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处考虑嘛。想当初，你们贵党让你接近我，不就是为了对我进行统战工作吗？你已经为你们贵党在这方面做出一份贡献了，需要你再多做一份贡献的时候怎么就不愿意了呢？我母亲是四八年入党的党员，在中国目前的党员女性中，也算得上是个老党员了。而我父亲是无党派人士，一辈子没加入过任何党派。我父亲一把问题提到统战的高度，我母亲就不言语了。我母亲很愿意为党做任何贡献，最后我母亲终于答应了。说好吧，看在我党的情面上，你就请你那位青年时代的恋人来吧。我母亲也有我母亲认真的一面和可爱的一面，但凡是个女人，总多多少少有可爱的一面是不？人家来那天，我母亲做了好些菜，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相当丰盛，但是我看出，她在人家面前自惭形秽。她一边做一边觉得委屈。有我这个女儿见义勇为，担任总导演，不时制造点愉快，气氛总还算良好，对人家款待得礼礼貌貌，周周到到的。人家挺高兴的，挺感激的，说了几次不虚此行。对方如果心里光这么想，嘴上不说出来，就万事大吉了。我发现对方每说一次不虚此行，我母亲脸上的表情就难看一次。设身处地，从我母亲的角度，你品品这句话的滋味儿，是叫人心里不悦想法挺多的，挺不舒服的。在这一点上我理解我母亲。只有女人才能理解这一点。我母亲一次次地讪笑着，尽量掩饰着她心里的不悦。我觉得我母亲那一天的表现挺不容易的了，挺难能可贵的了。人家临走前，说唯一的遗憾，是没带照像机来。想着想着，却还是忘在宾馆了。父亲说我们家有像机。母亲马上起身说她去取。母亲就去取来了像机，还说换上了一卷新胶卷。父亲说那就都拍完吧，都拍完，当天就可以送去冲洗了。一卷三十多张，且得拍一会儿呢。除了一块儿拍，我们一家三口，都跟客人单独拍了。轮到父亲单独和客人拍时，父亲有点儿窘，说算了吧，喝了酒，脸红红的，拍出来色彩也不对。人家却特别大方，她也喝了两盅白酒，也有了三分醉，她说这一张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照片，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拍的。她就将两只手都搭在我父亲一边的肩上，下颏也抵在我父亲的肩上，偎傍着我父亲。我母亲连说别动别动，你俩这样好，这样拍出来太妙了。就换了几次角度，拍了四五张。送走客人，父亲让我马上去冲洗胶卷，说争取让人家带着照片离开。我母亲说，冉你别去，去也是白跑一次腿儿，我根本就没装胶卷儿。父亲顿时瞪起了眼睛，光用手指着母亲，说不出话来。他这瞅瞅，那瞧瞧，我就知道他想摔样东西，我看出他心里是气极了。
  怕他一气之下，失去理智，捧起样大东西摔，赶紧把烟灰缸拿起来给了父亲。那是个造型美观的玻璃烟灰缸，父亲挺欣赏那一种造型的。举了几次手，没舍得摔，放在茶几上了。母亲冷笑着说，你摔呀。父亲这才说出话来。父亲说我不摔它，我只问你一句，你为什么将我——你的丈夫，和冉——你的女儿，还有客人全都当猴耍？母亲说，冉是我女儿，我将她当猴耍，谁也管不着。怎么上纲上线，也不在纲上线上，更不算犯法。你和你那个八百年前的恋人，当着我，你结发之妻的面，眉目传情的，心猿意马的，我看
  不惯。看不惯我就不满。不满我就耍你们一次。耍了，你又能怎么样。父亲瞪着我，问我，冉，你说，爸爸和客人眉目传情了吗？心猿意马了吗？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母亲，你说我该怎么回答？我用双手捂耳朵，我大声说你们都别吵了，你们都太没劲了，你们再吵，我就不回这个家了。母亲因为我立场不明确，说我没良心，说白把我拉扯大了，说着说着还哭了。父亲也因为我立场不明确，显出挺伤感的样子。父亲又指着母亲说，你别哭，是你耍了我，又不是我欺负了你，你哭什么？我看咱俩谁也别将就谁了，咱们干脆离了吧！母亲听了父亲的话，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父亲，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盯了父亲一分多钟。父亲也不示弱，迎住母亲的目光，也那么盯着母亲。结果母亲身子往后一仰，晕过去了。要不是我扶得快，头磕在桌角上，就出大事了。母亲被气病了好几天。父亲向母亲赔礼道歉，母亲的气才消，才开始吃饭。出事那天，父亲是给母亲抓中草药去的。出了三次门才去成。第一次出门不久又回来了，想起了没带处方。第二次回来是因为没带自行车钥匙。我说爸，让我去吧。父亲说，还是爸去吧，爸亲自去把药抓回来，你妈的病才好得快。父亲还说，觉着心里被什么堵得都快透不过气儿了。说真想摔样什么东西；或者跟谁大吵一番，才能痛快点儿。说自己要是年轻就好了，年轻的话，可以找个岔子和谁打架，狠揍谁一顿，管他有理没理的呢。父亲说时，一双老眼泪汪汪的，都快落泪了。我说，爸，你狠揍我一顿吧。父亲噙着泪又笑了，说舍不得揍我，说不过就是口头宣泄宣泄。说口头宣泄，也是一种宣泄方式啊！没想到他这一出家门，就再没回来。。所以，你说他先开口骂了人家，说他先动手打了人家耳光，我是相信的。真的，我相信。我。。那天要是去抓药就好了。。我。。”
  冉仰起脸，望着天花板。她就那样子，很深很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很长很长地吐了一口气。吸也无声。吐也无声。我也极想像她那样子做一次。
  可是我没有。
  她似乎讲得很累。
  我也听得很累。
  我认为她还应该跟我说些别的。因为我请她到家里来，并不仅仅是让她明白什么，也不仅仅是自己想明白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想明白，我认为她应该明白这一点。
  可她不说话了。仍仰着脸。仍望天花板。仍那样子。我只好说我必须说的话。
  我说：“冉，你能不能劝劝你母亲，叫她别。。”冉终于改变了那种仰着头的样子。
  她注视着我打断我的话说：“我预料到了这就是你请我来的目的。我不能答应你。因为我起不了你希望我起到的作用。父亲的死使我母亲的心理也倾斜了，她感到了她对父亲也有罪过——她的病一大半是装的。所以她那个念头是很固执的，谁劝也没用。母亲想以那一种决定使自己的心理获得平衡，她认为她别无选择。。”
  我哑口无言。冉的话使我听出这么一层意思——你自己承诺的事，只有靠你自己去解脱，别把我扯进去。。我又窘又恼火。
  这时电话响了。
  我起身去接电话，回来告诉冉，是那位律师朋友打来的。他说法院认为，如果一切证言经过进一步调查完全属实，被告可能将无罪释放。。冉说：
  “那。。也好。。”
  说着她站了起来。。
  电话又响了。是冉的母亲打来的。老太太说她昨夜做梦，梦见冉的父亲。冉的父亲对她说自己死得太委屈。老太太在电话里哽咽了。又说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话。还说一定要见见我代她请的那位律师。。我告诉了冉。
  冉什么表示也没有。
  冉只说：“没别的事，我该走了。”
  她说完便往外走。
  我送她回来，见儿子已放学在家里了。
  儿子高高兴兴地说：“爸，我今天又得了一朵小红花。”我对儿子吼：“一边去！得了朵小红花有什么可美的！”随手扇了儿子一耳光。
  儿子捂着脸，呆呆瞪我。。
  京华闻见录
  作者：梁晓声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
  报到前有半个月假。三年没探家，很想家，想母亲。但我打算分配单位确定了，工作几个月后再探家。我非常希望尽早知道我的工作单位将是何处，非常希望尽早对这个单位产生感情。
  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样，我有些茫然。“大串联”时期，我作为“红卫兵代表”，曾往返两次到过北京。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学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选出的。
  我的中学母校在“文革”初期颇为“保守”，选“红卫兵代表”的条件还不是以“造反性”为原则，其实跟选“三好学生”的条件差不多。到京后，据说大学、中学包括小学的“红卫兵”，已近百万之多。我们先是在天坛公园内的临时席棚里冻了一夜，尔后住到了地质博物馆。各地的“红卫兵”见我们胸前别着“代表”的红绸条，大加嘲讽。说“革命串联”，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每一个“红卫兵”，每一个革命学生的权力。你们有何资格以“代表”身份剥夺他人权力？我们无不大惭，纷纷将引以为荣的“代表”标志扯下扔掉了。
  被检阅后，我孤身前往四川的乐山，去探望父亲。父亲的通讯地址是代号信箱，问许多人全不知，到邮局问，答晓得这地方，但属军工单位，保密，不能告诉我。无奈按信箱地址给父亲拍了一封电报。父亲的回电只有三个字“速返哈”。后来听父亲说，当时他们那里大乱，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怕我去了，就永远“留”在那儿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又幸福地赶上了一次“检阅”。怎样的形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住在东单外交部家属宿舍，一位什么参赞的家里。我与武汉某“长征队”的九名男学生同住。一间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间，薄薄的一层干草，上面铺着肮脏的被褥，有虱子。“长征队员”们对住的条件很不满意，就用大毛笔饱蘸墨汁往洁白的墙壁上写各种标语口号。我离开那天，四堵墙壁仿佛挂了四张荷兰奶牛皮，黑一块白一块。其实，主人家的“外婆”对我
  们挺亲热的。我虽然没往墙上涂过一笔，却替别人感到十分内疚。。我伫立在站前广场，想到今后将要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首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动。
  九月的阳光耀得我眯起了眼。柏油马路散发的热气在地表蒸腾，车辆行人街边树木似乎全在微微抖动。
  车站的大钟敲响了。我扭回头望着它，心中喃喃自语：“北京，北京，今后请多关照啊！。。”
  哈尔滨—北大荒—上海—北京，十年弹指间。我仿佛由十八岁开始，做了一个长长的梦。一觉醒来，二十八岁了。可小时候，我连做梦都不曾想到过，二十八岁后我会成为一个北京人。“大串联”时期北京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到处都油漆成红色，使人心里骚乱不安，而且秋季的风沙还那么大。到军事博物馆去参观，西风卷着巨尘在马路上奔嚣。使人联想到骠骑赳赳过长街，蹄下宏沙乱飞扬的“元大都”时期。
  尽管北京并不使我觉得亲切，但我心中还是充满了幸运感。是幸运感，而不是幸福感。
  想想看，在我的同代人中，还有几十万仍留在北大荒呢！其中包括十余万北京知识青年。可我这个哈尔滨的小子，竟不知命运中有哪位神祗保佑，摇身一变成了北京人！
  人的命运真是充满了机遇啊！一切人的一切成功，都有着某个时期的某种机遇在起重大作用。这乃是人和社会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对每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善于掌握住机遇，因为机遇毕竟不可能属于那些毫无准备的人。比起同代人，我的命运这么好，无论我分配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否则太对不起我家的祖坟。这就是我站在北京站广场上，头脑中所产生的最强烈的想法。我问许多人文化部在什么地方，都说不知道。也难怪，我问的多半是外地人。在北京站，十个人中至少有六七个是外地人。而且我也根本看不出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我问一个年轻的警察。
  他回答：“不知道。你要问我公安部在什以地方，还算问对了。文化部。。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过有人会问我文化部在什么地方。”
  到底是大学生了，我的头脑比三年前灵活多了。我到车站对面的邮电局去查电话簿子。
  查到号码，拨通了电话，问我们共和国的最高文化机关在什么地方。
  接电话的，是传达室的人，反问我是什么人？要到文化部来干什么？口气带有很高的警惕性。
  我恭而敬之地说明我是报到的大学毕业生。
  “沙滩。”对方回答了两个字，就把电话放了。
  我买了一张北京市内交通路线图，不再问任何人，按图换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站在了文化部大门外。
  持枪站岗的士兵问我有何公干？我从书包里翻出学校发的介绍信给他看。
  他看了一下，还给我，说：“这不是文化部，这是《红旗》杂志社。”
  《红旗》！难怪有士兵持枪保卫。积“文革”之成见，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别称。它是一个时期内代表“党中央”给文化艺术定罪的权威刊物。批《海瑞罢官》，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