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还终于将她找到了。
  她听我说与她的哥哥同在木材加工厂生活过，对我非常亲热，就请了假，将我带回家中。她家住大栅栏茶儿胡同十一号。两间小屋，她的父亲瘫痪在床住外间屋，她和她的母亲住里间屋，睡一张很窄的双人床。她猜到了我没吃早饭，匆匆忙忙地给我做饭。
  一会儿她就将饭菜做好了。我默默吃着，觉得胃肠饱胀，虽然昨天至今天，仅在宗江老师家吃过一顿饭，却吃不下什么，不忍辜负她的好意，强吃。她则静静地看着我。忽然起身去找出一本像册，重新在我对面坐下翻。翻出一张，递给我，微笑着问：“照片上就是你吧？”我放下筷子，接过一看，果然是我。和她哥哥一块儿照的，两人各骑一匹高头大马，挺威风的。我很有感情地注视着那照片，说：“是我。”心中暗想，不知这顿饭吃完了，我还该到哪去？她收回照片，问：“你为什么愁眉不展的啊？大学毕业了，又分到北京了，难道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我想，朋友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实话实说了吧！兴许她真能帮我
  找个住处。就将自己这种暂时不太美好的处境告诉了她。她思索了一会儿，说：“你看，我们家也没你住的地方。这样吧，你住我男朋友家！你吃完饭我就带你去！”也只好如此。能暂时有个地方住，我一口饭也不想再吃。她就将我带到了男朋友家。离她家不远，在排子胡同。她和男朋友商
  量了几句，引我走进一间新接盖起来的砖房里，不大，十来平米。新的双人
  床，新的被褥，一对绣花枕头，一张新打的还没上油漆的写字台。她红着脸说：“这是我们未来的新房。”我也红了脸，说：“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她说：“有什么不行？
  你是我哥哥的朋友，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样嘛！”
  她的男朋友也说：“别见外，我两个姐姐都在北大荒。她们每次探家，在哈尔滨转车，都要在你们哈尔滨知青家里住上一两天，都是哈尔滨知青接站送站。哈尔滨知青讲义气。我们北京人对哈尔滨知青也得够朋友！”
  我就这么的，在人家未来的新房里住下了。有了住处，最需要的便是睡觉。从上海到北京坐的是硬座，昨天奔波了一天，又在火车站“夜游”，困乏之极，他们走后，我倒头便睡，一觉睡到下午三点多钟才醒。醒来就去逛大栅栏，逛天安门广场。逛够了才回来吃晚饭。吃罢晚饭，我那“妹妹”来看我，和她的男朋友一块儿陪我聊天。她临走时问：“梁哥，你肯定缺钱用吧？”
  我说：“不缺不缺。”她说：“不管你缺不缺，给你留二十元钱。”将二十元钱压在枕下。我说：“我第一个月开支就还你。”她说：“你看，你没说实话吧！这就是你的家一样呀，还客气什么！”三天后，我又到文化部去。接待过我的那个女同志问我：“你是愿留在部里，还是愿到具体文艺单
  位？”我反问：“留在部里将分配我作什么工作？”她说：“可惜你不是党员。否则可以分到组织部、干部局。不过你的毕
  业鉴定不错——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这一条很重要。凭这一条鉴定，你可以先到部‘清查办公室’协助工作，他们的工作量很大，正缺人。”
  我说：“那还是分配我到某个具体的文艺单位吧。”她说：“这可关系到你今后的个人前途，你再慎重考虑考虑。留在部里有留在部里的好处，解决组织问题容易些，你档案中那条鉴定对你非常有利啊！”
  我说：“没什么可考虑的。”她说：“随你便！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这四个文艺单位任你自己选择。”
  我考虑了足有五分钟。我想，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去能干什么呢？当教师？我懂什么电影理论或戏剧理论？还不叫学生把我从讲台上轰下来？到青年艺术剧院？我对话剧又不甚感兴趣。到电影制片厂呢？我在电影制片厂又能担当起什么呢？那时，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各方面的艺术知识、艺术修养太少了！
  我讷讷地问：“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文学编辑呀？比如《人民文学》、《北京文学》这样的单位，我的最大愿望是今后能当一名好编辑。我相信我能。”
  她说：“那你就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吧！制片厂也有编辑部，需要编
  辑。”我不再思考，说：“行！”暗想：以前我看的电影太少了，今后可有电影看了。她留下了复旦给我开的介绍信，重给我开了一张文化部的介绍信。然
  后，她又把我的档案交给我，让我自己带着到北影去。我来到北影，见北影厂门旁也有士兵站岗，真是大惑不解。仿佛从文化部到北影，北京的文化艺术单位都在实行“军管”似的。
  北影人事科的一位同志看过文化部的介绍信后，说：“部里怎么事先不征得我们的同意就分配人来啊！我们的职工定额已经超编了。我们得向领导请示接受不接受你。你先回去，过几天来听信。”
  我的心凉了半截，问：“几天？”他说：“三四天后吧！”我要把档案留下。他说：“你自己先带着吧。”我沮丧地离开了北影。比三天前离开文化部时的心情还沮丧。我那“妹妹”见我情绪不佳，询问我结果如何？我将在北影碰了一个“软钉子”的情况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她。她劝慰道：“嗨，这也值得忧愁？北影不要你，不是还有好几个文艺单
  位可去嘛？你是光明正大的大学毕业生，还怕在北京成了个无业游民不
  成？”我说：“这几天我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再住下去，心中不安啊！”我那“妹夫”说：“别不安。我们又没敬着你供着你的！拿你当自家人
  看待，你有什么不安的？明天是星期天，我们陪你到北海划船去，或者到颐
  和园去，开开心心地玩上一天。”经他们劝慰，我的忧郁才稍释。星期天他们陪我到北海划船。分配去向没有着落，玩得不开心。晚上回来，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拆开自己
  的档案袋，看看里边都装了梁某一些什么材料。便光着脚丫，从书包里掏出
  了它。可又一想，私拆自己的档案袋，不说“违法犯罪”吧，也算是鬼鬼祟祟的行为。放回去了。重新躺在床，心里还是不甘罢休。为什么不允许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档案袋里装着一些有关自己，有关自己父母和亲属的什么材料呢？它像个影子似的，跟随着你一辈子。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你努力像个好人那么生活，但它却很可能向许多人证明你是个坏人。许多人相信它，远胜过相信你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的实际行为和表现。“不得委以重任”，“有政治野心”，“思想意识不良”，“品行不端”，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评语曾写在多少人的各种鉴定上啊！而写鉴定的人却又不见得是个正人君子。你死了，被火化了，装进了骨灰盒。你的档案，又成了你儿子或你女儿的档案的一部分。这样一想都够令人七窍生烟的！
  虽然我明知自己的档案里绝不会有什么黑材料，虽然文化部那位女同志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对自己的档案袋所产生的那种好奇心，简直就无法转移。他妈的就算写的全是优点，我也想知道我这个人具体都有哪些优点。有利于今后发扬光大嘛！谁叫他们让我的档案袋落在我自己手里呢？不看白不看！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于是我又光着脚丫蹦到地上，第二次从书包里掏出了档案袋。拿在手里，就像拿着我自己的灵魂，别人为我制造的“第二灵魂”，掂了掂，很轻。他妈的一个二十八岁的人的“灵魂”，怎么才这么一丁点分量啊！
  洗脚水没倒。就用洗脚水浸湿了封口，然后用大头针谨慎地挑开了，心情挺激动地从中抽出几页纸和表格来。
  我的档案真是太简单了，简单得使我大大扫兴。小学的毕业签定，中学的毕业签定，都写的相当好。中学的毕业签定中，居然还有“责人宽，克己严”这样简直等于是赞美的话。
  不由得想，但愿这一条我死后，悼词上也写着。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种签定也相当好，不乏赞美之词。我忽然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好，怎么不发展我入党呢？逐页逐条细看，看出了点名堂。有两条是：不尊重领导。政治上不成熟。带着这样两条缺点可不是不太容易入党么！难怪难怪。不尊重领导这一条，是公正的。在老连队，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木材加工厂，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团机关时，顶撞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谋长。我想这一条将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这一点，我有点不认可。政治上不成熟，能仅写过一张表态性的“批邓”大字报么？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帮’作过斗争”么？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就要由着性子将那个“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几下，觉得笔划实在是不好改，悻悻作罢。
  没有什么“黑材料”，“红”得还可以，令我不但觉着扫兴，甚至觉着有几分遗憾了。
  要是有点什么“黑材料”，不妄我作这番手脚。
  拆开的档案袋撇在没油漆过的写字台上，索然地睡了。
  从此我对装在自己档案袋里的“第二灵魂”不再产生任何好奇，也不再发生任何兴趣。
  让它在档案袋里安息吧！
  倒是与我肉体同在的灵魂，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某些没有变成行为的欲念，某些没有变成欲念的意识，某些连意识也没有变成的朦胧的不良的冲动，而时常感到羞愧。这个灵魂可是永不安息。
  我第二次到北影。接待过我的那人不在，另一位我未见过的女同志说那人生病了，十几
  天内不会上班。我问我的工作定下来没有。她说不了解这件事。我又动肝火了，虎虎地问，“你们厂长在哪儿？我要见他！”她淡淡地说：“你见不着他。在国外访问呢！”问：“那你们党委书记在
  哪儿？”说：“不能告诉你。在开会。”我瞪起眼道：“你不告诉我，误了我的分配大事我跟你没完！”她见我来者不善，改换了一种比较客气的口吻说：“我告诉你也没用
  啊。他在二楼会议室，正开会，能接待你么？”我也不跟她罗嗦，转身就走。蹬蹬蹬下了一层楼，找到会议室，按捺
  住肝火敲门。一个人将门开条缝，探出头说了句：“开会呢！”又欲将门关上。我的肝火终于按捺不住，一脚踹开门，气势汹汹闯将进去。十几人都愣愣地瞧我。我怒目环视他们，大吼：“哪个是党委书记？！”一时无人作声，面面
  相觑。我将嗓门提得更高：“哪个是党委书记？！”一个黄瘦脸上布满皱纹的六十多岁的人，用嘎哑的带有湖南口音的语
  调颇不安地问：“你找他什么事？”我从书包里掏出档案袋（来时封上的，胶水还没干），当着他们的面，像撕信封一样撕开了封口，抽出我那几页“灵魂”，往一张茶几上使劲一摔，厉声道：“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过了三天，来了两次，竟然连个具体的答复都得不到！我在北京举目无亲，身上的钱已花光，连个栖身之处都没有。你们如此对待一个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大学毕业生，如此对待大学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话了吧？你们心目中还有没有文化部？！难道你们北影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之下？！你们不想要我，就干脆说明，也算一种答复！偌大个北京，文化艺术单位多着呢！我不是到你们北影乞求临时工作的盲流！。。”我这一番即兴演说，振振有词，效果颇佳。
  就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很客气地说：“你先别生气，坐下谈，坐下谈。”说着从茶几上拿起我那份档案看起来。看了一会儿，望着其他人又说：“是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白纸黑字，那还有假！
  入厂后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也是当时北影的“清查小组”负责人，文化部“清查办公室”成员之一。一个与她年龄不相上下，黑红脸微胖的男同志说：“我看一下档案。”
  她就将档案送给了他。他看了一会儿，对那个黄瘦脸的人说，“我们编辑部要他了。”他是我入厂后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黄瘦脸连连点头，“同意，同意。”他便是党委书记。过后我才知道，开的是敦促他“说清楚”的会。在
  座的都是党委委员，难怪他那么无精打采的。我主演的这出“春草闯堂”正赶在了锣鼓点上。我毕业鉴定中“与‘四人帮’作过斗争”那一条，显然对他们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