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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家搜出一本黑书，你们批判我。”“听说你儿子几十本书呐，就烧成这么一盆纸灰？”“都保留着，十来盆呢。我不过只保留了一盆给你们看。”母亲分外虔诚老实的样子。他们信了。他们走时，母亲问：“那么这一盆纸灰我也可以倒了吧？”他们善意地说：“别倒哇！留着，好好保留着。我们信了，兴许我们今
  后再来查一遍的人们还不信呀。保留着是有必要的！”纸灰是预先烧的旧报。我的书，早已在母亲的帮助下，糊在顶棚上了。我下乡前，撕开糊棚纸，将书从顶棚取下，放在一只箱子里，锁了，
  藏在床下最里头。我将钥匙交给母亲时说：“妈，你千万别让任何人打开那箱子。”母亲郑重地接过钥匙：“你放心下乡去吧！若是咱家失火了，我也吩咐
  你弟弟妹妹们抢救那箱子。”我信任母亲。但我离开城市时，心怀着深深的忧郁。我的书我的一个世界上了锁，
  并且由我的母亲像忠仆一样替我保管，我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然而谁来替
  我分担母亲的愁苦呢？即使是能够分担一点点？我知道，不久三弟也是要下乡的。接着将会轮到四弟。那么家中只剩下挑不动水的妹妹，疯了的哥哥和我瘦小的憔悴的积劳
  成疾的母亲了！我们将只能和父亲一样，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大东北和大西北遥遥地
  关注我们日益破败的家了。。母亲越是刚强地隐藏着愁苦，我越是深深地怜悯母亲。上帝保佑，我的家并出失过火。却因房屋深陷地下，如同母亲挣钱的
  那个小厂一样，夏季里不知被雨水淹了多少次。l979　年，时隔五载，我第一次从北京回去探家，帮助母亲从家中清除
  破烂东西，打床底下拖出那一只挺沉的箱子。它布满了滑溜溜的霉苔。我问母亲：“妈，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呀？”母亲看着，回忆着，和我一样想不起来。“妈，把打开这镇的钥匙给我。。”“妈也记不清楚哪把钥匙是开这把锁的了，你试吧！”
  母亲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给我。镇已锈死，哪一把钥匙也打不开。最后被我用砖头砸开了。掀开箱盖，一股霉味直冲鼻腔。一箱子书成了一箱子发黄的碎纸。碎纸中有几个粉红色的小小的生命在钻动，像刚刚被剁下来的保养得
  极润的女人手指。我砰地关上了那箱子盖，并用双手使劲按住，仿佛箱子内有一个面目
  狰狞的魔鬼。即使将世界装在那样一口箱子里也是会发霉的。一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啊？”母亲困惑地又问了一句。。父亲带着一间受了伤害的心离开北京回四弟家中去住了，我致信三弟
  希望母亲能到北京来住。这是1985　年的事。算起来我又六年未见母亲了。父亲的走，使我更加想念母亲。我心中常被一种潜在的恐慌所滋扰，我总觉得一个不可还免的事实伏在距离我很近的日子里，当它突然跃到我跟前时，我不知我如何承受那悲哀和内疚和惭愧。
  母亲便很快来到了北京。母亲是感知到了我的心情么？我和妻每夜宿在办公室，将我们十三平方米的小小居室让给了母亲和
  安徽小阿姨秀华和我们三岁半的儿子。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夜夜挤
  在一张并不宽大的硬床上。母亲满口全是假牙了。母亲的眼病是更严重了。“你是她什么人？”在积水潭医院眼科，医生对母亲的双眼仔细检查了一番后，冷冷地问
  我。“儿子。”“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才来看？”我无言以对。我知道弟弟妹妹们为了治好母亲的眼睛，已是付诸了许
  多儿女的义务和孝心。我也听出了医生话中谴责的意味。“眼翳是难以去除了，太厚，手术效果不会理想的。而且也极可能伤到
  瞳仁。。”“那至少，是应该植假睫毛的吧？。。”可怜的母亲，双眼连一根睫毛也没有了！丧失了保护的眼睛常被炎症
  所苦。“应该想到的事，你不认为你想到的有些晚了么？眼皮已经这么松弛了，
  植了假睫毛还是会向内翻，更增加痛苦。”“那。。”“多大年纪了？”“67　了。”“哦，这么大年纪了。。。开几瓶常用药水吧，每天给你母亲点几次，
  保持眼睛卫生。。这更现实些。。”我搀扶着母亲，兜里揣着几瓶眼药水，缓慢地往医院外面走。默默地我不知对母亲说什么话好。15　岁那一年，我去到母亲为养活我
  们而挣钱的那个地方的一幕幕情形，从此以后更经常地浮现在我脑际，竟至
  使我对类似踏破缝纫机的一切声音和一切近于褐色的颜色产生极度的敏感。“儿，你替妈难过了？别难过，医生说得对，妈这么大年纪了，治好治不好的又怎么样呢！。。”
  8　岁的儿子，有着比我在15　岁时数量多的‘书”卡通连环画册、《看图识字》、《幼儿英语》、《智力训练》什么什么的。妻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收人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一类宣传。如这等样的书，妻也看，儿子也看，因为妻得对儿子进行启蒙式教育，倘我在写作，照例需要相对的安静，则必得将全部的书摊在床上或地下，一任儿子作践，以摆脱他片刻的纠缠。结果更其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他那些”书”。
  触目皆是儿子的“书”，将儿子的爸爸的“读物”从随手可取排挤到无可置处，我觉得愤愤不平，看着心乱。既要将自己的书进行“坚壁清野”，又要对儿子的“书”采取“三光政策”。定期对儿子那些被他作践得很惨的“书”加以扫荡，毫不吝惜。
  这时候，母亲每每跟着我踱出家门，站于门口，望我将那些“书”扔到哪儿去了，随后捡回。如是频频，我不知觉。
  一天，我跨入家门，又见满床满桌全是幼儿读物的杂乱情形，正在摆布的却不是儿子，而是母亲。浆糊、剪刀、纸条，一应俱全。母亲正在粘那些“书”。那些曾被儿子作践得很惨被我扔掉过的“书”。
  母亲唯恐我心烦，慌慌地立刻就要收起来。我拿起一册翻看，母亲粘的那么细致。我说：“妈，别粘了。粘得再好，梁爽也是不看的，这些书早对他失去
  吸引力了！？”母亲说：“我寻思着，扔了怪让人心疼的不是。。要不让我都粘好，送给别人家孩子吧。也比扔了强呀！”我说：“破旧的，怎么送的出手？没谁要。妈你瞧，你也不是按着页码粘的，隔三差五，你再瞧这几页，粘倒了啊！。。”母亲说：“唉，我这眼啊，要不寄给你弟弟妹妹们的孩子，或者托人捎给他们？”我说：“千里迢迢，给弟弟妹妹们的孩子寄回去捎回去一些破的旧的画册？弟弟妹妹们心里不想什么，弟妹们和弟媳妹夫还不取笑我？”
  母亲说：“那。。我真是白粘了么？。。就非扔不可了么？粘好保存起来，过几年，梁爽他长大了几岁，再给他看，兴许他又像看没看过的一样了吧？
  我说：“也可能。妈你愿粘，就粘吧。粘成什么样都没关系，我不心烦。”于是我和母亲一块儿粘。收音机里在播着一只歌：旧鞋子穿破了不扔为何？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实在太罗嗦。。我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儿子，是没有任何权利嘲弄和调侃穷困在我的母
  亲身上造成的深痕的。在如今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的对比之下，这一点并不太使我这个儿子感到可笑，却使我感到它在观实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是那么凄凉而又咄咄逼人。
  我必庄重。对于我的母亲所做的这一切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必庄重。
  我认为那是母亲的一种权利。一种特权。我必服从。我必虔诚。我不能连母亲这一点点权利都缺乏理解地剥夺了！我知道床下，柜下，还藏着一些饮料筒儿、饼干盒儿、杂七杂八的好
  看的小瓶儿什么的，对于十三平方米的居室，它们完全是多余之物。毫无用
  处。我装作不知。是的，我必庄重。它没什么值得嘲弄和调侃的。倘发自于我，是我的丑陋。尽管我也不
  得不定期加以清除。但绝不当着母亲的面，并且不忍彻底，总要给母亲留下些她也许很看重的。。一天，我嘱咐小阿姨秀华带母亲到厂内的浴室洗澡。母亲被烫伤了，
  是两个邻居架回来的。我问邻居：“秀华呢？”她们说她仍在洗。我从没对小阿姨表情严厉地说过话。但那一天我生气了，待她高高兴
  兴地踏进家门之后，我板起脸问她：“奶奶烫伤了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呀！”“知道你还继续洗？”“我以为。。不严重。。”“你以为。。你以为！那么你当时都没走到奶奶身边儿去看看了？我怎
  么嘱咐你的！。。”母亲见我吼起来，连说：“是不严重，是不严重，你就别埋怨她了。。”半个多月内，母亲默默忍受着伤疼。没说过一句抱怨之词。母亲又失去了假牙。母亲一天取下泡在漱口杯里，被粗心粗意的小阿
  姨连水泼掉了。母亲没法儿吃东西了，每顿只能喝粥。我正要带母亲去配牙那一天，妹妹拍来了电报。我看过之后，撕了。母亲问：“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哪会拍电报？”母亲再三追问。尽管我不愿意，但终于不得不告诉母亲长住精神病院的大哥又出院
  了。。母亲许久未说话。我也许久未说话。到办公室去睡觉之前，我低声问母亲：“妈，给你订哪天的火车票？”母亲说：“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我不早早回去，你四弟又不能上班了！母亲分明更是对她自己说。我求人给母亲买到了两天后的火车票。走时，母亲嘱咐我：“别忘了把那瓶灌油和那卷药布给我带上。”
  我说：“妈，你烫的伤还没好？”
  母亲说：“好了。”
  我说：“好了还用带？”
  母亲说：“就快好了。”
  我说：“妈，我得看看。”
  母亲说：“别看了。”
  我坚持要看。母亲只好解开了衣襟亲干瘪的胸脯一大片未愈的烫伤的溃面！
  我的心疼得抽搐了。
  我不忍视，转过脸说：“妈，我不能让你这样走！”
  母亲说：“你也得为你四弟的难处想想啊！”
  ……
  母亲走了。带着一身烫伤。失落了她的假牙。留下的，是母亲的临时挂号证，上面草率的字写着眼科医生已无手术价值。
  今年春季，大舅患癌症去世了。早在1964　年，老舅已经去世了。母亲的家族，如今只活着母亲一个女人了，老而多病，如同一段枯朽的树根。且仍担负着一位老母亲对子女们的种种的责任感。那将是母亲至死也无法摆脱的了。
  我想我一定要在母亲悲痛的时候回到母亲身旁去。我想如果我不去就简直太混蛋了！
  于是我回到了哈尔滨。
  母亲更瘦更老更憔悴了。真正的就好似根雕一个样子！
  母亲面容之上仿佛并无悲痛。那一副漠漠然的神态令我内心酸楚。母亲其实已没有了丝毫能力担负她的责任和使命了呀！母亲好比是一只老猫，命在旦夕，只有关注着她的亲人和儿女们在这个世界上艰难地死去的份儿了！母亲她苍老的生命大概已完全丧失了体现她内心悲痛和怜悯之情的活力了吧？
  在四弟的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的时候，母亲强打起她最后的尊严，问我：“你写的那篇叫《雪城》的书，为什么闹得个满世界风风雨雨？”
  我缄默。
  “为了稿费？”
  “妈。。不是。。”
  “不是？那究竟为什么？”
  “听着，妈和你爸从来没指望你当什么作家。你既然已经是了，就要好好儿的当。
  妈和你爸都这么大年纪了，别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给我们丢脸。。”
  “妈。。不是。。”
  “可报上是这么说的，你弟弟也是这么认为的。连你妈和你弟弟都不能原谅你的事，你还觉着自己没多大错么？。。”
  “妈，我错了！我一定记住您老人家的话！。。”
  那一时刻，我真想给母亲跪下，告诉母亲我心里的实话为了好好儿当一个作家，我是活得多么苦多么累！
  母亲对我已无它求。
  “不会干别的才写小说”这一句话恰恰应了我的情况。
  在这大千世界上我已别无选择，没了退路！
  母亲，放心吧。我记住着你的话，一辈子！
  若有人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将我的老母亲老父亲接到我的身边来，让我为他们尽一点儿拳拳人子的孝心。然而我知道，这愿望几乎等于是一种幻想是一个泡影。在我的老母亲和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大致是可以这样认为的。
  我最最衷心地虔诚地感激哈尔滨市政府为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解决了晚年老有所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