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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认为“读卖”与“朝日”两家日本大报驻北京的支局长，也可以算作是日本的“新闻官员”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们是特别“遵纪守法”的，尊中国之“纪”。守中国之“法”。这从他们并不擅自与我本人联系，而要经过“记协“与“作协”与我联系，是足以证明的。我强调陪同他们的翻译是“中国方面”的，意思绝非仅仅是说翻译是中国人。而是说翻译是专职
  的。直接隶属于某些中国新闻机构的。这又足以证明，他们是很重视中国“国情”，很在意他们的采访的“合法性”的。与香港、台湾、西方其他国家，尤其美国的某些记者们是大不一样的。后者们似乎更热衷于“民间私访”，更强调记者们“自由”。全不顾在中国，我们的政府对“自由”二字的理解比如新闻自由啦、出版自由啦、言论自由啦，与他们的理解和诠释是有很大歧义的。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对我的采访，都不免显得有些拘谨。他们都首先彬彬有礼地声明──如果他们问了什么我觉得不便回答的问题，那绝非他们存心使我为难，而是他们不慎超越了“采访禁区”，希望预先得到最大程度的谅解。
  我一开始都对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我对我的国家不怀有任何恶意。热爱我们的人民。
  无论我的国家贫穷还是落后，我都爱她。因而，不管面对哪一国家的记者，我都不会认为，我对抗我的国家的言论是必须谨小慎微地打什么折扣的。他们想了解什么尽可以开诚布公地问。我也将开诚布公地回答。我不知道任何国家机密。我没有泄密的可能。所以他们对我的采访应该是没有所谓‘禁区’的。我的回答也将没有所谓‘禁区’。如果我批评我的国家的某一方面，那只能证明那些方面太糟糕，早已引起广大中国民众普遍的不满！先生，请开口问吧！”
  我的话当时都使他们感到出乎预料。
  而实际上，他们所问，从始到终，都半点儿没有使我觉得不便回答，感到为难过。
  他们很关心中国会否“长治久安”。
  而我觉得，他们更其关心的是，中国的“安”与“不安”，对日中关系，主要是日中经济关系，究竟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其影响又会导致日本的经济前景发生怎样的，多大程度的变化。
  无庸置疑，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也是两位极爱国的日本先生。也是两位可敬的日本的“忧国之士”。他们的心中似乎充满了对他们的国的远忧和近虑。
  我以为，“中日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实际上是“中日经济关系”。
  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日本在亚洲，乃至在世界的经济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而“中美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美国人而言，则很可能更主要地是“中美的政治关系”了。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美国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美国佬是靠了在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际政治的一翼和国家经济的一翼，都是羽毛丰满，齐飞共翔的。
  日本则是靠了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家经济的一翼，虽足以与美国匹比，但国际政治的一翼，却退化得极其短小。这只怪鸟是靠了单翼的不停的扇动，才得以腾旋在世界的天空之上的。
  日本是那么在乎它在对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力无穷的“市场”的占有率。
  而美国佬似乎相当不在乎。即使内心里挺看重，表面上也要装出不屑于的样子。
  我接受过美国记者的采访。他们总是围绕着“民主和人权”与你谈。
  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对其他问题的索然。而日本记者们几乎从不与中国的被采访者谈什么“民主和人权”。日本人差不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竭诚的拥护者吧？──我常这
  么想。“如果中国乱了，将会怎样？”掘江和荒井两位先生都这么问过我。而我都这么反问过：“我没理解错的话，先生是不是在问──如果中国
  乱了，日货在中国市场上的命运将会怎样？”“中国千万不要乱起来！”掘江先生这么说过。荒井先生也这么说过。他们说此话时，都表现出由衷的忧患意识，一如我自己在这方面常常
  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区别也许仅仅在于，我并不同时替日本优患什么。而他们的忧患的出发之点，首先是他们的国的得失。其次才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其次”。
  美国佬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是特别耐人寻味的。他们不像日本人那么问。他们这样问：“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觉得中国目前的稳定状态还能维持
  多久？”仿佛他们早已替中国预测过──目前的稳定不过是暂时的。你从他们的话中，多少总能咀嚼出点儿类乎率灾乐祸的意味儿。也许
  他们并不真的幸灾乐祸，只不过对他们的估计和判断太自信，觉得他们是在以更坦率更接近“事实”的方式提出问题。美国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寻思──现在哪一个国家还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日本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考虑──现在哪一个国家还可开辟为日本的经济市场？
  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常在想──他妈的美国佬也罢，日本人也罢，中国将来会怎样，全在于十二亿中国人对中国的感觉如何！忽视了这一种感觉，就等于忽视了季节谈天气！。。
  飞机载着我，和我这一种纯粹中国人的想法，平稳地着落在东京机场。。日本的乳胶──女人
  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固定艺术”；女人是它的“移动艺术”。巴黎之所以著名于世，也是由于它的女人们的风采。从她们的风采，可以透视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品质。
  这地球上的每一座城市，无论其大其小，只要男人留心，总会发现几个漂亮的女人。到处的城市都是这样的，几个漂亮的女人，其实证明不了一座城市的品质如何如何。有意义的，倒是普遍的女人们的风景。那一种寻常自然的，与普遍公众的生活形态熨贴在一起的女人们的风景。恰如巴黎也并非真的满目佳丽，美女如云。
  我们代表团住在日中友好宾馆。一座在东京绝对不起眼的楼。地处僻静的小街。每天要早早离开宾馆，步行十五分钟左右，乘地铁赶往日本剧作家协会去观摩影片，举行座谈。路上和地铁上，便是我观察东京的女人们的时机。
  早晨八点多钟后，东京的路上便行人很少了。南来北往的车辆也不多了。地铁过了“高峰”。
  人行道上偶有女人匆匆而行。乘地铁的女人大约是男人的十分之一，年龄都在二十岁至三十五岁间。我知道她们便是日本女人中的“上班族”。
  她们与我以前想象的日本女人有很大区别。不知受了什么文化和传媒的影响，按我以前的想象，日本女人普遍尽是矮矮的个子，短而粗的小腿。十之之四五还是“Ｏ型腿”。像鲜族女人一样扁平的，普遍宽圆的脸。鼻粱不明显。五官较分散。细眉眯眼者居多。
  不。她们完全不是这样的。起码我在十天内所见到的，二十岁至三十岁间的日本女人完全不是这样的。
  她们的个子一点儿也不矮。普遍的她们，绝不比普遍的北京的女人矮。她们的腿既不短也不粗。十天内我没见过一个哪怕略微有点儿“Ｏ型腿”的日本女人。恰恰相反，她们的身材都比较苗条。普遍的她们都趋于窈瘦。便显得腿细且长了。十天内我竟没见到一个算得上“胖子”的日本女人。我想这大概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一半以上的日本女人，婚后便留守家中，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了。这一半以上的女人中，当然注定了会派生出较胖的一些。她们既不必上班，也就等于自行地从女人这道城市风景线隐退了。我不太能看到她们。
  第二，日本人的饮食结构搭配合理，喜清淡，几乎不吃油腻的东西。一日三餐，蛋白质充足，脂肪摄取量有限。第三，日本女人谋职不易。在日本这个处处体现“男人主权”的国家，男人录用女人时，“形像”肯定是很主要也很重要的一条。那么一半儿的日本女人的一半，等于被男人们的挑剔的筛选原则，既排除在“上班族”的行列之外，也排除在城市风景线之外了。第四，“地铁运动”，对于有幸成为“上班族”的女人，无疑是日日、月月、年年都进行着的健美运动。在人行道，在地铁通道，她们的步子永远那么急匆匆地朝前迈。绝不左顾右盼。似乎也无暇左顾右盼。东京，有车的日本家庭当然不少。但除了节假日，将车开到马路上去的日本人并不多。所以东京的交通秩序良好，几乎没有堵车现象。地铁为日本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教授、公司高级职员、大多数演艺者，都宁愿乘地铁。更不消说那些“上班族”的日本女人。对女人而言，日日、月月、年年的匆匆步行之于体形健美，我想也许是比日日、月月、年年的骑自行车更奏效的。
  她们的衣着也是寻常的。寻常得使我有些讶然。正是十月初季节。东京每天气温在二十五六度左右。有时还要高些。女人们若想穿得瘦一点儿、透一点儿、露一点儿，总而言之性感一点儿，季节还是允许的。但我没见过一个穿得那样的女人。也许她们的“单位”有严格的限制吧？也没见过一个穿得怎么时髦的女人。寻常得不说也罢。我们的团中，有一位是长影的女编剧王浙滨。浙滨每隔两日必是要换一套服装的。每一套都堪称时装。大家常调侃她，说她到日本搞个人时装展来了。的确，十天内，我没发现过一个比浙滨穿得讲究的日本女人。也许，相对于她们，时装还是太贵吧？
  她们也基本上不施脂粉。尤其二十多岁的她们，素面清洁，甚至连唇膏也不拭。没见过纹眉的，描眼线的，涂眼影的。没见过将头发烫成很新潮的发型的。戴戒指、耳环，项链儿的也少而又少。
  三十多岁的她们，偶见过化淡妆的。
  年轻的日本女人喜欢听音乐。每次乘地铁，都可发现车厢里有戴耳塞
  子的她们。
  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最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事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
  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
  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多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点。”
  还是我自己有一天找到了答案。在日中友好宾馆我的房间。在夜晚十一点以后。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认为自己起码找到了答案之一方面。。性羞耻感在消弥着的日本女人
  我们每个人都很少有时间看电视。我们每天回到宾馆都很晚了。大概团中顶数我看电视多一些。常年患有失眠症，又忘了带安眠药。随身带的杂志一本本都看过了。《红樱桃》的导演叶大鹰还替我买了一册中文杂志，一个夜晚也看遍了，只有两眼瞪着电视挨到眼皮沉重。从日中友好宾馆的电视里能收看到的频道极有限。那些频道的节目极枯燥。无非是些“黄金乐园”式的节目，且时时被广告切断。
  我竟看到了这样一台“女性专题节目”──先是一位谈不上漂亮，但容貌还算端庄的女节目主持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娓娓地，一本正经得近乎严肃地说教着什么，于是渐渐地推至特写，推至讲桌的下面，原来她穿的是短裙，正将两膝很开地劈叉着，当然荧屏上就出现了她的三角裤，又小又薄又透的三角裤。透到半透明的程度。于是在她的三角裤上就出现了一片光点闪烁，意在引起注意。而荧屏的上方，同时出现一个“×”。。我虽然听不懂她讲些什么，但是看懂了。显然的，她在教诲女性，什么样的坐法是体面的，文明的，什么样的坐法是不体面的，不文明的。镜头又回到她的脸，一本正经得近乎严肃，娓娓地还在说。。接着她又坐在沙发上，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