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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明白，她是来自另一个天地的。“你出来这么长时间，父母放心么？”
  他们也没什么不放心的。每座城市都有父亲当年的老战友。或者住他家中，或者住高级宾馆。。”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问什么了，期待着她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又开口，“你一定无法理解我。。小时候，我和姐姐，觉得世上任何好吃的东西我们都吃过了，我们就将糖和盐拌在一起，再浇点辣椒油。。现在，我的心境就跟小时候似的，我觉得我丢了。我觉得我对什么都腻烦了，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就好像我小时候对食物失去了味觉一样。。”我依旧望着她那张漂亮的脸，心中对她产生了一种同情，类似对一只将要溺死在蜜中的小昆虫的同情。
  她见我在很认真地听，继续说下去：“本想离开家散散心，但结果心境反而愈来愈不好。每座城市都到处是人，人，人，愚昧的，没文化的，浑浑噩噩的人，许许多多的人，每天都在谈论房子问题，待业问题。。”
  我平静地问：“你无法忍受这样一些人们吗？”
  “难道你能够忍受这样一些人吗？”她坐端了身子，目光又盯在我脸上，现出一种对我的麻木不仁开始感到失望的表情。
  我没有立即回答她。
  我又想起了我躲在木楞堆间痛哭过一场的那个雨夜，也想起了我和父亲为了妹妹早日分配工作给街道主任拉煤那个雨夜。小雨，大雨，都是下雨的夜
  为什么保留在我记忆中的都是雨夜呢？
  我毕竟从我生活中的两个雨夜度过来了。我毕竟扯着父亲的破衣襟，扯着一个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头脑中有着狭隘的农民意识的父亲的破衣襟，一步步从生活中走过来了，一岁岁长大了。。
  “古老的国家，古老的民族，生活在这么一种氛围中，每个人都将要被窒息而死！。。”那姑娘的悦耳的声音，使我的注意力不能从她身上过久地分散。
  我要求说：“让我们谈谈文学吧！”
  “文学？。。”她嘴角浮现一丝嘲讽，大声说；“中国目前不可能有文学！中国的实际问题，就在于人口众多。如果减少三分之二，一切都会变个样子！”
  我冷冷地回答她：“好主意！减少的当然应该是那些愚昧的，没文化的，浑浑噩噩的，每天都在谈论房子问题和待业问题的人”
  我情绪的变化并没有引记她的注意。她皱起眉头，用一种优国忧民的语词说：“就在今天，就在你们北影厂门口，我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抱着一个傻乎乎的孩于，在围观一辆外国小汽车，我心里真是悲衰极了！我要写一篇心理小说，将我内心这种悲哀表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感到羞耻！。。”她那样子悲哀得快要哭了。或者说，她是要将我感动哭了。然而我并没有受到丝毫感到。我已不再依从前那么易于动感情了。我在想，她那颗心一定很渺小，因此也只能产生这么一点渺小的悲哀，我已经不再同情她。
  我告诉她，那白胡子老头，肯定就是我的父亲，而抱在他怀中那傻乎乎的孩子，是我的儿子。
  “是你。。父亲？。。”她的脸微微红了，现出动人的窘态，呐响他说：“请原谅！
  我。。还以为你是。。”
  “这不值得请求原谅！因而我也不想对你表示原谅！我并不想否认，我的父亲没有文化，他在扫盲时所认识的字，绝不会比你这件花外衣上的花朵多，他还很愚昧，由于他的愚昧，由于他的农民意识的狭隘，给我们的家庭造成了重大的不幸，因为他不相信医生的话而相信算命先生的话我的姐姐夭折了！我的哥哥，因为他鄙薄文化而崇尚力气、疯了！我原谅了他，但却不能忘记这些，我要比你更加憎恨遇昧！我要比你更加明白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我诅咒造成愚昧和没有文化的落后状况的一切因素！。。”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的声音很高，我内心很激动。我仿佛不是在对我面前的这一位姑娘说话，而是在对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人说话。
  我还想对她说，她可以对我们的人民没有感情，她也尽可以像她读过的小说中那些西方的贵夫人一样，对他们的愚昧和没有文化表示出一点高贵的怜悯，这无疑会使像她这样的姑娘更增添动人的魅力。但她没有权力瞧不起他们！没有权力轻蔑他们！因为正是他们，这在历史进程中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而在创造着文明的千千万万，如同水层岩一样，一层一层地积压着，凝固着，坚实地奠定了我们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而我们中华民族正在振兴的一切事业，还在靠他们的力气和汗水实现着！愚昧和没有文化不是他们的罪过，是历史的罪过！是我们每一个对振兴我们的回家我们的民族缺乏热情，缺乏责任感的人的惭愧！
  我还想对她说，至于她自己，不过是我们丸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一小片水分充足的沃壤之中的一朵小花而已。美丽，娇弱，但没有芬芳。因为她不是树木，所以她那短细的权须是触及不到水层岩层的，的所蔑视的正是她所赖以存在的。她漠视甚至嘲讽他们的最现实的烦位，但她那种因没有什么值得忧郁的事才产生的忧郁，那种一颗空泛的心灵内的微渺而典雅的悲哀，与他们可能经历过的悲哀相比，其实质是不值论道的。
  我还想对她说。。
  我什么也不想对她说了。
  我又想到了发烧的儿子。我认为我应该回到儿子身边去了。
  “非常抱歉，我不能再陪你交谈下去了！”我走到办公室门前，推开了门门外，站着我的父亲，呆呆地，一动不动地，像根木桩似的。一手拎着水表，一手拿着一瓶墨水。
  他是给我们送开水来的。
  他分明是听到了我方才大声说的某些话。
  那姑娘走下楼梯时，还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这样对待她，肯定是她绝没想到的。
  父亲一声不响，放下水壶，默默走向他睡的那张钢丝床。
  一直到熄灯，我和父亲彼此没说一句话。我静静地躺着，无法入睡，我知道父亲也是在静静地躺着，没睡。
  我真想翻身下床，走到父亲身边，跪下去，将头伏在父亲胸上，对他说：“爸爸，原谅我那番话又无意伤害了你，原谅我，爸爸。。”
  隔了一天，我从朋友家很晚才回来，一进家门，妻便告诉我，父亲走了。
  “走了？上哪儿去了？。。”
  “回哈尔滨了！”
  “你。。你为什么不拦他？！”
  “我拦不住。”病刚好的儿子在哭叫：“爷爷，我要爷爷！我要找爷爷嘛！。。”我问：“父亲临走说了什么没有？”妻回答：“什么也没说。”我一转身就从家中冲了出来。我赶到火车站，匆匆买了一张站台票。我跑到站台上时，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刚刚开动。我跟着列车奔跑，想
  大喊：“爸爸！。。”却没喊出来。列车开出了站台。送行者纷纷离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孤零零地伫立在站台上。望着远
  处的铁路信号灯，我心中默默地说：“爸爸，爸爸，我爱你！我永远不忘我是你的儿子，永远不耻于是你的儿子！爸爸，爸爸，我一定要把你再接到北京来！
  远处的铁路信号灯，由红变绿了。。
  母亲
  作者：梁晓声
  淫雨在户外哭泣，瘦叶在窗前瑟缩。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觉得那是一种凝视。
  我多想像一个山东汉子，当面叫母亲一声“娘”。“娘，你作啥不吃饭？”“娘，你咋的又不舒坦？”荣城地区一个靠海边的小小村庄的山东汉子们，该是这样跟他们的老
  母亲说话的么？我常遗憾它之对于我只不过是“籍贯”，如同一个人的影子当然是应该有而没有其实也没什么。我无法感知父亲对那个小小村庄深厚的感情。因为我出生在哈尔滨市，长大在哈尔滨市。遇到北方人我才认为是遇到了家乡人。我大概是历史上最年轻的“闯关东”者的后代——当年在一批批被灾荒从胶东大地向北方驱赶的移民中，有个年仅12　岁的孓孓一身衣衫褴褛的少年，后来他成了我的父亲。
  “你一定要回咱家去一道！那可是你的根土！”父亲每每严肃地对我说，“咱”说成“砸”，我听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儿。我不知我该不该也同样感到一点儿自豪，因为据我所知那里并没有什
  么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迹，也不曾出过一位什么差不多可以算作名人的人。
  然而我还是极想去一次。因为它靠海。可母亲的老家又在哪里呢？靠近什么呢？母亲从来也没对我说过希望我或者希望她自己能回一次老家的话。她的母亲是吉林人么？我不敢断定。仿佛是的。母亲是出生在一个叫
  “孟家岗”的地方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也许母亲出生在佳本斯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吧？父亲和母亲当年共同生活过的一个地方？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讲她的往事兄弟姐妹众多，七个，或者八个。一年农村闹天花，只活下了三个母亲、大舅和老舅。
  “都以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过来了。他睁开眼，左瞧瞧，右瞧瞧，见我在他身边，就问：‘姐，小石头呢？小石头呢？’我告诉他：‘小石头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么？’我又告诉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憋过气去。。”
  母亲讲时，眼泪扑籁籁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头。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缝补我的或弟弟妹妹们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闹胡子，你姥爷把骡子牵走藏了起来，被胡子们吊在树上，麻绳沾水抽。。你姥爷死也不说出骡子在哪儿，你姥姥把我和大舅一块堆搂在怀里，用手紧捂住我们嘴，躲在一口干井里，听你姥爷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干井去说骡子在哪儿，胡子见了女人没有放过的。后来胡子烧了我们家，骡子保住了，你姥爷死了。。”
  与其说母亲是在讲给我们几个孩子听，莫如说更是在自言自语，更是一种回忆的特殊方式。
  这些烙在我头脑里的记忆碎片，就是我对母亲的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岗”那个不明确的地方。
  母亲她在没有成为我的母亲之前拴在贫困生活中多灾多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后来她的命运与父亲拴在一起仍是和贫困拴在一起。
  后来她成了我的母亲又将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贫困上。
  我们扯着母亲褪色的衣襟长大成人。在贫困中她尽了一位母亲最大的责任。。
  我对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对母亲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过树皮捡过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我曾是分担着贫困对母亲的压迫。并且生活亦给予了我厚重的馈赠它教导我尊敬母亲及一切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这一个淫雨不潇潇的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
  隔窗有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
  那一年我的家被“围困”在城市里的“孤岛”上四周全是两米深的地基壑壕、拆迁废墟和建筑备料。几乎一条街的住户都搬走了，唯独我家还无处可搬。因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产房东欲握机向建筑部门勒索一大笔钱，而建筑部门认为那是无理取闹。
  结果直接受害的是我一家。正如我在小说《黑钮扣》中写的那样，我们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鲁宾逊”。
  小姨回到农村去了。在那座二百余万人口的城市，除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再无亲人。
  而母亲的亲人即是她的几个小儿女。母亲为了微薄的工资在铁路工厂做临时工，出卖一个底层女人的廉价的体力。翻砂那是男人干的很累很危险的重活。临时工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全凭自己在劳动中格外当心。稍有不慎，使会被铁水烫伤或被铸件砸伤压伤。
  母亲几乎没有哪一天不带着轻伤回家的，母亲的衣服被迸溅的铁水烧了片片的洞。
  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共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
  也必舍不得花五分钱一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七点半左右，吃过晚饭，往往九点来钟，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20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40　支光的灯泡。而对于我们家来说，节电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