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而且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并以内在的哲理引起读者的沉思：夏晓云与梁思敏的恋爱，不正是象征着台风前的美景，而他们恋爱的结果，不正是暴风后的毁灭么？
  作者还常常以作品中人物的心境照景，使景物和人物互相衬托，互相照应，以收到一百二鸟的效果。如《殉》中，新寡的方少奶奶，在北海所看到的金色落日，是“徐徐地沉下，沉下”，她的心也“随着那金轮子坠下去了。”而且她还记得，“那时北海是一片黄昏的苍茫，水面上闪着一层微弱的光。”这沉下去的落日，苍茫的黄昏，微弱的光，把一个被接来“冲喜”，却仍然无法挽救丈夫生命的新寡处女的绝望心情，和她凄惨黯淡的前景映照得何等鲜明，影射得何等神似！三十年后，她抱养的爱女小芸就要出嫁了，她感到日子过得太快，女儿走得太急，这时，眼前的景就完全变了样：“水流得那么急，金轮子也滚得那么快。”三十年前的夕阳，在万念俱灰的新寡方少奶奶眼里是“沉”，三十年后的夕阳，在舍不得女儿离开自己的方老太太眼里却是“滚”了；由于作者巧妙地以人物的心境照景，同样看落日，感受也迥然不同！
  林海音的作品的情真意笃，还因质朴隽永而含情脉脉的语言而更加突出。不管是状物绘景，还是叙事写人，她都把自己的满腔深情，渗透到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上。如对她曾在北京住过的珠市口、新帘子胡同、虎坊桥、西交民巷、梁家园、南柳巷、永光寺街、南长街（《我的京味儿回忆录》）质朴、详细而深情的记叙；而对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家住书坊边》）的挚爱，更涌现笔下：“每看到有人写北平的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时，别提我多亲切，脑中就会浮起那地方的情景，暖流透过全身，那一带的街道立刻涌向眼前。我住在这附近多年，从孩提时代到成年。不管在阳光下，在寒风中，也无论到什么地方——出门或回家，几乎都要先经过这条自清代到民国而续延二百年至今不衰的北京文化名街……”对北京的西山红叶、北海的白塔，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台湾的大贝湖畔、日月潭、狮子山、北投等景色的描绘，把作者对祖国和故乡的思念和热爱，写得那么真切，说是写景，实是抒情。
  林海音人物的语言，是“可以从别人的谈话里推见说话的人物的”（鲁迅语）。如听到“我晕、我晕哪！”的叫喊，我们就知道这是《烛》中大妇特有的语言。我们甚至通过那发颤的声音，看到她满脸的盼望，触到她那颗渴望爱却又被弃的心。从“绿藻的繁殖很快，一天分裂两次半，它只需日光、空气、水和少量廉价的药品……将来有一天，每家的屋顶开辟一块可以晒到太阳的绿藻培养他，这一家人就可以取之不尽、食之不竭了。我们将和绿藻共同生存，繁殖在这世界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慷慨发言，看到微生物学家肖定谟的雄心大志（《绿藻与咸蛋》）；也从“感谢这一段友谊的散步。它使我认识一个可爱的男人，像你这样的男人才是我心目中寻找的对象的标准。有一天也许我们又偶然在街头上遇，那时我们又何妨像熟朋友一样地互道近况，只是我们现在该分手了，为的是，你应该回你温暖的家庭，我应该奔向我光明的将来。”的一段话，看出女主公怎样理智和向心爱的有妇之夫告别，因为她很清楚，这种散步不应继续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奔向光明》），突出她性格果敢、坚毅的性格。小学生振亚把自己装有鸡腿、肉丸的饭盒偷换贫穷同学装有萝卜干的饭盒而被老师查出时，却请求老师：“老师你不要讲出去吧。刘毅军的家里实在很穷，他天天吃白饭配萝卜干，所以……”展示出小振亚纯洁、美好的心灵（《萝卜干的滋味》），更从“我们看海去”，判定这是天真、聪明的小英子在读书和说话。、甚至从北京腔、天津卫、山东调、闽南语、客家话等不同的语音语调中，读出说话人的籍贯，身分、年龄和性格，作品也因此显示出强烈而鲜明的地方特色。不仅如此，林海音的人物语言还常常展示各人特有的情意和神态。如《琼君》中女主角在丈夫死了以后，她想再嫁，说出口的却是：“大小姐，我想朝前走一步。”这句话，把这个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熏陶的温柔少妇的怯弱心理写活了。她甚至连“改嫁”两个字都说不出口，可是那个语调，又分明满含着她对与她同龄的丈夫前妻之女的信赖和恳求。“你的宝贵青春都为爸爸牺牲了，你有充分的理由再嫁。”大小姐到底是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开朗、明智，对这个一向像朋友一样的后母充满同情，这一组对话，既点明她们不同性格，又突出了她们之间特有的情愫。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投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家心灵的镜子。林海音将满腔乡愁，编织在她的作品里，并着重描述了我国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女性人生悲剧，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妇女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寂寞空虚的生活，表现了思亲和盼望祖国的主题。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儿童生活的丰富世界和台湾下层人民的不幸。她的作品是桥，沟通着海峡两岸同胞的心；是画，展现出祖国北方京城和南方海岛的美丽风景、习俗人情；是诗，吟诵出那埋藏在炎黄子孙心底的爱国深情。因此，我们说，无论她怎么“化”，她都是中国人民最欢迎的中国作家，道理就在这里。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黄庆云
  黄庆云
  阎纯德
  翡翠般的南方，蓝天上飘着白云。那云，为生活编织童话，为
  大地酿造甘霖。
  ——摘自我的《文坛日记》
  十年前，黄庆云对我说：“我从写作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孩子。至今，我还探索着，用我的笔，用我的心……”
  从1938年发表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起，这位1920年5月10日生于南方名城广州的澄海著名女作家，已有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出版了论文《民族诗人屈大均》（1939年，广东文物社），儿童读物《中国小主人》（1942年，桂林进步教育社）、《国庆日》（同上）、《庆云儿童故事集）（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云姐姐的信箱》（同上）、《地球的故事》（同上）、《妈妈的小模特》（1988年，香港启思出版社），儿童诗集《儿童诗歌集》（1947年，香港新儿童社）、《诗与画）（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幼儿园的诗》（1950年，广东通俗出版社）、《快活的童年》（196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儿朵朵开》（1963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和爸爸比童年》（196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儿歌新唱》（198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童话集《庆云童话集》（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庆云翻译童话集》（同上）、《奇异的红星）（195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195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月亮的女儿》（1982年，新蕾出版社）、《两个小石像》（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天鹅的歌声》（翻译童话集，广东人民出版社）、《会叫的鸡蛋》（1988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脱了壳的乌龟》（1988年，香港启思出版社）、《怪电话）（香港真文化出版社），中篇小说《一支枪》（1950年，广东新华书店》、《爸爸的血》（1958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从小跟着共产党》（1958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活跃在粤赣湘边的小鬼连》（1958年，全年儿童出版社）、《从小跟共产党走》（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中篇传记文学《不朽的向秀丽》（19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刑场上的婚礼》（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朝花》；1986年，明天出版社），选集《黄庆云作品选》（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长篇童话《金色童年》（1986年，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小说《爱我香港》（1986年，香港明华出版社），长篇历史小说《香港归来的孩子》（1988年，明天出版社）及译作《英仙斩妖记》、《金河王》、《温妮啤啤》及《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等许多优美的童话、诗歌、小说和文学传记。
  五十多年春风秋雨，斗柄转移，但只有她那躬耕不辍的身影，在孕育未来和光明的园地里闪动。被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她始终不渝地把它认作神圣事业。虽然，被小读者呢称为“云姊姊”的黄庆云硕果累累，可她却说：“我算不上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是一个儿童文学的探索者……”
  她探索着，创造着。在时间的长河里，她有自己的航线；在生命的运行中，她有自己的轨迹……
  一
  一个作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踏着他们散落在生活里的足迹，便能找到他们创作心理的脉搏。
  我问过黄庆云的生活；她给我讲述了一部历史：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动荡的家庭。祖父本是一位到南洋做工的贫苦农民，结果暴富而归，便在广州置买家业，成了大户。可是他不到四十岁就下了黄泉，接着家道中落，连房子也只好变卖。黄庆云说，她是亲眼看着那个偌大的家庭像一座冰山一样瓦解的，正如巴金在《家》里描写的那样。这个变故，自然是时代的原因：帝国主义资本挤坍了华侨实业，以及民族解放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对人们的影响。而她，则在“既不算寂它，也不算幸福”中送走了童年。一个参加革命的姑姑惨遭杀害后，全家只好出走香港。这对只有六岁的黄庆云来说，说不上留恋，只有朦胧的恐惧和迷惑。在人的一生中，童年虽短，却是宝贵的，记忆犹新的。“我似乎没有合乎规格的童年。我的父母成天都为生存而忙碌，从来没有关注我的童年。我很小就学认字，是外祖母教的。大约四岁左右，就认识几百字了。父母的谈话我不懂。当他们注意到我的存在时，便让我读那令人厌烦的四书五经。但也有本一叫我感兴趣的书，那是《史记》，我把它当作传奇来读……”
  童年，是一幅纯洁、明艳的画，永远镶嵌在她的记忆里。在她的身边，那些小伙伴多是穷苦的孩子。住在她家楼下的孩子是打绳的。他们一天到晚手执打绳工具，从这边到那边为妈妈打绳，背后还背着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小弟弟。那个跟妈妈到三楼的男孩子，小小的便干起大人的活儿了，她那时就想：“若没有他，我们家就吃不上饭，喝不上茶……”还有许多孩子，都有大人一般灵巧的手，有的包陈皮梅，有的装酸柠檬……这是他们的童年，和她不一样。可也有一样的时候：虽然他们的家庭彼此没有来往，但童年的黄庆云与那些穷孩子却共有一个大沙堆，那便是共同的乐园了。他们有时一起抓石子，有时捡贝壳，有时“煮小饭”——就算是过家家了。这些小伙伴给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打石的孩子。那时香港到处开山，爆破之后，一些女人和孩子再用锤子将石头敲碎。他们的十个指头都用破布包着，可是锤于常常砸破自己的手指，弄得满手都是血。“有一个藤厂的学徒，住在我家对面。”黄庆云回忆说，“他的工作是洗藤条、破藤条，而他常被师傅用藤条抽打得鲜血淋漓。他挨打的时候，哭得叫人揪心；师傅不在的时候，他唱歌唱得令人兴奋。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她还有一些同学，有的是织毛衣的、绣枕头的、织灯笼的，还有的是做小媳妇的。黄庆云在他们眼泪里浸泡着，于是那块纯洁的心田，便生出对罪恶的控诉，对弱者的同情；人类最善良的感情——人道主义，就在这时慢慢滋生。
  “在我很小的时候，好像从每个小伙伴的背后，看到他们都拖着一条尾巴——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所处的社会。这些都化成信息，投进我不大开窍的脑子里，而后来，又是一呼即出的人物。”黄庆云的总结，是她童年生活的主要方面，自然是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
  黄庆云的父亲曾留学日本，读专科学校，回国后当过绘图员、测量员、教员，还做过小生意，经常失业，可他是个逆来顺受的好好先生。妈妈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也当过教师、小职员，店员。可是这么一对，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慢，一个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