到点好处，明知对方是骗子，也还是要不顾一切地“贴”将上去的。骗子身上揩油水，更能显示其“贴”技之高超。
  “贴”港客，比“贴”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实惠。小则打火机、丝袜、化妆品、假首饰什么的，大则录音机、照相机、彩电、录像机等等。只要替他们在大陆效了劳，论功行赏，是不难得到的。港客还似乎比某某领导某某干部们大方。你要从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家拎走一台录音机？休想！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习惯了收受而不习惯给予的。“贴”领导干部者，实“贴”权势二字也。古今中外，权势都并非可以白让人走“贴”的。得“上税”。以靠攀附上了某种权势而办成一般人们办不成的事的，统计一下，不付出什么的有几个？“贴”港客者。实“贴”钱“贴”物也。钱亦物，物亦钱，都是手可触眼可见的东西，“贴”到了，实实在在。
  港客照我看也分三六九等。
  一等的正派地办事业和正派地经商。
  二等的就难免投机牟利。
  三等者流，行诈行骗，不择手段，要从大陆揣两兜钱回去吃喝玩乐罢了。
  某一时期大陆上穿港服者，留港发者，港腔港调者，港模港样者，“贴”港客者，假充港客者，着实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热闹了一阵子。
  “贴”者为男性，不过令人讨厌；“贴”者为女性，那就简直愈发令人作呕了。男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技巧，女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色相。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得无耻一点。恰如馒头也罢，*鹕找舶眨。。芏忌俨涣艘S　玫恪懊嬉。。印薄*
  有一次我到北京饭店去访人，见一脂粉气十足的妖丽女郎，挽着一位矮而胖的五十余岁的丑陋港客，在前厅趋来复去。女郎本就比港客高半头，又足蹬一双特高的高跟鞋，犹如携着一个患肥胖症的孩子，实在令人“惨不忍睹”。那女郎还傲气凌人，脖子抻得像长颈鹿，“富强粉”面具以下就暴露出一段鹅黄色来。仿佛被她挽着的是拿破仑。真让你觉得大陆人的脸，被这等男女“贴”者们丢尽了。
  还有一次，我在一家饭店与我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女儿吃饭，邻桌有二港仔，与几个大陆“摩登”女郎举杯调笑，做派放肆。
  其中一个港仔，吐着烟圈，悠悠地说：“我每分钟就要吸掉一角七分钱
  啦！”炫耀其有几个臭钱。那几个女“贴”者便口中啧啧有声，表示无限崇拜，一个个眼角荡出风骚来。另一个港仔，不时地朝我们的桌上睃视。终于凑过来，没事找事地与
  我对火。然后盯着我的女伴，搭讪道：“小姐，可以敬您一杯酒。。？”她红了脸，正色道：“为什么？”“因为您实实在在是太美丽了呀！我来到北京许多天啦，没见过您这么
  美丽的姑娘呀！”那种港腔港调，那种涎皮赖脸的样子，使我欲将菜盘子扣他脸上。我冷冷地说：“谢谢你的奉承，她是我妻子。”对方一怔，旋即说：“真羡慕死你*#　*有这么美丽的一位妻子哟，一看就知道她是位电影演员啦！”
  我的女伴的脸，早已羞红得胜似桃花。她的确是位美丽的姑娘，那几个女“贴”者与之相比愈加显得俗不可耐。“你的眼力不错。”我冷冷地说，决定今天扫扫这两个港仔的兴。
  “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呢，我们是。。”他摸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一股芬芳沁入我的鼻孔。名片我也有。二百张。印制精美。我们编辑部为了工作需要，给每个同志印的。也是喷香的。我用手指轻轻一弹，将那张名片弹到地上，说：“你们可不配与我交朋友。”他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一身衣服，旧而且土，问：“您是什么人物哇？”口气中含着蔑视。我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协会员证，放在桌上，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是小人物，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一位服务员小伙子来撤菜盘，我问：“看过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
  么？”那几天正连续播放。回答看过。我说：“我就是原作者。”小伙子笑了，说：“能认识你太高兴了，我也喜欢文学，就是写不好，
  以后可以去打扰你吗？”我说：“当然可以。”就从记事本上扯下一页，写了我的住址给他。那港仔讷讷地不知再罗嗦什么话好，识趣地退回到他们的桌旁去了。那一伙俗男荡女停止了调笑，用各种目光注视着我们。我的女伴低声
  说：“咱们走吧。”我说：“不。饭还没吃完呢！你听着，我出一上联，看你能不能对——
  男‘贴’者，女‘贴’者，男女‘贴’者‘贴’男女。”她毫无准备，低下头去。我又说：“听下联——红苍蝇，绿苍蝇，红绿苍蝇找苍蝇！”说罢，站
  了起来。她也立刻站起。我低声说：“挽着我的手臂，咱们走。”她便顺从地挽着我的手臂，与我一块儿走了出去。走到马路上，走了
  许久，我一句话未说。
  她欲抽回手臂，然而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她不安地问：“你怎么了？”我这才说：“听着，你知我将你当妹妹一样看待，你就要调到广州去工
  作了，那里这类港客也许更多，那类女孩子们也许更多，如果你变得像她们一样分文不值，一样下贱，你从此就别再见我了。见了我，我也会不认识你！”她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低声说：“你看我是那种女孩子么？”
  我知她绝不会变成像她们那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么？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罢！
  有一次，我在北太平庄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外地的司机向人询问到东单如何行驶路近？那人伸手毫不羞耻地说：“给我两元钱告诉你，否则不告诉。”
  司机又去问一个小贩，小贩说：“先买我一条裤衩我再告诉你。”
  司机长叹，自言自语：“唉，这还是在首都啊。。”那天我是推着自行车，带儿子到北太平庄商场去买东西。儿子要吃雪糕，尽数兜中零钱，买了四支。交存车费时，没了零钱，便用一元向那卖雪糕的老太婆兑换。
  她却问：“还买几支？”我说：“一支也不买了，骑车，还带孩子，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