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中学的教师是聘请当时最为优秀的学人。韦君宜在高中一年级时，班上来了一位进步教师，叫田聪，他曾和几位青年朋友办过同人刊物，自己也能写作。他教同学们有选择地读新作品。韦君宜在他的启发和指导下，阅读了《北斗》、《文学月报》等；接触了进步的俄罗斯文学，读了《新俄学生日记》、《铁流》、《毁灭》等。这些作品，在那黑沉沉的长夜里，好像天空中倏然闪过的一道亮光，使她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又好像一股小小的清泉，在她那干涸的心田上流淌。她感到振奋，感到世界有了生机。
  一次，韦君宜交了作文卷以后，老师流露出兴奋的表情，并鼓励她说：“何不学习写小说？”还告诉她学文学要打基础，要多读一些世界名著。韦君宜按着老师的指教，老老实实地读了屠格涅夫、契诃夫和当时时髦的辛克莱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她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为她后来的文学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国文教师换了孟志孙先生。他学识渊博，精通古文，后来成了大学教授。他在中学教这群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大学的授课方法了。他把中国的诗歌按时间顺序自由圈选，教学生们从头读起，由诗经开始，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至元曲为止；他还指导学生阅读大量参考书。韦君宜极力适应孟先生的授课方法，经常去书店，就在这一年里，她学会了到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去选购线装书，书店的伙计们用惊讶的眼神看着这个钻故纸堆的少女。高中毕业时，韦君宜曾奉孟先生之命，写了一篇毕业论文——《读〈陶渊明集〉》。那时候，“学者”的头衔对韦君宜有着强烈的诱惑力，故纸堆、书斋，是她陶醉的地方，是她赖以生存的极乐世界。
  在振聋发聩的炮声中惊醒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在豺狼步步紧逼面前，国民党政府则步步退让，北京危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韦君宜恰在此时，踏入了素有反帝斗争传统的清华大学，敌人的铁蹄踏碎了她成为学者的美梦。她从书斋中走了出来，面对着完全变化了的环境，感到惊异、迷惘。她拿起笔来，记录了自己的苦闷和朦胧的追求，散文《告诉》是她的一篇习作，也是她后来跟文学结缘的开篇之作。以后，她又接连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其内容大都是听来的革命故事和亲自观察的小市民生活。作者追忆这一段创作时曾说：“那是在追求党还没有追求到的时候写的，虽然很幼稚，文章却是一片真情，热烈的程度，有过于少男少女在热恋中。我是在热恋着革命，热恋着我的祖国”。
  帝国主义入侵后，北京的街头和正阳门车站到处都写上了“片假名”，“何梅协定”、“塘沽协定”接连签定。学校里一面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一面是熊熊燃烧的反抗之火，抗日的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围绕着抗日救国的内容，同学们召开各种形式讨论会。韦君宜有时也去旁听或列席，她用心地倾听那些高谈阔论的男同学发表演说，开始觉得新鲜，有道理，渐渐听得入迷，信服了。从别人的演说中，她知道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懂得了什么叫剥削、压迫，世界上为什么有穷人、富人……讨论会使她开阔眼界，明辨是非，她从旁观者逐渐成为一名自觉的参加者。
  一次，一位女同学因参加左派革命团体，被特务迫捕。当时韦君宜正巧从图书馆出来，另外一个女同学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韦君宜便和其他同学一道，悄悄地跑到那位女同学隐藏的地方——清华大学生物馆最高层的花棚子上，让那位女同学坐在那里不动，由她们负责送水送饭，直到天黑。特务们由于没有搜查到，只好扫兴而归。漆黑的夜晚，韦君宜和其他女同学一起，前后簇拥着，把这位女同学送出了清华园，暂回山西老家躲藏起来。
  韦君宜在访惶中坚定了信心，从胆怯中获得了勇气。经过这件事后，她懂得了革命不只是看几本书，发表几篇演说了事，革命要真干，要豁出命来干，提着脑袋干。
  在“一二·九”风暴中摔打
  随着共产党对抗日运动的领导，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此时，抗日救国已经不是少数先进人物的思想和愿望，而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和行动了。严酷的现实，使韦君宜迅速地作出抉择——站到广大人民一边，投入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去。随着知识的增长，阅历的广泛，她的爱憎感亦愈加分明。她决心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舍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她在后来写的《答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一文中说：
  ……我读的书更多了一点，我知道了资产阶级是怎样一个
  阶级，知道了剥削工人剩余价值是怎么一回事，知道社会是向怎
  样的方向发展。过去对我那个家庭腐朽生活，例如我的父母哪时
  抽鸦片烟，每天睡到下午一点钟起床，这些事，我过去只是简单
  地讨厌，当初步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我知道了像这种生
  活将来一定得消灭，我应当自觉地离开它，决不跟它一起灭亡，
  应当自觉地为它挖掘坟墓。
  反动派的水龙、大刀，血淋淋的现实，使她从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名冲锋陷阵的猛士。她以从未有过的勇敢，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示威，和伙伴们手挽手，肩并肩，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喊出了心灵的最强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她在回忆时写道：“那时候……对敌人对奴才的仇恨，使我们每个人都像狮子，恨不得立即咬死这些坏人。”
  “一二·九”运动过后，各地学联纷纷成立。共产党又提出了“青年学生到群众中去和农民相识，和农民拉手！”的口号，北平、天津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沿着平汉铁路步行南下，向沿铁路的农村居民宣传。每天走一站路，在当地小学校里住宿，这是广大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的开始。韦君宜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自然，那个宣传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效果，那甚至是有点可笑的，那样一群穿着工裤、旗袍、西装、长褂的学生们，跑到农村去告诉农民，日本帝国主义要打来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抢夺你们的牛羊了！实际上自己连那里是用牛耕地还是用驴耕地也不知道。可是，现在想起来，我总不能笑。因为我们是带着那样庄严的心情去作那个最重要的开始的。我们的脚走到农村去了，我们的眼看到了没裤子穿的农村孩子，我们的心真正感到自己的生活有改变的必要了！”
  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韦君宜从一个知识分于家庭出身的小姐彻底地脱胎出来了。从农村回来不久，她成了第一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韦君宜的公开身分是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实际上主要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她被提任为学委干事，妇救会党组成员，奔走于各大学、中学进步学生和组织之间，组织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到门头沟等工矿、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并创办《北平妇女》等刊物。这时，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革命工作上，因而，虽选修了朱自清的宋词，刘叔雅的庄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却常常不去上课。
  当时的学委，既无机关，也无经费，为了开展工作，韦君宜只好以自己早已厌恶的家庭为据点，召开各种会议。一天，北平妇救会的同志们到她家开会，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开会时又显得很秘密，加上家里早就听说过韦君宜在学校不好好上课，到处乱跑，所以这次会议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会议正开得热闹时，母亲让女工几次进去，把韦君宜叫出来，并且提出陪她出去，给她做新大衣。执拗的女儿对母亲的举动非常生气，听完母亲的话，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回去继续参加会议。她当时清楚地知道，在这二者之间，只能有一种选择，不放弃这些优厚的物质生活享受，就得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编刊物需要经费，而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又十分紧张。韦君宜的父母亲对女儿花钱，是从不吝啬的，她便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一次，学委领导的《北平学生》杂志，因缺少经费不能及时出版，大家正在为此焦急。韦君直跑到家里对父母说：自己急需一笔钱买一辆自行车。母亲毫无怀疑，如数付给，《北平学生》杂志才得以及时出版。
  斗争长才干，实践出真知。韦君直下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她无所畏惧。曾多次逃避特务们的盯梢，转危为安。
  一次，妇救会党组开会，先做了一个匾，上面写着宣传抗日的字样，足有三四尺长，以备开会时用。韦君宜带着这个匾晚间回家过夜。刚出师范大学门口不远，便发现后面有人跟踪，她转弯，跟踪的人也转弯。小巧、敏捷的韦君宜急中生智，快速挤上电车，企图甩掉跟踪者，没想到那个人却从另外的门跳上电车，她的心怦怦地跳着，想法窜到门口，佯装下车的样子，待车到了下一站停下来，等乘客们下完了，要关车门时，她纵身跳下车，机智巧妙地甩掉了跟踪她的人。
  从事地下斗争，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战斗。不仅需要勇敢、智慧，更需要沉着和铁的纪律。吃一堑，长一智。韦君宜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时，对遵守地下工作纪律，很不习惯。有一次，市委一位同志去她家开会，她没做任何暗号。会后，那位同志严厉地批评她，并具体地告诉她如何做暗号，遇到危险时，如何发出暗号。
  在清华大学的三年，她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成了一名合格的党的地下工作干部。
  由于对文艺的兴趣和爱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常常抽暇阅读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品。这时，她方感到中学时代所读的鲁迅的杂文和小说，实在是一点也没读懂，而现在才开始懂得一点鲁迅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向北京地区卢沟桥发动了进攻，中国守军在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影响下，奋起抵抗，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但国民党政府却节节败退，学委机关在北平站不住了，学校也要南迁。当时正值暑假，一切“关系”都无法办理。韦君宜及其妹妹，从天津坐海船经青岛到达济南，从济南又转太原，到太原后，很快就接上了“关系”。然后又到石家庄，在那里组织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事隔几天，国民党又撤离了石家庄，当时在石家庄的一位共产党的领导者告诉韦君宜，有两条路供她选择：一是留在石家庄，等待参军；一是到武汉去找流亡同学会。韦君宜选择了后者，到了武汉，先在叔叔家暂住，并恢复了党的工作，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公开的身分是在武汉大学借读。
  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又逼近武汉，形势很紧张。韦君宜在武汉做官的叔叔，虽不知道自己的侄女正在干着为他们一群挖掘坟墓的工作，但总感到韦君宜有什么事情瞒着他，所以很戒备。一天，他派韦君宜的婶娘，到武汉大学找韦君宜。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韦君宜只好装出顺从的样子，跟他们回了家。在家里，韦君宜表面上平静得如一潭死水，而内心却波涛澎湃。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逃脱的办法。一天晚上，她佯装要去看戏，婶娘、堂姐都陪她去了。待戏散场后，她趁人多拥挤时，混入人群，脱离了“看管”，又转了几条街，坐上轮渡，一口气跑到武昌，连夜找到武汉大学支部书记。遵照党的指示，和另外几位同学一道，转移到湖北黄安苏区，参加党训班学习。
  在黄安党训班受训后，由湖北省委分配到襄阳，后转宜昌，仍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党，组织剧团，串连小学教师等。
  盛夏的一天，省委来电将韦君宜召回武汉，有一项紧急任务要她去完成。当时的武汉政府，准备派一个合唱团到国外去进行抗日宣传，党组织想找一个会说英文、有大学程度的女党员随同。经别人推荐，韦君宜成了合适的人选。到了武汉，先找到董必武同志的住处。一进门，她看见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拘束感立即消失了。董老先让她吃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向她交待任务。韦君宜觉得自己跟唱歌无缘，不能“滥等充数”，她爽快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经她反复陈说，董老同意她的意见，并取消了原来的决定。此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