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投身到剧本创作的战斗中去，写出不少富有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反帝斗争的话剧。如五幕话剧《女杰》（“弹花文艺丛书”之二：1941年，华中图书公司）是取材于一篇新闻报道，反映了太湖抗日游击斗争的事迹。剧中一个叫金花的女侠，抗战中自任领袖，组织义勇游击队，她的爱国热情，坚强忠勇的性格，使她在游击队里颇有威望。队中许多忠贞报国、武艺高强的英雄好汉，都有鲜明的性格。剧中还塑造了一个叫杨祥生的地痞流氓，“青皮帮”头子，这个十足的汉奸，犯下了累累罪行，最后受到人民的惩罚。四幕话剧《潇湘淑女》（又名《忠义千秋》，1944年，商务印书馆），是描写北方某城被日寇侵占前后，爱国绅士彭相如、养女淑青等人忠心报国，反对投降，打击汉奸走狗的故事。《此恨绵绵》（1943年，新中华文艺社）是根据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呼啸山庄》改写的五幕剧。时间地点挪到了三十年代末的中国。这个发生在抗战背景下的恋爱故事，揭示出现实的黑暗，又指出了青年人的出路。四幕悲剧《雨打梨花》（又名《活》，1943年，妇女月刊社）描写著名外科医生高维克和夫人贾曼玲在“八·一三”抗战发生后，把私有医院贡献国家。高医生身患不治之症，忍痛支撑，亲自为受伤将士治疗，贾曼玲的表弟舍生忘死，奋勇抗战。戏中他们发生了一些误会，但在崇高的目标下，在生离死别之中，又互相谅解了。赵清阁在自序里写道：“在自己的几个剧本里，我是比较喜欢《活》……我喜欢《活》，并不敢说《活》好。《活》是一个偏于心理描画，丈艺性稍重的‘温’戏。她既没有热闹的场面，又缺乏所谓‘噱头’，我老老实实地表现了激发爱国思想与抗战情绪的主旨，而未在‘生意经’上有过分的着眼。这一点，假如你不用戏院老板的眼光看她，或许你同我一样，也很喜欢她。”从这里，也可以多少看出赵清阁写戏的意图和风格。三幕话剧剧本《反攻胜利》（1941年，正中书局）的前面有一段作者说明：“本剧演出约共二小时左右。虽系三幕，每幕有独立的剧旨，每幕是独立的标题。第一二幕，布景简单，可以在乡村街头演出；第三幕费时稍长，须在舞台上布景，是舞台独幕剧姿态。若是整个的演出，与全故事也并不失去联系，剧情完整，有系统而曲折，也是三个小巧精彩的故事所组成的。这样的写法，是为了既可运用都市公演，又可实用于农村或马路宣传……”由此可见赵清阁的剧作，不仅在内容上适于抗战的需要，而且在形式上也注意了向群众宣传的效果。除此之外，她还写有《血债》、《汪精卫卖国求荣》、《生死恋》、《清风明月》、《关羽》、《花木兰》等数目相当多的独幕剧与多幕剧，并都出版过。
  赵清阁戏剧创作先于老舍，并在剧本创作技巧及操作方面曾在最初阶段影响过老舍，这便导致抗战时期他们在四川成功的合作。赵清阁与老舍合作的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震》，1943年，中西书局）是值得关注的作品。它歌颂了一位热诚、刚直、慈祥、富于正义感的教师辛永年，他从事教育事业十余年，两袖清风，只落得白发苍苍。对于穷学生，他慷慨解囊相助，对其子，却劝他从军报国，辛老师“志在造就众人子女，而不能只顾己子也。”抗战中，他努力办平民教育，唤醒民众，带领学生摆脱敌占区，沿路受到他过去的学生的爱戴。赵清阁说写这个剧本“旨在表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的精神，并提倡尊师重道，多给教育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在这本书的序中，赵清阁还提到她与老舍先生的合作：“我和老舍合作剧本，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虎啸》（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
  “合作剧本是一件难事，弄得不好，很容易使故事情节不统一，人物性格相矛盾。所以当初老舍叫我同他合作剧本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因为他的意思，是希望发挥两个人的长处！他善于写对话，我比较懂得戏的表现：俾成功一个完整的剧本。而我却相反地担心这样会失败。
  “本剧终于‘合作’了，合作的经过是如此：故事由我们两个人共同商定后，他把故事写出来，我从事分幕。好像盖房子，我把架子搭好以后，他执笔第一二幕。那时候我正为了割治盲肠在北暗住医院（今年六月间），他带着一二幕的原稿来看我的病，于是我躺在床上接着草写第三四幕。但我不过‘草’写而已，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但假如你一半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她，那么剧本能够使你发现两样珍贵的东西：一是人类最高的的感情——天伦的、师生的；二是良心——教育的、生活的。……”两位作家的合作，彼此取长补短，对他们各自的创作都是有影响的。《桃李春风》出版后，1943年在重庆演出。近二十年过去，在赵清阁1961年生日的时候，老舍先生题句“清流笛微韵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来祝贺她。如今又三十多年过去，我们伟大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已经故去了，但他的手迹仍然挂在赵清阁的案头，这是对朋友的纪念。
  赵清阁在这个时期还创作了中篇小说《风》（1940年，华中图书公司）。写一个女伶被汉奸、日军侮辱，终于与游击队内外接应，杀敌捐身。在再版自序中作者写道：“抗战以后，人人都变成了怒狮，平日卖唱于舞台的优伶，不仅只是凤，还有很多无名英雄，都干出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为什么，因为时代唤醒了每个沉睡的灵魂！”
  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极大仇恨，促使赵清阁的创作欲望一发而不可收了。尽管这时她的身体仍然不好，但“写起来就不曾节制，而废寝忘食，任狂流急下。”她常常是不及完工，就半途病倒，但“病中，仍不忍搁置，力疾促成。”她说：“想起了多少美丽的城池被敌人轰炸为一片焦土，多少战士的血染红了长江和黄河！无辜的同胞被敌人惨杀得尸横遍野！这无底无边海般深的仇恨！……能让强盗永远这样猖狂肆虐下去吗？不，一定不，我们要再接再励与敌人拼到哪怕只剩一支枪，一颗子弹，一个斗士……我得等着和鬼子拼一下，就是钢笔尖也能戳瞎它一双眼睛！是的，两只拳头也可以敲痛鬼于底心脏。”（《汉川行》）赵清阁就是带着这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写作的，她笔下出现了许多忠贞报国的艺术形象，有游击队员、演员、医生、护士、学生、教师、快客、和尚、国民党中的爱国官兵、爱国绅士等等，也刻画了国难当头时刻趁火打劫的汉奸反动派、流氓、地痞等反面人物。剧本的故事情节往往充满了轰轰烈烈的悲壮气氛。同时应当指出，由于年轻，生活积累不足和思想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或者由于赶任务写作匆忙，因此赵清阁在这个时期反映抗战主题的作品中，有的是不免粗糙单薄的，有些篇目的人物不够丰满。
  在赵清阁的生活中，值得纪念的还有一件事，那是1940年6月，她工住在重庆北温泉疗养肺病。有一天，郭沫若、田汉、应云卫、俞珊、左明等人来此约她同游名胜缙云寺，一起品尝富有甜味的山茶。下山后，郭老为她写了一首五言绝句：
  豪气千盅酒，锦心一弹花。
  缙云存古寺，曾与共甘茶。
  田老也写了一首七律相赠：
  从来燕赵多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
  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
  岂因泉水知寒暖，不待山茶辨苦甘。
  敢向嘉陵寻画料，弹花如雨大河南。
  “弹花”是指抗战初赵清阁主编的《弹花》文艺月刊，说明两老对这一刊物的肯定。这两首诗，她都装裱了，跟随她五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中虽然风雨浩劫，这两件墨宝，总算又回到赵清阁的手里。虽然是两首即兴许，却概括了她的性格、气质和她在文艺上的贡献。
  文学上的成绩，并没有使她满足，她依然不断地探索着、创造着、前进着。
  赵清阁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有人讲，我写的话剧太温，文艺气息太重，适于阅读，不适于演出。如果真是这样，那还叫什么剧本？于是我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抗日战争后期便渐渐不大写话剧了。后来，洪深要我到他主持的一个戏剧培训班去教编剧法，我不干。我想，自己写不好剧本，怎么能教人家？可是洪深交给的任务，又不大容易推却，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教了。但教的结果，倒使我对戏剧理论发生了兴趣。”这就是赵清阁的探索，她不满意自己，努力钻研别人的剧本，结合自己的经验，写出了《抗战戏剧概论》、《抗战文艺概论》、《编剧方法论》等戏剧理论著作（在理论著述上，她还写过一本《妇女解放论》）。她企图通过理论钻研提高创作。
  抗日战争后期，赵清阁曾经担任过成都中西书局“中西文艺丛书”主编，重庆《新民报》特约撰述。当时斗争极其残酷，大后方的重庆，一片白色恐怖。赵清阁的思想里有过苦恼，有过波动，一度写了些《红楼梦》古典历史剧作，像是逃避现实，但她的内心是不平静的。《红楼梦》剧本共四册，根据《红楼梦》小说原作改编，每册故事独立，主题独立，情节和时间又有连续性，都是从人物出发。《诗魂冷月》以宝黛为主；《雪剑鸳鸯》以二尤为主；《流水飞花》以迎春、探春、惜春为主；《禅林归鸟》以王熙凤、贾母、贾政为主，分别表现个人、家庭、社会、政治的悲剧。赵清阁在沪版总序中说：“这些都是由于时代的腐败，造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这种时代的腐败余毒，至今还潜伏着若干的势力，而不曾予以彻底的肃清，扑灭；所以世界迄不太平，人类永无安乐！《红楼梦》里面贾府之崩溃，不正是一个国家崩溃的缩影吗？”看来，赵清阁写红楼剧本，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由于改编的成功，被誉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的女作家。关于成书过程，赵清阁在一段自序里这样写道：“三十二年（1943年）的冬天，第二度迁居到城市来，记得在一个黑漆漆，又冷的晚上，偶然和冰心女士谈起《红楼梦》的故事，她当时兴高采烈地鼓励我改编为戏剧。”多少年过去了，今天，赵清阁提起她的《红楼梦》剧本，还说这和冰心对她的鼓励是分不开的。除了写古典历史剧本以外，赵清阁还写了不少杂文，揭露现实，如在重庆《新民报》与《和平日报》先后连载的长篇散文《骚人日记》等等。《骚人日记》由于都是揭露和抨击反动统治的现实题材，因此发表时甩了笔名“骚人”。她也用人一、铁公笔名发表过一些“犯忌”的诗文。
  在重庆，赵清阁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她以为无党无派就可以避免政治上的烦扰，她以为住在乡间北碚就能少些是非；其实这都是天真的，脱离实际的想法。但她心里是有一个天平的。例如，有一次赵清阁接到郭沫若的信，邀她到赖家桥谈谈。信中说：“我们这里都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赵清阁十分激动，当即回信说：“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由此看出，她多么愿意追求进步啊。
  重庆，虽然乌云笼罩，但几处灿烂的灯火却日夜照耀着人们的心头，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赵清阁也有过这样的记忆。她曾两次在重庆见到周恩来，一次是曾家岩，一次是“文协”。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当时国民党调动大军攻打解放区，人民忧心忡忡，在“文协”欢送周恩来回延安的酒会上，赵清阁和作家们与周恩来碰杯，清阁问总理：“有前途吗？”总理斩钉截铁地回答：“就要天亮了，但还要斗争。”周恩来的这些话，深深打动了赵清阁，使她受到教育，看到光明，鼓起勇气继续追求进步，决心写出更多对人民对国家有意义的作品。
  四
  战后的上海千疮百孔，国民党的统治变本加厉，赵清阁于1945年11月回到这座阔别已久的大城市，担任上海《神州日报》副刊主编，并为《大公报》、《申报》、《人世间》、《文潮月刊》等报刊写作。她写小说、散文，还参加一些文艺界的集会。这时，黑暗的统治使她的处境更加困难，1947年间，许多革命作家相继离去。阳翰笙嘱咐她留在上海，坚持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她参加了由田汉、阳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