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下了车，只见栅栏墙里是一方不太大的小花园，绿树竞翠，鲜花耀眼，花坛边半倚半坐着一位拄杖老人。“她就是谢冰莹！”我毫无怀疑地这样想。这时候，她已缓缓站起，微笑着走向大门。
  “谢先生”隔着大门，我自信地向这位从未谋面的前辈打招呼。
  “你一定是阎先生了，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可我想象中的你和现在见到的你也相差无几，只是想象中的你，似乎没有这么年轻……我们有缘，我从楼上下来才5分钟，你就来了。”
  “我是见您心切，一路不敢怠慢……”
  “要见我，得买票，因为我是‘动物’。”她笑着说。
  “为了这‘票’往返飞行，等于我将地球环绕了一圈，还跋涉了一个美国。”我接过谢老的话茬，把多年追求的心愿，化成幽默递了过去。
  面对这位革命的先驱女性，脑海不停地闪现着她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表现的那种伟大精神和民族气节，她的智、仁、勇，以及影响过几代人、并作为精神遗产永载史册的《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
  从1981年3月27日起，我们有过二十多封的书信来往。她给我的信中时时念及大陆的作家。这次见面，她还问及冰心，还说抗战时期，在成都曾听她讲演《闲话燕园》。她还说到柳亚子：“我曾住在柳先生家里。他说话结巴。说话时，闭上眼，干着急，就是说不出。我忍不住，就赶紧跑开，躲着他笑。他太太对我说：‘冰莹，你别当着他的面笑，那样他会生气的。’我说不会的……”
  说起柳亚子，我想起他在1933年2月1日发表在《新时代月刊》二月号上的一首词《寿冰莹——浪淘沙》：
  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青史人才都碌碌，
  伏蔡秦梁。旧梦断湖湘，折翅难翔；中原依旧战争场！雌伏雄飞
  应有日，莫漫悲凉。
  岁首赋催桩，今进桃觞；红尘游戏尽无伤。艳福檀郎吾亦妒，
  努力扶将。年少侠游场，儿女情长，通家交谊镇难忘。寿汝恨无
  双七首，惭愧诗囊。
  谢冰莹拄着拐杖，走起路来步态尚可称之为稳健——她的身体和精神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她看我手拖着，肩背着，于是便从我手里抢过一个小包，我不肯，她也不让。我们在楼道里走了一段长长的路，先后经过三道安全门，再乘电梯，才进了她的家。一进去，她便指着卧室里向西靠北的窗户对我说：“你看，那就是有名的金门大桥！这座楼的其他房间，都看不见金门桥，只有这一间，窗户像个望远镜，金门桥时时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和大桥每日相望，为了这个运气和缘分，我和贾先生谁也不想离开这里，一住就是一二十六个春秋……”望着金门侨，我心里萌生出诗的联想：那桥，难道不是归路吗？每日相望，与岁月相守，也许是在由近及远地寻找自己的足迹，从大洋彼岸美国，眺望家园。
  卧室里有两张整整清洁由深蓝床罩遮蔽的不同走向的单人床，一张属于她，床头旁摆放着她和贾伊箴教授的合照及孩子们的大型彩色照片——照片告诉我，那是一个透着文化光辉的温馨之家。另一张自然属于贾教授（我没有问，为了避讳）。谢老说：“他头一歪，无忧无愁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这张床的一切如旧，好像贾教授正在那里休息，或是正在等待他的归来。卧室连着小小的洗漱间，盆浴淋浴兼备，墙上贴着谢老写的纸条：洗脸巾、浴巾、脚巾、友人用巾等等，规规矩矩，有条不紊。外间略小，是书房客厅，也是厨房。一棵生长了二十三年的常青藤，爬满了房子，把同一个空间的书房客厅和厨房隔开。一张窄窄的一米二带屉长条桌，小小的木质书架靠墙而立，上面放些小巧玲珑什物，正面贴满了黄白纸条，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朋友的地址和电话。“这是我对付记性不好的方法。我怕忘了朋友的地址和电话，所以，重要的，都贴在那里。”
  在长条桌左上角的墙壁上，悬挂着丰子恺赠给她和贾伊箴的真迹画，画的内容被他的两句题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在她房间里，有好多菩萨塑像或画像。她见我在数其数量，便说：“不用数，共有八个菩萨塑像和画像。”听后，我立即给她开了一个小玩笑：“不！在您家里，共有九个菩萨；不过，只有您是真的。”“阎先生莫开玩笑，不要惹怒了菩萨；要知道，菩萨是要保佑你一生幸福平安的。”“罪过！请大慈大悲的菩萨宽恕！”因我说得相当认真，谢先生便赶紧说：“没关系！任何时候菩萨都不会报复或惩罚的。”后来，她告诉我，从小因受母亲影响，才信菩萨，皈依佛门。
  “阎先生，你是第一个来访的大陆人，我们隔山隔海通信好多年，今日能见面真不容易。我们算有缘分，你算有运气，因为你早来晚来，我都不在。”
  谢老一面说，一面为我沏茶。喝完茶，即带我到一家叫“湖南亭”的中国餐馆吃饭。
  “因我常在‘湖南亭’吃饭，常在‘湖南亭’请朋友，所以有人还把我当成餐馆的老板呢！”谢老很兴奋，不停地向我讲述她和这家餐馆的亲密关系和感情联系，“我到旧金山不久，‘湖南亭’也来了，悄悄地在我家旁边开了业，你说，我是不是有运气？我走遍天下，总忘不了湖南菜的美味，而湖南菜似乎只有这‘湖南亭’的最好……”
  在“湖南亭”，谢老点了几个她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湖南菜，另有一盆汤，一盆米饭来款待我。她大概想我远道而来，一定很饿。饿也真饿，但我只顾与她讲话，根本无心照顾那一串九曲十八弯的饥肠。谢先生吃饭时几粒白米掉在桌面上，她拣起来，又放在碗里。
  饭后而归，在她的小家里，我们开始了轻松自由的对话，直到太平洋上空的星斗连成一片历史和传奇……
  一
  岁月像逝水一样，年复一年地奔流不息。如今，已经八十九岁的谢冰莹，我仿佛听见她在说，她永远是小孩，没有老，祖国的锦山绣水、家乡四季如画的风光，永远在她的心里生辉，在她的笔下发光
  山青、水秀……村子的四周被起伏的山峦包围着，婉蜒如带的小河，终年不息的唱着小曲，水清得可以看见小虾游泳；一到春天，那些采茶女的歌声唱得你神魂飘荡。她们是农家女，出门采茶都用蓝色或印花头巾罩着，只露一个小脸，遇到男人时，像新娘似的低头含羞而过。全村的女人找不出一双天足，都裹得如小辣椒一般……这是谢冰莹在《平凡的半生》里所描述的家乡——湖南省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一二十年代的生活……
  1906年，当中国还处在黑暗重压下，这年10月22日（阴历九月初五），她在这个乡村诞生了。
  她的父亲是清朝的举人，能文能诗，做过三十年新化县立中学校长，记忆力强，知识渊博，学生们都称他为“康熙字典”。他平易近人，从没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情：“母亲和父亲一样被全村的人所拥戴，她聪敏有志气，能刻苦耐劳”。她读书不多，但理解力强，从十六岁嫁到谢家起，便担负起整个繁重的家务。一共生下四男二女，谢冰莹是最小的女儿，受到父母的溺爱。
  谢冰莹原名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五六岁时父亲就教她读《唐诗三百首》、《随国女弟子诗》、《史记》等。她有惊人的记忆力。然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束缚着母亲，要她少读书，多学女红，跟别的女孩一样，裹足穿耳，决心把她培养成一个贤妻良母。但是谢冰莹从小就有反抗精神，为了迫使母亲接受她上学读书，曾绝食三天，后来见她哭得实在可怜，才允许她进私塾，十二岁时改入大同女校。
  《水浒》这部名著，不知拨弄过多少人的心弦，熏陶过多少作家。谢冰莹在小学时期，也爱上了《水浒》。盛夏的黄昏，人们挥扇纳凉，她像说书人似的开了场，招引了一群端着饭碗的、拿着烟杆的、捧着茶杯的、背着孩子的男女老幼。她的六祖母是最积极的一个，一吃完饭就催促大家：“你们快点吃饭呀，吃完好听鸣冈讲故事。”她一讲起来，就进入角色，忘了形，手舞足蹈。有次讲武松打虎，竟然把一个蹲在她身边，仰着脸听讲的孩子当成老虎，飞出一脚，把孩子踢倒在地，听讲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那孩子疼得直想哭，但见大家笑，她也跟着笑了起来。
  母亲对谢冰莹着魔似地看小说，讲故事，非常痛恨，更认为《水浒》是一部邪书，便把书收藏起来。后来她还是把《水浒》找出来，但再也不当着母亲看，总是在大家都入睡之后，才偷偷爬起来看书。不久，看坏了眼睛，母亲骂她，她回答道：“禁止我看小说是不行的，即使成了瞎子，我也要看。”
  人的性格、生活道路，往往受着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童年时代，是这多种因素里的重要因素。关于童年生活，谢冰莹回忆说：
  我完全像个男孩，一点也没有女孩的习气，我喜欢混在男孩
  子里面玩，排着队伍手拿着棍子操练时，我总要叫口令，指挥别
  人，于是他们都叫我总司令。我常常梦想着将来长大了带兵，骑
  在高大的马上，我佩着发亮的指挥刀，带着手枪，很英勇地驰聘
  于沙场。
  我反对裹足，反对穿耳，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男女平等，只
  知道同样是人，为什么男人可以不穿耳不裹足，而这些苦刑只给
  我们女人受，男人有资格出外读书，为什么女人没有呢？
  ……妈妈早上替我裹脚，我可以在晚上的被窝里解开，到我
  哭闹着要上小学时，便把所有的裹脚布一寸寸地撕掉了。那是我
  与封建社会作战的第一声。
  谢冰莹很小时，母亲就替她订了婚。她在大同女校学习，未婚夫在大同男校学习。这位不相识的“对象”，谢冰莹曾见过一面，但印象很坏，她说：“我相信将来决不会和他结婚的。”1993年她回忆说：“我五岁被‘指腹为婚’式地许配给一个叫萧明的未婚夫，那时他十岁。我参加北伐回来，家里就逼我结婚。我反对这门亲事，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哪里谈得上感情？妈妈个性强，她一点也不通融，说我若不从她就死；我个性也强，也不通融，认定了的理，谁也改不了。爸爸说，为了妈妈你牺牲一下吧。我说，你杀了我，我也不从！爸爸说，你先去，然后跑。我带着无限的委屈依了爸爸。但我做好了‘逃’的各种设想和准备。婚，只能成假，不能变真。我对萧明说，我是奉父母之命来你家的，我们结婚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有痛苦；我们可以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和他谈了三天三夜，他困得不得了，熬不过，只好睡觉；我也困得要死，但不敢睡，只能硬挺着不停地在火炉旁写日记。萧明人很好，通情达理，终于放了我，从此便开始了一生的痛苦……
  在女校学习时，她的小脚得到了解放。这时，“我初次看到莫泊桑的《二渔夫》，都德的《最后一课》。我被这些爱国的故事所感动，对新文学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我是怎样写作的？》）从此，她最喜欢读国文，每次作文课，她总是第一个交卷，而且比别人写得长，写得好。每次寒暑假，父亲教她念四书、五经，给她讲《史记》，但母亲总是在她耳边唠叨出嫁的事，或讲女人读书无用，毫不心疼地侵占她的宝贵光阴，要她绣花、纺纱，为此她曾暗暗悲伤，小小的心田已经埋下了苦闷的种子。
  当她十三岁的时候，转学到新化县立女校。这个学校的国文教员特别提倡读文言，但并不反对学生写白话。她回忆说：“我读小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二哥在山西大学读书，他寄来一本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集，我看了非常感到兴趣，自己也很想学着写，但是看了胡适论短篇小说，我又没有勇气下笔了。”
  “五四”运动前后的学校，都很注重讲演，那些思想解放、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少年，一般都能登上讲坛，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各种问题的看法。有一次，谢冰莹上台后，一紧张，口吃起来，只说出了要讲的题目，却没讲出一句内容。她争强好胜的自尊心受到挫伤，感到羞辱而要自杀。但经过这次打击，她的胆量却一天天大起来，口吃的毛病反而没有了。
  1920年，她转到一所离家有四百多里、特别重视英文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