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家的小房子里，有个大柜子，上半格全是书，除了《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外，多数是翻译作品，如《黑奴吁天录》、《天演论》，还有林琴南译的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块肉余生述》等。她如饥似渴地读着，并从那里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
  在小学读书时，她常常为母亲受到不平等待遇而气愤。父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母亲一切都得依从他。那时罗洪年幼，不敢说话，封建意识统治着整个家庭。到女师后，写信向父亲提出对家庭关系的看法，还天真地说，等她独立生活后，便供养母亲，不让母亲再受他的气。她的信充满了男女平等的新思想，这是她反封建的第一个实际行动。父亲接信后，很欣慰女儿有这样新的见识，此后，他果然改了一些。罗洪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直到现在，只要一提到母亲，她还总是情不自禁地被泪水湿润了眼睛，嗓音也喑哑了。
  中学时期，罗洪狂热地爱着文学，贪婪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契诃夫的许多小说及易卜生、梅特林克的剧本，还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这些伟大作家的不朽之作，使她的感情与它们的主人一起沉浮、变幻，使她认识社会、人生、美与丑、真诚与虚伪、人道与无情，使她痛苦过，欢乐过……这些文学的种子，第一次在她心里萌发为写作的幼芽。当时，她热烈地幻想着，但又觉得这种愿望太渺茫，矛盾的心情使她不便向任何人诉说自己隐秘的追求。
  从清朝末年至“五四”运动前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当时的罗洪也很信服这种口号，因此，有时还想从事科学研究，为国家做出点贡献。不过，父亲为她订的《科学杂志》，她并没有醉心去读，所迷恋的仍是文学。当初她就明白，文学这条路是崎岖、坎坷的，不容易行走，可是她却终于走了这条路。她最亲密的三位同学，华艹收和葛邦咏成了被学生爱戴的教师，另一位吴健雄，爱好数理，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专攻高能物理，早已是世界闻名的女科学家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工人顾正红的五卅惨案，这一暴行激怒了全国人民：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当时苏州女子师范（那时已改名为苏州女中）是一所管理严格的学校，学生每学期只能出校三次。但是，席卷全国的风暴使这所死水般的学校也掀起了巨浪。发动罢课、募捐，她是一位积极分子。她们挨家串户宣传，要大家支持工人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整整三天，她讲话讲得嗓音哑了，走路走得腿骨疼了，但心情异常振奋，她觉得这是在维护受人欺凌的母亲，在为祖国而战。后来，她们班级，又发起了义演，准备演出田汉的著名话剧《咖啡店之一夜》。全班同学谁也没有演出经验，也不知如何排练。但大家热情高涨，推选演员，竟把她选为主角。她不示弱，全力以赴，果真演出了水平，获得好评。就这样，这所沉寂的学校，在时代的急流里顿然活跃起来。
  罗洪，一个爱国主义者，她的中学时代是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不断挑衅中度过的。天真，经过现实生活的锤炼，变得成熟了，她带着对旧社会的不满，进入了文学界。
  1929年中学毕业后，她回家乡当了两年教师。第二年，她便开始写作。处女作是随笔《在无聊的时候》（1930年5月16日刊于《真善美》第六卷第一号），第一篇小说《不等边》于1930年9月10日在《真美善》杂志发表，同年11月1日，第二篇小说《校长女士》（发表在《妇女杂志》上）是她观察了一位校长颇有典型的性格、行动后写出的，由于细节加工不够，真人的影子较浓。小说发表后，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又怕校长报复她。结果，那位校长见了她总是笑，一反常态。其实，那篇小说虽然也有点批评，却没什么刻薄的嘲讽，因此校长对她也没有什么恶感，这样她才放了心。
  处女作发表后，她仔细考虑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如何进行艺术构思等问题，并用自己第一次创作的感受，去印证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这样，她开始了写作生涯。为了保证有充裕的写作时间，她辞去学校工作，到苏州当家庭教师，为一个初中学生补习功课。这时，她认识了苏州东吴大学学生——作家、文学翻译家朱雯（1911．10．12—1994．10．7）。朱雯是一个有才华的文学的青年，他从事诗歌和小说创作，已经出版了一个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那时朱雯在编辑文艺刊物《白华》，当时的知名人士郑伯奇、绿漪（苏雪林）、赵景深、严良才、汪锡鹏也都撰稿支持《白华》。
  1931年春天，巴金到苏州，她和朱雯一同去看他。罗洪对巴金刚在《小说月刊》上连载的长篇小说《灭亡》很感兴趣。她觉得《灭亡》是巴金运用自己特有的表现方法来表达的，很想看看巴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跟巴金一起的还有研究历史的杨人（木便）。当时巴金只有二十七岁，比较沉默，但待人热情而诚恳，他正创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这一年她与朱雯（王坟）合出了书信集《从文学到恋爱》（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
  那时，朱雯爱读沈从文的小说，且经常得到这位来自湘西、当过兵的作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指点青年进行创作的长信，每每读了沈从文写给朱雯的这些信，罗洪都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朱雯以应届毕业生的名义，通过郑伯奇的介绍，邀请上海大道剧社来苏州作宣传演出，主要演员有郑君里、周伯勋、刘保罗，还有女演员胡萍，演出了《乱钟》、《放下你的鞭子》等优秀剧作。在三天演出中，罗洪做接待工作。这一抗日宣传活动受到警察当局的严密注意和干预，幸而事先得到消息，通知他们逃跑，否则就很可能被“一网打尽”。这件事，使她对社会现实有了新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小说《水》，寄给《小说月报》，不料不久“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闸北一场大火，烧毁了编辑部，稿子被焚，底稿也在离开苏州时丢失。后来，她将其中一部分内容，写成了短篇小说《到哪里去》。
  1932年春，她与朱雯在上海结婚，他们的请柬印得新颖别致，赵景深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事；婚后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桃源村，做了王莹的邻居。当时洪深正为《晨报》主编《每日电影》副刊，朱雯被邀约撰写电影评论和电影艺术理论文章，罗洪继续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同年8月，他们回到家乡。
  在残酷的岁月里，中国一片黑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局的腐败，各地灾荒连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轻的罗洪，怀着一颗同情与不平之心，在她写作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她家虽住城镇，却在农村有亲戚，因此与农民常有来往，这使她了解不少农村生活，听过不少关于农民生活的故事。她当家庭教师的那家官僚地主，也使她进一步认识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一些中小地主对农民盘剥之狠毒，是目不忍睹的，这在《到哪里去》和《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两个短篇中有所反映。
  在写长篇小说的前后，罗洪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特写，多发表在1934年黎烈文接编的《申报·自由谈》上和王统照编的《文学》、施蛰存编的《现代》以及《大公报·文艺》、《国闻周报》等刊物上。王统照看了她这时期的小说后，曾写信鼓励她，说她的小说严谨，且善于刻画。1935年，上海未名书屋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腐鼠集》。关于这部小说集的书名，罗洪说：“这个书名，当时我起得很得意：《庄子》上有一段话：‘夫（宛鸟）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宛鸟）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我觉得用‘腐鼠’来比喻我这些不足道的文章还是十分恰当的。”这是她谦虚之美德。她在《腐鼠集·序》里说，书中的故事都是社会给她的一个悲哀或个人生活的一点悲哀，这些悲哀在她心上慢慢扩大起来，便成为笔下的小说。罗洪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从她在文坛上迈出的第一步，便把国家的命运，大众的命运，视为自己创作的生命。
  从上海回家后，她就动手创作长篇小说《春王正月》（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这部长篇的故事背景是故乡松江，小说通过一个兼做投机买卖的绸缎店老板的店铺的倒闭，描写了各种人物，是一部反映封建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故事。绸缎店老板一方面被人落井下石，受人欺骗捉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剥削欺哄别人，在他店里存了钱的小户人家，有的竟郁急而死，较深刻地反映了中小城市一些所谓社会上层人物，表面上讲礼义廉耻，暗中却勾心斗争，互相倾轧，大鱼吃小鱼的黑暗现实。一位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气氛比较沉郁，作者没有给故事安排一个结局。但它所给予读者的认识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儿童节》，编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辑，收在里面的是表现方法、艺术构思有相似之处的几个短篇。罗洪对小说的特点十分注意，这几篇都是心理描写细致，采用朴素的白描手法，截取故事情节一个横断面，整个结构严谨而完整。
  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她异常苦闷的时期，民族危机像一条毒蛇咬噬着她的感情。这时用忿怒的笔，蘸着民族恨、国家仇，写下了《白的风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后两篇小说写青年人强烈的爱国热忱，着墨不多，人物内在的坚定和毅力也并不直接描写，但是很有感染力。作品里的主人公采取那种为祖国牺牲的方式，在当时还是有其教育作用的。《血》，写小舅子杀姊夫的故事。为什么要杀？这位三十岁的青年完全出于爱国，因为他的姊夫当了汉奸，替别国人加害于我们的人民，他说这样的走狗很多，“可惜我只杀了一个！”在法院，他详细地向读者讲了案情，并希望记者把这事写到报上，“让大家都知道身受别国人毒害的人是不大容易忍耐的”。这个可歌可泣的大义灭亲的故事，使记者感动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今天我们读来，虽觉稍嫌简单，但那熊熊的爱国主义之火也引燃了我们的感情。《白的风暴》有两万多字，背景是淞沪战役之前的生活，写印剧厂工人对现实不满，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反动派进行侵略。但小说被当局禁止，不得发表。后来，她作了较大的删改，收在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活路》里。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在淞江附近的金山卫登陆。这时他们一家人就往青浦方向撤走，在一个小镇住了一个多月，又决定迁往后方。由于交通困难，经浙江时，在桐庐稍方停留。美丽的富春江，风景如画，枫叶似火，居民纯朴，可爱的祖国又在罗洪一家人的情怀里添加了新的恋情。
  1937年12月，他们来到进步文艺家的集中地长沙。在报纸上，他们读到一些朋友的文章，也看到了文艺界的动态。罗洪他们第一个遇到的是鲁彦。大家都为中国能向帝国主义开战感到兴奋。在一个画报社的招待会上，他们见了张天翼，魏猛克、蒋牧良、齐同等人。
  田汉长途跋涉来到长沙后，就跟鲁彦等人于1938年1月28日创办了《抗战日报》。日报的编辑部设在戏院的楼上，那里成了文艺作家的沙龙。当时，茅盾、张天翼、柳氵是、黄源、钱君（陶右）、朱雯等人都经常为日报写稿，罗洪也在上面发表散文和小说。
  那时，郭沫若从汉口到过一次长沙，文艺界由田汉、孙伏园、杨东莼等人出面，举行盛大招待茶会。许多作家、教授、编辑、记者都来参加。招待会由田汉主持，大家济济一堂，开得空前热烈，郭沫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就在这次长沙之行，郭沫若为罗洪和朱雯写了一副对联：“忧患增人慧，艰难王汝成”。这是他在香港时作的四首《南下书怀》中的两句诗。
  长沙，好像是个中转站，很多人并不打算在这里久居。那时，茅盾拟创刊《文艺阵地》，先离开长沙到汉口接洽，曹禺跟着戏剧学院去了重庆，黄源回新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