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间，许多革命作家相继离去。阳翰笙嘱咐她留在上海，坚持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她参加了由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主持的全国戏剧协会，并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下，她被上了黑名单，朋友劝她隐避，于是她的生活动荡起来，东逃西躲，经常搬家。有时国民党打电话威胁，请她去吃饭应酬，她毅然回答说：“对不起，我是写作的人，不能侍候你们的宴会。”她蛰居虹口，闭门谢客，但一直写作，从不辍笔。这时期她出版了独幕剧集《桥》（1947年，独立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落叶》（1948年，商务印书馆），创作了中篇小说《江上烟》、《艺灵魂》，长篇小说《双宿双飞》、《月上柳梢》，以及许多杂文、散文。
  《桥》里收录《桥》、《血债》、《古城留芳》、《一门忠烈》四个独幕话剧，集中表现抗日战争中各阶层的斗争。《血债》的女主角曼娜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绝不应该消极、悲观；我们应该有坚强的意志；勇敢的精神……如今我明白了一个人除了家庭还有国家，除了父母还有大众，因此我就决定把生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大众。”男主角李君达的诗写着：“我的家牺牲在军阀的铁蹄下；我的父母受尽了污辱和拷打，我的祖国又被强敌侵略与欺压，长夜漫漫，望不着星光与火花！‘解放’是血的代价，报私仇，雪国耻，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既是剧中人物的道白，也是作者精神境界的写照。《落叶》集中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也抒发了作者的苦闷心情。《艺灵魂》是根据《凤》改写的，加重了其中的恋爱故事。《月上柳梢》描写抗战中知识青年的坚贞不屈，追求进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故事，表达了作者爱国抗日向往革命的热情。解放初（1950年），作者又改为编电影剧本，由上海大同电影公司摄制，影片取名为《自由天地》。“自由天地”是影射解放区的意思。
  1948年，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下午，洪深匆匆来向赵清阁告别。洪深因参加复旦大学的反饥饿斗争，遭到反动派的警告，不得不离开上海。临行前，他为了一部已经和大同电影公司约定的电影剧本还未执笔，他要与赵清阁合作。他讲述了一个构思得还不完整的故事梗概：三个不同型的女性，一个堕落成了交际花，一个是贤妻良母，一个奔向延安参加革命，三个人走了三条道路——有的堕落了，有的消极了，有的在前进，到了延安。洪深与赵清阁一同研究、分析，最后决定由赵清阁执笔，《几番风雨》就这样诞生的。这是赵清阁从事电影创作的第一部影片。第二部影片，是取材旧社会妓女悲惨生活的《蝶恋花》，这时，大同电影公司正式聘请她为基本编剧，使她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专业女电影编剧。
  五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从黑暗中挣扎出来的赵清阁，与全国人民一道热烈拥抱祖国的春天。不久，她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及上海戏剧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担任上海文联委员。在两三年内，她创作了好几部电影剧本，其中已拍摄的，有歌颂新中国的《女儿春》及《自由天地》。这两个剧本都由大同电影公司拍摄。
  五十年代，赵清阁除了写些现实题材的独幕剧、小品文以外，还先后把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古典名著以通俗文字写成小说和剧本，如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白蛇传》（工958年，同上）、《杜丽娘》（1957年，同上）；越剧本《桃花扇》（953年，上海杂志公司）；五幕话剧《贾宝玉和林黛玉》（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等等。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能够了解和欣赏我国的优秀文学遗产，赵清阁这一普及工作的辛勤劳动，是十分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初，赵清阁又执笔创作电影剧本，其中表现先进工人的先进事迹的《向阳花开》和描写京剧老艺人的新旧社会不同遭遇的《凤还巢》，都拍成了影片。
  六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革命史上空前的灾难之中，亿万人民都被卷了进去，赵清阁当然也不能幸免，她被批斗抄家，被扣上“反动文人”、“国防戏剧的追随者”等帽子，迫害得她患了脑血栓，瘫痪几年。用她自己的话：“真是九死一生！”
  实际上，建国初期，她就和其他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作家，已经受着长期窃据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权的张春桥极左路线的压制和打击了。她的作品受冷遇刁难，得不到重视，使她沉寂了多年。但她并不灰心，照样默默埋头苦写。1957年4月底，周总理在上海接见电影界人士，但单位没有通知赵清阁参加。总理来到会场，不见赵清阁，就问起她来。第二天，《文汇报》报道了这个消息，赵清阁和她的朋友们怎能不激动！就在这一年12月，周总理再次到上海，在一次与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上，赵清阁见到了总理。她回忆道：“他握着我的手，端详着我，问我近来身体如何？有什么困难，叫我随时写信告诉他。他对知识分子是多么亲切，多么关怀啊！”赵清阁还讲述了1961年的一件憾事：“那时我正在北京体验生活，总理参加了电影创作会议结束的一次香山晚会，他还向黄宗英同志问起我，谈到他看了我编剧的《向阳花开》影片，加以肯定……”
  打倒“四人帮”后，赵清阁身上的绳索被解开了，她焕发了青春，挥笔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粉墨青青》（1979年1—2月号《西湖》），剧本生动地表现出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遭遇；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读书》、《战地》等报刊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散文。赵清阁在1980年第九期香港《海洋文艺》上，又发表了一部以晴雯为主戏的红楼话剧《鬼蜮花殃》，受到海外重视。这个剧本在六十年代初，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已写成了初稿，还未来得及发表，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手稿、资料、卡片，还有阿英给她的讨论晴雯的长信，统统被抄。这次发表的剧本完全是重写，这也反映了她在创作上的顽强精神。《鬼蜮花殃》剧本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改名为《晴雯赞》。
  茅盾很赞赏赵清阁，1975年，他曾写赠长律《清谷行》（收入197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茅盾诗词》）。诗曰：
  黄歇浦边女作家，清才绮貌昔曾夸。
  风雷岁月催人老，壮志不移路不斜。
  三十年前山城月，文坛对垒旗高揭。
  君来奋臂助声威，共向蒋帮张挞伐。
  故旧几人今健在，愿君如菊经霜更鲜妍。
  1979年4月23日，赵清阁在田汉的追悼会上，见到了邓颖超大姐，大姐热情地拉着她问长问短。当天晚上，又接到电话通知，过了“五一”要接见她。赵清阁说：“我感到惭愧，我用什么向大姐汇报呢？三十年来我是毫无成就的！我走进大姐的会客厅，一眼望见那幅总理‘最后的时刻’的放大绒绣遗像，……我从大姐的身上仿佛又见到了周总理。大姐给我的印象和总理一样，既平易可亲又贤明、严肃。当她告诉我总理在病中还几次谈到我这个渺小的老年文艺工作者时，我哭了。返沪前，大姐百忙中又接见了我。她鼓励我要继续创作，在新长征的路上做出新的贡献。我用总理的一句名言回答她：‘我一定学春蚕吐丝，吐完我最后的一根丝’。”……
  八十年代以来，她出版了散文集《沧海泛忆》（1982年，香港三联书店）、《行云散记》（198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浮生若梦》（1989年，华岳文艺出版社）、《往事如烟》及《红楼梦话剧集》（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等。在九十年代，诚如她在信里所云，虽“老病不堪，脑子还好，笔耕不辍，写写小文，日唯三五百字耳”。这些文章多发表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上。
  “浮生若梦幻，处处风雨声”。作为作家、剧作家的赵清阁，伴着多变的风云，颠沛流离在中国文坛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以她独特的艺术表现，向人民展示了历史的画面，写下丰富多彩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及电影文学剧本，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贡献。
  1981年1月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订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杨沫
  杨沫
  李杨杨
  1980年10月，我第一次踏进柳荫街杨沫住的小院，当她迎出来同我握手时，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的话一下子从我胸中跳了出来，杨沫“是可以握着手谈‘心’的那种人。”这是因为杨沫很容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她直率、平易、开朗、心直口快……
  童年：有富贵的父母，但没有温暖的家
  1984年，对杨沫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她已走过七十年的生活历程。从《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这篇处女作发表算起，她的创作生涯也度过了整整五十年。童年对她已经遥远，但不平凡的童年生活却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二十世纪初，杨沫的父亲、一个思想开明的清末举人从湖南来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他留京办起了私立大学。然而，这位大学校长没有把革新之路走到底，却以办学为名，募集捐款，在河北滦平县购买土地，摇身一变成为显赫的大地主，过着实实在在的花天酒地的生活。杨沫的母亲也是湖南人，懂得诗词歌赋。家庭发迹以后，丈夫娶姨太太嫖妓女，她得不到幸福，整日吵闹，打麻将。杨沫就在这样一个物质上颇为富有，精神上非常空虚的书香人家度过童年。
  杨沫于1914年8月25日生在北京，她上面有一个哥哥，叫杨成勋，比她大十二岁，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二妹杨成亮，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白杨。杨沫那时叫杨成业。
  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儿女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杨沫说：“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浓血；浑身长满了虱子……”（《乡思的朝和暮》）五六岁时，母亲常常打牌看戏，半夜不归，家中只她一人孤苦伶什。有时她害怕，拦住妈妈不让走，自私而暴躁的母亲，居然伸手打她几个耳光，扬长而去。后来，她被送到舅舅家，在那儿寄人篱下。表兄弟们随便欺负她，把她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不得不把她接回家，但待遇依旧。这倒使杨沫这个生长在豪门的“大小姐”有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她同佣人睡一盘炕，放学后，和拾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她还常被母亲带到滦平乡下去收租。她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他们常常把不肯——也是没钱交租的佃户吊到房梁上毒打。他们住在佃户家里，要鸡、要肉、要吃好的。他们把农民当做供他们压榨的牲畜……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还不懂什么是剥削、压迫。但是我看到了佃农的孩子在严寒的冬天，还光着身子没有衣穿，一个个瑟缩在炕角，用烧热了的土坑来温暖污脏瘦弱的身子。为了给我父母亲交租钱，他们没有钱买盐吃，吃着没有盐味的树叶子……”（《我的生平》）穷与富的鲜明对照，使小杨沫对黑暗社会隐约产生不平，对贫苦的劳动人民产生同情，对地主丑恶的行为愤慨不满。母亲专横、粗暴、常常歇斯底里的变态行为，使杨沫差不多在十岁时，就对母亲产生憎恨、厌恶和敌对情绪。
  共产党人第一次闯入杨沫的生活是在她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时她父亲因学校停办而失业，家境日趋困难，全家搬到北京西四附近的皇城根居住。常来这里走动的一位客人叫方伯务。他蓄长发，高个子，长脸，和蔼可亲，气度不凡。这个大学生是她父母的同乡。杨沫喜欢跟这个大朋友亲近，因为他喜欢谈天说地讲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在杨沫家呆了好久才离去。可是不久，就传来了他被杀害的消息。他是与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军阀张作霖绞死的。杨沫在《顺天时报》上发现了这消息后，似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