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健茨对韩德宝暗暗考察了一段日子，完全同意他老爸的结论。如果没有发生以后那些令他恼怒的事，他会打发韩德宝到一个活儿相对轻些的车间去当工人的。然而那些令他恼怒的事毕竟发生了。。
  韩德宝被“昭和”解雇了。向他宣告的当然不是松井健茨本人，当然也不是姚副经理，而是由姚副经理从车间调到公关部的一个妖娆的一向喜欢穿紧身衣裤的女孩儿，桌上当时有一个信封，她用指甲染了丹红的细长的手指，将信封向他推过去。她说信封里是六百元钱。她还低声说，“昭和”限他最迟一个月内交出住房。她说时脸上似乎流露着几分对他的恻隐。。
  他发呆几分钟，一转身冲出去。。
  他没敲门就闯入了经理办公室──然而他并没有提出抗议，他给松井健茨跪下了，双手搂抱住对方的一条腿，仰脸可怜兮兮地望着对方，哭泣着，哀求着。。
  松井健茨并非一个傻瓜。他已开始意识到，跪在他面前双手紧紧楼抱住他一条腿的这个中国人，哭泣着哀求着他的这个中国人，看来显然是受了他的同胞们合谋在一起的陷害了。但是他丝毫也不想改变他的决定。相反，他甚至厌恶对方鄙视对方了。同时，一个一向在“昭和”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俨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什么人物似的中国小子，竟跪在了他面前，使他心理上非常快感。他的一句话，就使这中国小子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切憧憬一切野心归于幻逝，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一种权威，使他心理上不但非常快感，而且非常满足，非常得意，毁灭也是足以给造成毁灭的人带来自信的激情的。尤其当被毁灭的是另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时候。。
  既然这个与他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国小子，和中方的法人代表之间营营
  苟苟到了不能在“昭和”和平共处的地步，那么他没有任何理由为了一个中方雇员而向中方法人施加压力。尽管他多少也有点儿可怜对方，但最终还是厌恶和鄙视占了上风。。
  他用力挣脱了自己被紧紧搂抱住的那条腿，缓缓举起手臂，朝门一指，冷冰冰地说出一个字是──“滚。。”
  韩德宝又冲入了姚副经理的办公室──姚副经理不在。姚副经理躲入厕所里去了。。
  于是，半个多月以来，他在这一座城市里，变成了一条没有人愿意收养的狗。这座城市教育他──像他这样文化水平不高，一无专长也无任何社会背景的人，要谋到另一份职竟是那么的难。当然，挣口饭吃的杂活还是有得干的。但是这一个曾自认为是中国“白领阶级”之一员的人，却早已丧失掉了干辛苦活的本能和特殊身心。。
  撇开文化不文化专长不专长的不谈，他四处寄信的事，尤其使一些单位的头头脑脑们对他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拒之唯恐不坚。。
  他于绝境中想到了他当年的恩人那位导演。他厚着脸皮去找人家。人家透过门上的“猫眼”看清楚是他，连门都设给他开。只冷冷地说从不记得认识过他这么个人。想想看吧，姚副经理毕竟是人家妻子的表兄啊！人家不臭骂他一通，就实在是够有涵养的了。。
  他向石根先生发去了一封加急电报求援。石根先生给他回了一封短信，用他自己曾说过的话提醒他“昭和”的至高原则──董事长不在，总经理就是“绝对权威”。并引用一句中国话──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言外之意是“绝对权威”的权威，是需要“绝对”加以维护的。是需要有人为之作出牺牲的。即使那一种牺牲是无辜的、何况他并不完全无辜。。他把那封信撕得粉碎。一边撕一边歇斯底里爆发地大骂：“老日本鬼子我操死你全家！。。”
  走投无路之下，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当年天天盼着有机会离开的那一家小小的木材加工厂。却不过是又多受了一次冷眼多听了一些奚落和讥讽，他自认为是中国的“白领阶级”之一员后，并没常去和他当年的呵护者们进行感情交往。也根本忘了感激他们。。
  “天亮了，起来吧！”
  他睁开了眼睛，见他漂亮的妻子坐在床边，含情脉脉地俯视着他。
  “你今天不去上班！”
  “晚一点儿没什么。。儿子呢？”
  “上学去了呗！”
  “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我。。我怕你是病了，你在发烧。。”
  妻子温柔地伏在他身上，和他脸贴着脸，对他显出无限的偎爱。
  “原谅我，我不该对你那样。。”
  妻的小手捂住了他的嘴。。
  “给咱们的儿子，把名改过来吧。别再叫韩敏太郎了。”
  “听你的。”
  “我爱你。很爱很爱，尤其这会儿。。。”
  “我永远是你的第二小宝贝，小心肝儿。。”
  妻妩媚百种，轻轻地吻他。。
  而他顺势将她扯上了床。“别嘛，昨天晚上不是才。。”妻娇羞地半推半就。。“我还要。。”他将他的妻子搂紧得快要窒息了。他恨不得将她搂入到自己的胸膛里
  去。似乎只有那样，才能放心地感到她还是他的女人，将永远是他的女人。。“这刀多少钱？”“三十元。真正的蒙古刀，瞧这刀锋，快得刮胡子都可以了。。”他并没讨价还价，买下了它。在那一天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在中国的这一座城市和日本东京附近的
  一个小市里，分别有一个日本男人和两个中国男人的尸体被送到火葬场焚化了。那个日本男人和其中的一个中国男人，都是三十多岁的男人。都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小家庭。他们的妻子都是他们的爱妻。他们的儿子都是他们的娇子。另一个中国男人自然是姚副经理。。
  中国和日本的几家小报，分别对此作了些渲染性的，以图取媚读者的报导。一个时期，成为中日两国某些市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但不久也就如一阵风似的，从普通的人们的头脑中刮过去了。。
  父亲
  作者：梁晓声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者“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
  的鸟儿。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
  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
  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门，屋地打井”。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邻居一
  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
  的想法，父亲如果出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
  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
  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像。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导常的。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
  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还焦急。“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从此，我们小学二年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
  “结巴嗑子”。我，出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
  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成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嗑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爷爷的脾气也特火暴。父亲发怒时，爷爷不开骂，便很值得我们庆幸
  了。值得庆幸的时候不多。母亲属羊。像羊那么驯服，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
  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因为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遗憾的是，在家庭中，父亲的自我意识，起码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条理论早形成20　年。
  中国的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她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虽然这幢憬是朦胧的，盲目的，带有浪漫的主观色彩的。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是她们这种憧憬的萌发基础。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我以为是高于许多母亲们的。
  关于“出息”，父亲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
  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感。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用，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
  弟弟，异常严肃他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怎样，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了。还强吃掉半个窝窝头。为了报
  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撑得够受，但心里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
  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一天起，饭量大了。党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浪崽子似的！窝窝头，苞谷面粥，咸莱疙瘩，瞧一顿顿吃的多欢，吃的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自豪。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
  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说，因为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下去。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
  我极希望自己有一个姐姐。母亲曾为我生育过一个姐姐。然而我未见过姐姐长的什么样，她不满三岁就病死了。姐姐死的很冤，因为父亲不相信西医，不允许母亲抱她去西医院看病。母亲偷偷抱着姐姐去西医院看了一次病，医生说晚了。母亲由于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场。父亲却从不觉得应对姐姐的死负什么责任。父亲认为，姐姐纯粹是因为吃了两片西药被药死的。
  “西药，是治外国人的病的！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血脉是不一样的！难道中国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药来治的吗？！西药能治中国人的病，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中医干什么？！”
  父亲这样对母亲吼。
  母亲辩驳：“中医先生也叫抱孩子去看看西医。”
  “说这话的，就不是好中医！”父亲更恼火了。
  母亲，只有默默垂泪而已。
  邻居那个会算命的老太太，说按照麻衣神相，男属阳，女属阴。说我们家的血脉阳盛阴衰，不可能有女孩。说父亲的秉性大刚，女孩不敢托生到我们家，说我夭折的姐姐，是被我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