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对革命者的形象写得比较模糊，对革命实际描述得不够具体真实，确是这部作品的局限，但是丁玲探索寻求出路，对革命热切地向往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一九三０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写于这一年的夏秋，以上海群众运动为题材，描写的同样是革命与恋爱的故事。前篇女主人公美琳，天真善良，有理想，不满现实，她与作家子彬爱慕并同居，子彬却是个不求进步、关门写作、嘲笑攻击普罗文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革命潮流冲来时，美琳觉醒了，她不满足悠闲、高雅的安乐窝，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抛弃了新式太太的生活，投入工人运动。后一篇的女主人公与美琳恰恰相反，她的名字叫玛丽，是个自私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她不顾一切地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与革命青年望微结合。两人之结合，也是真正互相了解的开始，根本道路的不同使他们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终于互相抛弃。
  三部小说都是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知识分子为典型，描写他们在大潮流的冲刷下，政治态度、思想感情的变化与对立。丁玲热情地塑造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形象韦护和望微，尽管他们身上仍然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和气质，这也是真实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表现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的忠诚，这是十分可贵的。
  丁玲、胡也频夫妇在创作上很有成就，名声一天天大起来，但生活始终清贫如洗。他们办刊物欠下不少债，为此不得不变卖家具、典当衣物，改换低一等的住房。1930年春天，胡也频为了还债，曾一度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在那里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普罗文学，一个多月以后丁玲也赶来。可是不久，山东省当局通缉胡也频，他们又被迫于五月离开山东绕道青岛回上海。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黄浦江穿过历史的峡谷，无声地流着。它在白色恐怖中，从黑夜走向黎明。回到上海后的沸腾生活是令人难忘的。丁玲后来回忆道：“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频并且在由王学文与冯雪峰负责的另一个暑期补习学校教书。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这一时期我们生活过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苦都严肃……十月革命节的那天，我进了医院。八号那天，雷雨很大，九、十点钟的时候，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红肿，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他说‘光明不是在我们的前面吗？’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他是为同情我而哭呢，还是为幸福而哭呢？我没有问他。总之，他很激动的哭了。可是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晚上他没有告诉我什么，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他在请求入党。这时我也哭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胡也频的政治活动日益频繁，党组会有时就在他们家里召开。也频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丁玲记得一个工人来过他们家，像熟人一样，他教她唱《国际歌》。丁玲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
  此时，这两个年轻的革命作家，在黑暗中经过一段大胆的探索之后，思想前进了，感情升华了，他们彻底摆脱掉痛苦仿煌的重围，看到人生的曙光，信仰化为明丽的朝霞，照耀着前进的路。
  胡也频要去江西苏区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他们本打算把婴儿送回湖南，一同前行，但时间来不及，决定也频一人先走。
  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频告诉丁玲，他要去开左联执委会。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中午，他没有回来，天黑后，外面刮起风来，他还没有回来。一天，两天过去……丁玲十分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她内心痛苦地呼喊着：“我要救他，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她四处奔波，组织、同志、朋友也在多方营救，但毫无结果。
  这一天，2月了日，在龙华牢狱。白天，胡也频给妻子写好了一封信，告诉“年轻的妈妈”，他在牢狱里的生活情况，并表示不会让青春在狱中白白度过，他要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坚持写作，要她不要脱离左联，鼓起勇气，担当一时的困难……署名是“年轻的爸爸”。可是到了夜晚，胡也频没有料到，被捕的人们都没有料到，事情来得这么快，黑幕把他们二十三颗充满希望，充满理想的生命裹走了。
  2月7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优秀的左联革命作家胡也频、李伟森、柔石、冯铿、殷夫及其他革命者共二十三人，饮弹倒在龙华的荒野上……
  不幸的消息传来，丁玲不能自已地痛哭，疯狂地痛哭起来。她“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呵！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悲痛之中，丁玲渐渐意识到，要挺起腰杆，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问题横竖是一样的。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在危难时刻，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倔强坚定。她把刚满三个月的婴儿送回湖南老家，又奋不顾身地投入更残酷的斗争。
  她曾找过党中央领导张闻天，要求到苏区去，但组织上考虑，丁玲负责左翼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适。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进步刊物屡遭查禁，左联书店被封闭，丁玲毅然挑起了创办《北斗》的重担。
  丁玲的工作受到鲁迅、瞿秋白等人的支持，鲁迅借回答《北斗》杂志的询问，发表了《答（北斗）杂志社问》，并为《北斗》翻译和撰写过许多文章。瞿秋白写杂文是从给《北斗》写稿开始，井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论文与翻译作品。冯雪峰、阿英、周扬、夏衍以及谢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等著名作家，都在《北斗》上发表作品。著名诗人艾青的第一首诗也是在《北斗》上发表的。《北斗》还积极参加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经常召开读者座谈会，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从中发现培养了不少文学新入和工农作者。
  斗争把丁玲锤炼得更坚强、成熟。她不仅写文章，办刊物，还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
  1931年5月，她到光华大学讲演，题目是《我的自白》，6月又去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讲演《死人的意志不在大家身上吗？》。
  “九·一八”事变后，她参加了上海反日大同盟的游行示威，还化了装，穿起皮大衣、高跟鞋，为贴标语的同志放哨。她曾一度上前线参加救护慰劳工作。
  12月9日，丁玲与文化界夏mian尊、周建人、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二十多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32年1月，她与楼适夷等人参加中国著作者协会。
  2月3日又同鲁迅、茅盾等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二八”事件。
  这年春天，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饭店，瞿秋白参加了丁玲及田汉、叶以群、刘风斯等人的入党仪式。丁玲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只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家是不满足的。我要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瞿秋白曾说丁玲是“飞蛾扑火，非死不上”。赞颂了她对革命的赤诚和追求。
  下半年，丁玲接替钱杏chen的工作，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
  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丁玲穿起布旗袍，平底鞋，到工人中开展工人通讯运动，她还到“大世界”旧书摊做社会调查。
  为工农代言
  广泛的社会活动，与工农大众的接触，开阔了丁玲的眼界。她不再只关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表达他们的苦闷和追求，她的渴望又产生了新的飞跃，那些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成为她更为关注的对象，她描写他们的苦难和斗争，表现他们在斗争中的团结和成长。那些故事也不再只是发生在学校、家庭、书斋，表现个人之间感情上的纠纷和矛盾，而是推向更广阔的天地。此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丁玲，用她成批的优秀作品自觉地参加到人民斗争的行列，为文坛带来新的气息。这时期的作品有《田家冲》、《水》、《法网》、《某夜》、《消息》、《夜会》、《诗人亚洛夫》、《奔》等十几个短篇小说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
  中篇小说《水》是丁玲创作转换方向和内容的重要标志，她的发表正如茅盾所说：“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茅盾：《女作家丁玲》）这在整个文坛都有重要意义。
  丁玲本打算写一部三十万字的传记体长篇小说《母亲》，描写湖南小城市和村镇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大革命直到农村土地运动几十年中几家豪绅地主的没落变迁和多种人物的发展变化。1932年丁玲写完小说的一部分，发表在6至7月份的《大陆新闻》上，但不到十天，刊物被迫停刊。这年9月，丁玲又应约继续写作，她改变原订计划，准备写成三部曲，分三部出版，但没能完成计划，她就被捕了。已经发表的八九万字的《母亲》描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年轻的寡妇遭遇的层层苦痛和压迫以及她冲出封建大家庭，走向自立的觉醒与反抗的过程。
  丁玲在创作上实践着革命文艺的方向，这和她的文艺观是密切相关的。
  1932年1月20日她写了《关于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论文，发表在这一年的《北斗》二卷一期上（后收入《丁玲选集》改题为《关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论文明确表示了她的十点意见，即“不要太欢喜写一个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又追求又幻灭的无用的人，我们可以跨过前去，而不必关心他们，因为这是值不得在他们身上卖力的；不要凭空想写一个英雄似的工人或农人，因为不合社会的事实；用大众作主人，不要把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一个作家，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从行动上具体的表现出来；不要用已经用泛了的形容词，不要摹仿上海流行的新小说；不要好名，虚荣是有损前进的……”
  丁玲经过艰苦的跋涉，爬过了一个高度又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丁玲在变，她所理解的人，体会的人，她所写的人也在变，现在的“丁玲”离过去的“丁玲”越来越远了。她现在作品中的工农大众与过去作品中苦闷的知识分子不是也离得越来越远了吗？丁玲终于创作出了新小说，成为新作家。
  关于这段创作，丁玲说：“我生在农村，长在小城镇，对下层工人、农民并不十分熟悉，我写他们，拿他们作主人公，但却是想象出来的。《水》里的农民，没有血也没有肉，它之所以有影响，不是因为写得好得很，而是题材的问题。《水》突破了一般作家喜欢写的个人苦闷等等，我真正写得有血有肉，是在到延安以后……”丁玲分析她这段创作的局限是客观的、正确的。那时期，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丁玲无法彻底地深入到工农生活与斗争之中，尽管她的心灵承担着千千万万工农的苦乐，有强烈表现他们的愿望，但缺乏工农生活与斗争的真情实感，因而作品中有的人物存在着概念化的现象。可贵的是丁玲仍然在继续前行，在困难、动乱和惊险中，她像一团火一样充满了热情。
  丁玲多次躲过特务的盯梢抓捕，有一次她到湖风书店，还未走进，里面已坐满特务，在浇板工人的保护下，她才得以脱身。
  在丁玲的社会活动和创作再要向前突进的时候，反动派对丁玲的存在不能容忍了，他们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