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们两口子当初的介绍人呢！。。”
  于是急切地向我陈述。他说那些日子，小姚在家里也受了很多委屈。先是，她忽然感到头晕，恶心，还吐过好几次。一化验，一检查，怀孕了。只许生一个，不许生二胎呀！他说，可不是小姚的错哇，当然也不是小齐的错。小姚戴着环呐！戴着环怀孕了，他说这他妈的不纯粹是质量问题吗？那
  也得做了呀，那不做也不行哇！结果因此失血过多，休养了两个多星期身体才缓过来。小齐非但没好好照顾她，反而不止一次埋怨她。埋怨她不该不听他的话，如果听了他的话，过几个月再查，怀孕也就怀孕了，说不定生也就生了。反正又不是他们明知故犯。白捡一胎，干吗非“流”了呢？小齐他做梦都渴望再有个儿子，而“流”了的恰恰是个男胎。这就叫小齐惋惜得不得了，心疼得不得了。当然心疼的是那个男胎，而不是小姚。他对妻子不满，也就谈不上对她照顾不照顾的了。尽管他们夫妻一向感情不错，可是在这件事上，小齐表现得太自私。接着是和邻居，也就是他们的房东关系恶化。原本关系不错的，有时他们夫妻俩下班晚了，房东还替他们到幼儿园接孩子。逢年过节，两家端来送往的。他们当初租住房子时，和房东签定的是五年的合同。可是如今有一位外地的个体户，愿出每个月五百元的高价租下房东那两间小西厢房。人家图的是离开铺面做买卖的地方近，人家不在乎多花点儿钱。而按当初的合同，小齐两口子每个月才交八十元。八十元当然也不算低，可和五百元一比，小孩子也知道五百元多哇。不是多出一点儿，是六倍多呢！人家那位个体户还表示了，如果小齐两口子肯搬，人家可以替房东补给他们一千两千的，买个三方乐和。房东就找他们两口子商议。他一听急了，租房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啊！马上到哪儿去租呢？他们两口子也都是好说话的人，他们就表示愿意提高房租，提高到每月一百或一百一十元。每月多交二三十元房租，以他们两口子的工资而言，几乎等于是豁出去了。平心而论，房东平时也是挺好说话的人，可在这件事上，房东变得不那么好说话了。两口子没奈何，便四处托人找房子。找来找去的，不是房租太贵，超出了他们最大限度的工资承受能力，就是地处郊区，交通不便，上下班成为困难。终于找到一处，虽不甚理想，但总比每天看房东的脸色强。准备搬时，才知道附近没幼儿园，孩子入托又成了难事儿。两口子的单位，目前都没有幼儿园。小齐是外地留京工作的大学生，父母在外地，鞭长莫及，照顾不上他们的孩子。小姚的母亲去世了，父亲七十多岁了，老人自己还需要照顾呢！两口子结婚后，还从没那么苦恼过，还从没那么犯愁过。有一天小姚实在心里憋屈得忍不住了，对小齐说：“你跟你们单位的领导讲一讲吧！”小齐呢，明知故问：“讲什么呀？”小姚说：“讲讲咱们的实际困难呗！”小齐说：“讲也没用。单位有单位的实际困难，目前解决不了咱们的实际困难。”小姚听了，一边做饭，一边唉声叹气。小齐又说：“你更应该跟你们单位的领导讲讲。”小姚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不是夫妻吗？为什么我就更应该呢？”小齐发作了，一拍桌子：“你是你们单位的大红人。是工会主席，是区人大代表，是先进，是模范，是标兵。怎么，到了你有实际困难的时候，这些荣誉都一钱不值啦？难道你这些个人荣誉，就不是你们单*坏娜儆。。耍科菊庑┤儆。。。。*也更应该！还要凭什么啊？”小姚不爱听，反驳道：“你们单位有你们单位的实际困难，我们单位就没有我们单位的实际困难啦？你这不等于是叫我用个人荣誉当资本，去向领导那儿讨特殊化吗？我们单位还有因为没房子结不了婚的呢，我这工会主席都不知怎么关心一下他们的实际困难。。”小姚不说这些话犹可，一说这些话，小齐更火了，又拍桌子对她吼了一通。其实他们都不是没找过各自单位的领导。都找过，都白找，各自心里都憋屈着。都想从对方那儿获得到一线希望或是一种安慰，却都没得到想得到的。小齐拍桌子对小姚吼，小姚也不跟他吵，只不过吧嗒吧嗒地落泪，一边落泪一边继续做饭。饭做好了，两个人都没心思吃。爸爸妈妈没心思吃，
  懂事的孩子也没心思吃。一家早早地就饿着肚子睡了觉。再说房东方面也生气。房东以为他们根本就不打算搬。房东一这么认为，进而就觉得他们简直是不通情理，存心跟自己过不去。只要两口子有一个在家里的时候，房东便在院子里没休没止地指桑骂槐，还故意将脏水往他们家门口泼，故意将垃圾往他们家门口扫。两口子寄人篱下，惹不起对方，只有忍的份儿。
  偏偏，在那些日子小齐家来了一封信。信是以婆婆的口气写的。说当老母亲的非常思念儿子，也没见过孙女的面，想到北京，也就是到儿子家住一段。信是小姚接的。她没给丈夫看那封信，她怕丈夫看了更为难，更犯愁。她在单位抽空儿给婆婆回了封信，说丈夫单位就要分房子了，说不久就要搬家了，说等搬过新居去，欢迎婆婆来住，愿住多久住多久。。
  而事实上是——小齐的母亲患了晚期胃癌，想到北京入院治疗。即使没救，最后在儿子身边住几天，有机会和儿子媳妇孙女多亲近亲近，也是老人心中的一大愿望。信上之所以没明写，是怕儿子着急上火。老人接到儿媳妇的信，没到北京来。不久，去世了。
  小齐获电，如晴天霹雳。当日赶回老家奔丧。听家人告诉，母亲生前，曾亲笔给他去过一封信。并将小姚的回信给他看。他一看之下，心中对小姚的气可就生大了。他衔悲怀憾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劈头便质问妻子。小姚心里也万分地不好受，万分地后悔，万分地内疚，红了脸低了头向丈夫承认错误，请求原谅。她说怕房东那一种恨不得哪一天就可以找个什么正当的理由将他们赶出这院的样子，使婆婆住得不愉快，高兴而来，扫兴而归。她说她哪儿能料到婆婆是患了不治之症呢？尽管她说的也在理，丈夫心中的火还是没法儿消除。小齐在气头上，不但没原谅她，反而当着孩子的面打了她。。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小姚下班时，特意绕道儿商场，给小齐买了一柄伞，就是那柄将冉的父亲捅死了的伞。那半个月北京连雨难晴，小齐却将伞丢了。一天下班回家，浇得落汤鸡似的。小姚就想到第二天应该替丈夫买回一柄伞。诸事种种，那些日子使夫妻关系也不像以往那么亲昵了。小齐由于没能在老母亲去世之前与老母亲见上一面，对妻子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待搭不理的。小姚说伞是为他买的，他一瞅是黄色的，赌气说不用，说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能撑一柄黄色的伞。而且说他在一切浅颜色中，最讨厌的是黄色，说你是我老婆，和我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难道连自己的丈夫喜欢什么颜色这起码应该知道的一点都不知道吗？小姚确实不知道。她蹙眉默想，想不起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夫妻俩谈到过谁喜欢什么颜色谁不喜欢什么颜色。她买伞时，黑色的已经卖完了，只剩几柄浅色的了。除了黄色的，还有粉色的，花的。她犹豫了半天，才决定给丈夫买下一柄黄色的。不就是遮雨吗！她没把伞的颜色看得多么重要。她原本希望，通过这柄伞，消除丈夫心里对她的一层隔阂，讨得丈夫对她的几分欢悦，没曾想反而又惹丈夫不满意。小姚当时一声未吭，打定主意第二天换伞。。第二天下班，她又绕道儿商场，见有了几柄黑伞摆在那儿，心里挺高兴，暗自庆幸来得巧。她婉言婉语地向售货员解释，伞是替别人买的，别人不喜欢黄色的，希望能换一柄黑色的。反正都是同样的价，反正她不是退。售货员起初不给换，说用过了还能换吗？不换！态度十分生硬。她就又婉言婉语说了许多请求的话，并且声明自己绝对地没用过，连撑开都没撑开过。售货员被她磨烦了。终于肯给她换了。换之前人家总是要检查一下的，人家就撑开了。一撑开，才发现有两根伞骨是断的。人家指着冷冷问她，你不是发誓没用过吗？这怎么回事儿？
  没用过伞骨会断了两根吗？问得她愣愣的。愣愣的她讷讷地说，是啊是啊，我连撑开都没撑开过，伞骨怎么会断了两根呢？这是质量问题啊。按她的想法，她认为自己更有理由请求换了。可是售货员并不这么认为。人家将伞往柜台上一扔，干干脆脆地说出两个字是不换。结果她就和人家争论起来了，结果就围了一大群瞧热闹的人。售货员理执一端，指着她对一大群瞧热闹的人说，她把伞昨天买回去了，用过了，用坏了，隔了一整天又来要求换，还不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用过了，用坏了，花言巧语说是替别人买的，说是因为别人不喜欢黄*ǖ囊G　蠡灰槐。。谏ǖ摹Ｕ獠皇俏蘩砣∧致穑磕闼凳侵柿课*题，你当时若撑开看，发现伞骨断了，当然是质量问题。可你用过了，用坏了，再说是质量问题，再想用一柄坏的换一柄好的，哪家商店也不能给你换。用坏了你还不说用坏了，这要是不检查检查，当成柄好伞再卖给别人，你这不是坑了别人吗？你这不等于是存心败坏本商店的信誉吗？目前已是质量评比月，你想干什么啊？小姚长这么大，从没在公共场合跟谁争长论短过，她也不会争长论短。在许多人围观的这一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她实际上是处在被那个售货员严词训斥的地位。她的理一句也说不出来了。甚至，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有理还是没理了。她反而觉得自己似乎真的没什么理了，真的有点儿胡搅蛮缠了。她面红耳赤起来，她无地自容起来。这就使她在围观者们看来，的确是个无理取闹胡搅蛮缠的人了。在他们的谴责声中，在他们的厌恶的目光的围剿下，她从柜台上抓起那一柄想换而没换成的断了两根伞骨的伞，狼狈之极地逃窜出了商场。。
  其结果是，她终于在存自行车的地方，和冉的父亲遭遇到一块了，并且吵了起来。并且就用那柄伞捅死了老社会心理学家。。
  听王松山像是说评书似的，绘声绘色地说完，我觉得自己如果仍无动于衷就太不是个东西了。
  我问她的丈夫：“现在呢？”
  他反问：“现在什么？”
  我说：“现在你们搬走了吗？”
  王松山说：“你别转移话题，不需要你帮忙租房子。”我说：“你也别总冲我嚷嚷。我想知道！”
  小齐说：“现在我们还住那儿。现在房东不打算把我们挤对走了，又对我们好了，向我表示歉意，同情起我们来了。。”
  我说：“我也是。”
  王松山说：“你光用好话应付我们没意思的！”我说：“我怎么是光用好话应付你们呢？你们都听着，我以人格向你们保证——第一，我要回绝了死者的老伴儿对我的委托，明天就回绝她。第二，我愿意做你们的委托人。愿意从中调解，愿意代替你们，去同那老太太斡旋斡旋，也许有可能。。”
  他们互相望望，便都站起。
  王松山说：“以后有什么需要面谈的，我就不带小齐来了。
  我比不得你，我得天天上班。小齐自己来行不？”我说：“行，行。”
  那位韩副院长说：“我们医院虽是区属医院，但医疗水平还是可以的。有好几位中医专家呢，治慢性病挺出名，比如肝炎、胃炎、支气管炎什么的。想看中医时，欢迎你去我们医院找我，一定让专家给你看。”
  我说：“会去的会去的，一定会去的。”
  小齐想对我说什么，却什么也没对我说。只对他的女儿说：“跟伯伯再
  见。”
  于是那女孩儿机械地重复：“伯伯再见。”眼神儿依然像来时那么忧郁，模样也是。儿童的忧郁的眼睛，最能将大人们常说的“忧郁”这个词儿放大了再显示给大人们看。我自己的眼睛不禁地望向别处。
  “跟伯伯贴个脸儿。”
  女孩儿从爸爸怀中将身探向我，我将自己的脸凑上去，和她的小脸儿贴了贴。
  我觉得那小脸蛋儿挺烫。
  “孩子在发烧吧？”
  “嗯。”
  “那你还带着孩子来！”
  我不免责备当爸爸的。
  “不带不行她要来啊！这孩子太懂事了，比我还上火着急。”
  当爸爸的似有无穷苦衷。
  将他们送走后，妻埋怨我：“叫你少管闲事儿，你偏不听。怎么样，这下又把自己卷进去了吧？处理不妥，你非落个双方面都记恨你的下场不可！”
  我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双重间谍。我明白这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