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问我：“怎么又来了？”
  我说：“发现了一个好剧本！”
  老王一笑：“好剧本会寄到外稿组？”
  我也顾不上回答，找到信封一看——北医三院团委——张辛欣。
  北医三院离北影很近，而且是北影的“合同医院”。我便决定给作者写封信，邀“他”星期天到北影来面谈，意在结识个文学朋友。我那时在北京一个文学朋友也不认识，常感到无人交谈的寂寞。
  写信前还研究了半天。张辛欣——怎么也没有女人味，字迹也颇似男人笔划，断它是“他”而非“她”。
  二十九岁时的我，将自己束缚得多么紧固啊！未经组长允许，倘若是将一位女作者在整个主楼无人的情况之下邀到办公室交谈，又倘若不但是位女作者，还是个姑娘，那岂非会引起“瓜田李下”之嫌？谁知你们交谈的是剧本还是什么？外稿组当时有规定，不经组长同意，编辑是不得随意邀作者面谈的。
  星期天，买了两盒带过滤嘴的“牡丹”，买了一包五香瓜子，一包茉莉花茶，比我信中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来到办公室。可见我是多么心诚之至！刚到约定时间，安安静静的走廊里便传来了脚步声。我暗想，这作者
  可真是个时间观念强的人。我才站起，“他”已敲门。开门，大诧——是一个“她”。个子不高，圆脸，眼镜，短发。翻领银
  灰女青年衫，银灰裤子，接近银灰的蓝色刷得靠白了的胶鞋。一身银灰。若伸展双臂，如同降落在我的办公室门前一架微型“安二”。那张脸不太容易判断出实际年龄。说十八九不显大，说二十四五不显小。表情是矜持的，流露着不是我来求你，是你“请”我来我才来的意味。互通姓名，果然便是张辛欣。我没料到她是个女的，大概她也没料到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我讶然，她扫兴。我的讶然掩饰着，她的扫兴却当“见面礼”全盘“赠”给我。“请”得“神”临，就得敬着。
  引进。矜持地进来。让座。矜持地坐下。矜持得反倒令我十分拘束。请茶。说：“不渴。”请嗑瓜子。说：“牙疼。”犹豫了一下，请吸烟。说：“你殷勤过分了。”我搓着手，像考生接受面试一样，有几分紧张地同她谈剧本。没谈几句，便被她打断，问：“要拍？”我说：“不拍。”问：“要发表？”我说：“不发表。”怫然站起，大声道：“也不拍摄，也不发表，邀我来干什么？”我不知所措，交个文学朋友的目的，怎么能当她面说出口？“我早就知道，没有名人推荐，没有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要在你们
  北影上一部电影，不过是痴心妄想！”她愤愤地说，从我手中夺去剧本，塞
  入自己的书包，也不告辞，拔脚便走。我一时坐在那里发懵。忽而想起母亲的另一条教诲——凡事要善始善终，就追出去送行。她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她不回头，走的很快。我也不赶上，保持一段“送”的最佳距离。
  相跟着走过走廊，走下楼梯，走出主楼，走到厂院内。她猝然回头瞪
  视我：“你跟着我干什么？！”我讷讷回答：“礼节性的送行。”她火了：“少来这一套！”转身加快脚步，扬长而去。我呆立了一会儿，没趣地回到办公室，心里这个气呀！茶水，泼了。五香瓜子，扔进纸篓。想了想，又捡出来，自己花钱买的东西，犯不
  着为如此不识好歹的“小子”扔掉。留着自己嗑！
  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寄剧本的大信封，越看越来气。忍不住从笔筒中抽出一管大毫毛笔，饱蘸了红墨水，就在“张辛欣”三字上恶狠狠地划了个“×”　，判处了她的“死刑”。
  暗暗发誓：今后只要是这个“小子”寄来的剧本，落我手中，一个字也不看！来一个退一个！。。后来，翻《北京*难А罚。。。。兴。。囊黄P　∷捣
  ⒈砥渖希。。亮税胍常。。*句：“平庸！”不再看，心中却未免有点妒嫉。那时我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豆腐块”，还不敢向往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小说。再后来，北大荒知青朋友肖复兴、陆星儿、曹鸿翔，同榜考入中央戏
  剧学院，开始与我来往，每每谈及导演系有个张辛欣，这般那般的。我问什么样的一个“张辛欣”。他们就对我描绘。证实竟是与我打过交道的“那一个”。心中不禁暗暗羡佩：“小子”果有真才实学！不简单！但又很希望“这
  一个”并非“那一个”。她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也使我妒嫉，有点“工农兵学员”心理。再后来，《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文坛瞩目，“张辛欣”三字声誉鹊起。找来那篇佳作拜读。读罢心怅怅然，妒嫉却消除了。对有才华的人，妒嫉是愚蠢的。所怅怅然者，自己尚无进取耳。那时安忆也已扬名。记不清是某月份内了，竟在各刊几乎同时有六篇小说发表！
  现在回想起来，安忆、辛欣两位青年女作家当初“异军突起”的创作开端，对我促进很大。丫头们能是，男儿何不能是？！遂更少玩乐，发奋读书，勤勉写作。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听到些溢美之词，多少有些飘飘然起来。领奖期间，安忆对我说：“晓声，你那篇小说我认真看了。你是中篇结构，短篇写法。因此前半部从容，后半部拘谨。”
  我本期望也从她口中听到一些溢美之词，未想到她却兜头泼了我一盆
  冷水。我便有些不悦，高傲地笑笑，不予回答。回到自己的房间，情不自禁地拿起刊物，重看自己的第一篇获奖小说，
  暗自承认，安忆对它的评价是公正的。在文学朋友中，安忆从未对我说过言不由衷的话。一句也未说过。安忆是坦诚的，起码对我是这样。安忆，谢谢你。比起来，倒是茹志鹃老师比安忆对我更“扬长避短”一些。
  在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上，茹志鹃老师一见我，第一句话便是：“《父亲》我看了，写的很质朴，很好。”还颇严肃地指责我：“它是为我们写的，怎么后来你又给了《人民文学》？”
  《父亲》原本确是为《上海文学》写的，因“债台高筑”，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今年五月去上海，到茹志鹃老师家去看望她，她又对我说，《父亲》是篇成功之作。
  安忆在旁听了，淡淡地道：“妈妈，你别总说他爱听的话。我看父亲责备儿子为什么不要求入党那一段，就直露了些。”茹志鹃老师说：“你总挑别人作品的毛病，就不怕别人认为你骄傲？”
  安忆说：“晓声是自己人啊！我也希望他经常从我的作品中挑毛病。”
  又问我，“我挑的毛病，你承认吗？”我说：“承认。”她笑了。茹志鹃老师也笑了。。《今夜有暴风雪》发表后，中央戏剧学院的三
  位北大荒知青朋友都与我交谈过它的得失。我对每一位都这样问：“张辛欣看过没有？”他们都说看过。我又问：“她怎么评价？”他们都说：“辛欣挺喜欢这一篇的。”还问：“真的？”答：“当然。”相信了，也增加了一点写作的自信。我对自己的作品，常常像一只母鸡孵出了一只小鸭子，怀疑是“怪物”。
  听到我所敬重的文学朋友们的评价，是我求之不得的。“清除精神污染”阶段，《青春》丛刊副主编李纪同志来京组稿，找到我，要求我带他去找辛欣。我问：“辛欣眼下日子不好过，几家刊物将要发表的稿子都被抽下来了，你敢发她的作品？”老李说：“怕什么？对张辛欣今天批得有没有道理，公正不公正，还需
  明天作结论呢！”我说：“你有这种气魄就好！我带你去！”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天很冷，我们到了戏剧学院，九点多了。辛欣不在，她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们，她看什么戏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女大学生宿舍。简直就像东北的“跑腿子老客”们住
  的最下等的小客栈。起码才华横溢的青年女作家张辛欣，毕业前住的那个宿舍是那样。似乎根本没有暖气，或者有暖气但坏了，不比外边的温度高多少。四张床，两张空着，光床板上堆满杂七杂八的东西。还好，辛欣的被子是卷起来的，像花卷那种省事的卷法。我和老李就坐在她的床上。
  床头一张小桌，可桌面铺排着稿纸，纸篓里开满“雪莲花”。看来这宿舍中缺少位“撒花仙子”。一个墙角堆了一堆垃圾。碗啦、盘啦、饭盒啦，工艺品似的在窗台上摆了一溜。格外引起我注意的是，辛欣的桌上还有一个破损了的烟灰缸，里面大有“内容”。
  辛欣那位同学，煞费苦心地在调一台九英寸的“牡丹”版黑白电视机*。。丛趺匆驳*不出图像来。
  我和老李干坐无聊，搭讪着问：“是坏了吧？”她说：“没坏啊，从家
  里搬来前我还看的。”又问：“你们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北影的，他是《青春》的。”问：“北影的梁晓声你认识吧？”我说：“那小子是我。”她仔细地打量着我：“是你？”我说：“没错。”“天啊！”她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我问：“你是谁？”她说：“我是李小龙啊！我和我们老师到你家去过好几次，你记不起来
  了？”我终于记起来了，说：“你也变化很大。”“胖了。”她说，“我结婚了。”由女大学生而少妇，质的变化。我当然难以认出她。她复打量着我，
  憾慨系之地说：“真没想到三年未见，你就变成这样子了！第一次见面时，
  觉得你还可以呀！”我说：“我当爸爸了。”她非常同情地“哦”了一声。我九月份剃的光头，那时十一月份，头发长出不足一寸，胡子却经久
  未刮，荒芜了满脸。而且大病初愈，神情倦怠，面如涂铅。穿着一件破“棉猴”，旧皮鞋不系鞋带，整个一副俗装恹态的恶和尚形象。变得不如以前“可以”了，倒也不仅仅是由于当了爸爸，由于剃了光头，由于病，还由于当了作家。当了演员们的女人，是越变越好看，越“摩登”，以“摩登”而维持着好看。当了作家们的男人，则注定的越变越不“可以”了。功夫会花在“打扮”稿纸上，自己是什么鸟模样倒大抵不在乎了。
  老李说：“我们多等会儿不打扰吧？”她说：“没事，没事。”我问：“辛欣情绪如何？”她说：“辛欣挨批的次数多了，好像也不太在乎了。”又是一种“不在
  乎”。我说：“不在乎，这是境界。中国的作家，要习惯挨批，泰然处之才好。”她说：“没批到你头上，你才泰然。”我说：“是啊。别人的孩子被掐死了，总不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了那么
  痛不欲生。”正说着，辛欣回来了。我将老李介绍给她，替老李向她表明诚意。她坐下去，默然无声。我说：“老李是我朋友，诚心诚意来向你组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辛欣沉吟良久，方开口道：“晓声，不是我不讲交情，我近来差不多发
  一篇，挨批一篇。寄出去的，各编辑部都不敢发，你说我还写个什么劲？还他妈的写得下去吗？”翻弄着桌上的稿纸给我看，又说，“其实倒也不是不想写了。还想写，但实在写不下去啊！一个星期了，写了还不到六千字。我想冷却一个阶段，思考一些问题，我希望能不受任何干扰地进行思考。”说完，她将桌上的稿纸全部收拢，放入抽屉，锁上。仿佛今生今世不再拿出。
  老李说：“我不逼你为《青春》写稿。我来的目的更主要是看看你，代表本刊向你表示关注之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来日方长。作为
  刊物负责人，不能作家有难，则疏之，作家扬名，则近之，那就太势利了！”
  老李真好编辑，不愧我朋友。
  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十点后方告辞。夜风瑟瑟中，我们缓缓地走着，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惆怅。当时《青春》也因为一篇什么小说，“散布了污染”，上了简报。我理解他的心情。自己顶着压力却来京专程找辛欣组稿，作为一个刊物的负责人，这“侠肝义胆”使我敬佩。
  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滩小报记者评论三四流这个“星”那个“星”的语言说——正很“走红”。然而我也忧郁，我也压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凉。因为我不可能终生扮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说几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话，哪怕这话是真的，也便会与辛欣“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了。而一个作家，不，一个人，某些时对某些事，大抵总难免要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的。也总难免要说些什么使某些人们不大受用的话的。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