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多次躲过特务的盯梢抓捕，有一次她到湖风书店，还未走进，里面已坐满特务，在浇板工人的保护下，她才得以脱身。
  在丁玲的社会活动和创作再要向前突进的时候，反动派对丁玲的存在不能容忍了，他们又一次向她恶狠狠地扑来。
  1933年5月14日，丁玲离开正风学院，一路上满脑子装着文学座谈会上热烈的发言，而一群国民党特务正在她家等着她。
  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丁玲，押往南京，封禁了她的全部著作，激起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强烈愤慨。左联与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营救委员会，发出宣言。左联的宣言中说：“丁玲是中国特出的女作家，是新中国文艺最优美的代表者。为知识和文艺光明的斗争在她的作品中反映得很明白。她的作品最近已达到一个有计划的成熟时期，但不幸又受了这样的毒辣的打击。”
  鲁迅得知丁玲被捕，在6月25日、26日致增田涉、王志之的书信和一些谈话中，对国民党迫害丁玲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气愤，当传来丁玲遇害的消息时，他奋笔书写《悼丁君》一诗，感叹“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鲁迅建议马上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要在各大报上登广告，大事宣传。《母亲》出版后，鲁迅还亲自安排稿酬寄到丁玲母亲手里。
  丁玲的被捕，震动了文化界，一些左翼报刊和出版社先后刊登和出版丁玲的文章和作品，不少人写了悼念她的文章。
  1933年至1936年，丁玲被监禁在南京，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她的心始终向着党，向着人民，她没放下笔，仍然坚持写作。1936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丁玲的《意外集》，其中《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的生活》、《团聚》等短篇小说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这些作品都是描写底层人民的苦难。作品既能被国民党检查机关通过，又有社会意义，是不容易做到的。
  丁玲在自序中写道：“有些熟人知道了我幸而还活在一个角落，又不十分明了我的心情，总是设法传递了一些好的督促来，说，你要写呀，或是你莫让人疑心你是完结了，你要起来，要提起你那支笔！这些都只有使我难受，然而结局我也就勉强的在极不安和极焦躁的里面写下了一些，就是收在这集子里的几篇。又特别审慎着‘技术’。我要告诉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一个集子，我简直不愿看第二次。你看，《松子》是那么充满着一片阴暗的气氛；而《一月二十三日》呢，算是一个摄影镜头了，东照照，西照照，中心点呢，没有；还有《团聚》，更是……　　我实在不希望读者花钱来买我这本书，我汇集起来不过是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纪念。”
  敌人企图扼杀丁玲和她的创作，但是她还在顽强地写，尽管作品充满了忧愁和哀伤。
  飞向自由天地
  1936年春夏之交，大地昏暗、沉寂，一片肃杀景象。丁玲犹如一只离群的孤雁，在风雨中寻找北去的雁群。她不徘徊，不困惑，一心向往着红星照耀的地方。
  丁玲躲过特务的监视，先后从南京到上海、北京等地，通过鲁迅、曹靖华、冯雪峰、张天翼等人的帮助，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为了轻装，她毅然把六岁的祖林和二岁的祖慧送回湖南老家，交给饱经沧桑的寡母抚养。为了筹置路费，她赶写文章，交给出版社印行。
  丁玲到达西安时，正值秋天。她的心中充满了秋收般的喜悦。她暂住在一个名叫冯海伯的外国牙科医生家里，无法公开露面。在冯海伯家里，丁玲见到了斯诺和史沫特莱，他们痛快地畅谈了一个晚上。
  在西安，丁玲得知鲁迅病逝的消息，万分悲痛。当即以“耀高邱”的署名给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发去了唁函：
  “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的心头”，“我两次到上海，万分想同
  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
  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现在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达说
  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
  拼命努力来纪念着世界上一颗殒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
  一颗巨星！”
  11月1日，丁玲离开西安，奔向红色根据地——保安。这一长途奔波，完成了她生命里程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为她一生的追求和向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找到了心安理得的归宿。从此，她在新的土地上扎根，在新人中成长。
  一踏上自由的土地，丁玲这颗饱经忧患的心，感到极大的欣慰。她伸出双臂热情地拥抱新的生活和与她的前半生所熟悉的面孔极不相同的陌生人。这里有从南方来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也有怀着崇高理想从祖国各地聚集来的知识青年；还有饱经苦难，刚刚摆脱封建压迫的劳苦大众。她对自己，对不幸女性的爱，对死去的烈士和无辜孩童的爱，对祖国——母亲的爱都凝集在这些人身上。
  丁玲到达保安后，人们用简单、也是隆重的礼节欢迎这位远方归来的赤子，在一间大窑洞里，为她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出席了晚会。今天，丁玲回忆这段生活时，仍然是那么情意绵绵：“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丁玲：《写在（到前线去）的前边》，《汾水》1979年11期）后来丁玲又一一走进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领导人的窑洞拜访作客。当时毛泽东曾问她：“丁玲，你打算作什么啊？”丁玲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当红军。”毛泽东告诉她：“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丁玲听到后，心都飞了。不久她便随红军去了陇东前线。
  临起程的那天早晨，参谋部为丁玲送来了二匹马。这匹马，有一只脚是跛的。到了前方，任弼时又送给丁玲一匹枣红色的草地马，这时丁玲第一次尝到骑马的滋味。当时她并不懂得有马的好处，所以没有随身带着马，很快就将这匹马留在前方了。丁玲经常随着部队昼夜兼程行军，她欢欢喜喜地跟着红军队伍，一天走六七十里。脚打泡了，就学老红军的样子用根线沾点油穿过去，第二天照样走。丁玲和另一位从白区刚来的小汪，常常被管理员误解，说他们是没有建制的兵。部队宿营时，不给他们号房子，他们只好住在伙房和马号里。开饭的时候，也常常忘了给他们发干粮。对这些丁玲并不在意。在红军队伍中，她自得其乐，还经常四处串门；和陌生人谈话，十分惬意。
  到了庆阳以后，丁玲便跟随红一方面军一军团，聂荣臻是政委，左权是代理军长。在这些优秀的指挥员中间，丁玲得到了倾听他们讲述红军战斗故事的机会，红军将士那种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她。《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就是根据左权的口述，丁玲写作的一篇记述红军战斗的散文。
  在庆阳，丁玲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用电报发来的欢迎词，词名为们《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这首热情洋溢的词，赞颂了这位颇有名气的女作家。电报是由红一方面军转交给丁玲的。1937年初，丁玲回延安时，毛泽东又亲自写录了全文，送给她。今天我们有幸能看到这份珍贵的资料，还得感谢胡风。1939年陕甘宁边区一度紧张，为了珍藏这份史料，丁玲当时便把这首词及其它一些稿件，一并寄到重庆，委托胡风保存。
  这是历史的见证。“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记录了丁玲所跨越的时代，说明了人民欢迎她，革命需要她。
  在解放区，丁玲像一只雄鹰展翅翱翔，深沉的思索，坎坷生活的磨练，培育了这位勇敢女性的生活观。“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顿下来。”（丁玲：《三八节有感》，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文艺》，1942年3月9日）
  1937年春天，丁玲陪同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又问她：你还打算作什么？丁玲仍然回答：还是当红军。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并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后方总政治部罗荣桓，指定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这段时间虽短，却对她以后的工作有着极大的意义。她学做群众工作，从这里开步走，毛泽东曾告诉她，首先要认识人，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
  从此，她便在新的战场上，开始了看不见硝烟的战斗。她和成仿吾一起在苏区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丁玲任主任。她在《红色中华》副刊创刊号的刊尾随笔中说：“战斗的时候要枪，要子弹……去打毁敌人”，“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为扩大宣传，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党的指示，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工作，九月底，丁玲、吴奚如带领全体成员徒步经延安渡黄河到山西，在山西逗留六个月，途经十六个市县及六十多个村庄，辗转三千余里。1938年她又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国统区陕西潼关、西安等地进行宣传演出，共活动了四个半月。
  西战团走到哪里，抗日火种就撒到哪里。他们每到一地，就在那里搭起舞台进行演出。当时有一位作家，曾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住过几天，他十分感慨地对丁玲说：“你就这么天天行军，搭舞台，拆舞台吗？”丁玲就是那么单纯地、神圣地、愉快地同一群年轻人，天天行军，搭舞台、开会、讲话、演戏、唱歌、访问、写剧本……这是丁玲过去从不曾想也从未做过的事。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还团结和带动了一大批颇有才干的文化人，如塞克等。在工作中，丁玲非常注意发挥这些人的特长，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也会对他们提出诚恳的劝告。他们常是愉快地说。“说得好！说得痛快！”
  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时，她主编了一套《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由西安生活书店出版，全书约十来册。团里的通讯组还以战地社名义，编印了《西北文艺》若干期。
  丁玲在西战团的团员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人们尊重她，不仅因为她是一位早已在文坛上负有盛名的女作家，主要是因为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是一位不畏艰险的勇敢的斗士。书店向读者介绍《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一文中写道：“丁玲女士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女战士之一。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她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在山西等前线，作艰苦的斗争。她们这种为国效劳的精神实使我们感奋。本书的内容，就是他们在战地的各种工作各种生活的反映。这里面有血有肉，可歌可颂。”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结识了陈明。这位“—·二九”运动锻造出来的共产党员，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具有出色的群众工作才干。他当时是宣传股股长，协助丁玲做了不少工作。共同的事业，亲密的合作，使他们灵犀相通，结为伴侣，相扶相搀，直到丁玲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新闻记者，编《解放日报》副刊，进马列学校，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仅是她在延安生活近十年的部分记录。更大量的时间，她生活在群众中，心与战士、农民相交融，她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双脚完全移向了工农大众。这是丁玲一生中很可贵的、很幸福的时代，也是她创作实践的一段黄金时代。丰收的硕果，来自辛勤的耕耘。这期间，她写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入伍》等小说。这些作品血淋淋地揭露了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表达出人民的抗日要求；细腻地描绘了知识分子在新天地里的生活和思想变化。丁玲以对工农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