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毕生为追求妇女解放而斗争，她身先士卒争取和男子同样受教育，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她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挑战和讨伐，她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冯沅君原名恭兰、淑兰，笔名淦女士、沅君、大琦、易安等。1900年9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中。父亲树侯于1898年在北京考中了第三甲进士。中进士以前，他曾在武昌方言学堂工作；以后被任命为湖北省武阳县知县。冯沅君的母亲吴氏曾携大兄冯友兰，二兄冯景兰随父先在武昌住了一年多。后又领着他们兄妹住在父亲的官署中，达一年有余。不久，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便扶柩携子女返回唐河原籍。
  冯沅君的母亲粗通文字，精明能干。虽被封建思想所束缚，但对子女读书却很开明，并且亲自辅导。返回老家后，母亲出钱给冯家兄妹请了一位先生教他们念书。冯沅君从小就跟大兄，二兄一块读古书。有些不懂的地方，除求教于先生外，还可向大兄、二兄请教。
  后来，她的大兄、二兄都先后赴京、沪，进入大、中学。母亲虽开明，也不会再专门为一名女孩子请私塾先生了。加上农村的封建势力重如磐石，社会舆论不准女孩子上学读书。冯沅君强烈的求知欲受到了压抑和打击，她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每到夜晚听母亲口授“四书”、“五经”，自己还经常吟诗作赋；一方面贪婪地阅读大兄、二兄利用寒暑假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思想，也为她后来毕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家乡，冯沅君目睹并亲自饱尝了女子不能上学念书的苦痛，她决心争取和大兄、二兄一样到外地学习。1917年暑假，在北京念书的长兄友兰回来了。冯沅君从哥哥口中喜闻北洋军阀政府把清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增设了国文专修科。她理直气壮地向母亲提出了要去上学的要求。她表示：如家里怕花钱，可把家里给自己结婚时买嫁妆的钱先拿出来，待将来结婚时，什么都不向家里要，她向封建思想开始了最初的挑战。
  母亲为女儿求学的炽热情感所打动，但更大的难题摆在了她的面前。此时，已给沅君订了亲，按照封建传统，无“正当”理由是不能毁婚的。因此，冯沅君要出外上学就必须通知男方家，这样，势必要引起一系列的麻烦；如不通知，私自出走，周围的舆论将压得寡妇母亲喘不过气来。母亲断然决定，一切责任自己承担。于是冯沅君收拾好行装，梳上长辫子，穿着长裙，跟着兄长义无返顾地朝着解放的路迅跑。
  唐河距有火车站的驻马店三百余里，乘坐马车要走三天多。冯沅君到北京后，立即参加了入学考试。这次应考只考作文一门，她早在家乡自学时，六朝小赋就已写得相当纯熟了，由于水平比较高，一次投考，便考中了。这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行为，为她壮了胆，她欣喜若狂，更加无所顾忌。
  冯沅君入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知识界中已出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
  她所在的女高师，校长是一个顽固的老官僚。对学生当中争民主、自由的热情，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和扼杀，为阻拦学生上街游行，把校门加上一把大锁。冯沅君第一个搬起石头砸碎了这把铁锁，为同学们打开了通路，使奔腾的革命浪潮，冲出校门，与社会相汇合。
  为反抗封建家长统治，她还把《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改编成话剧。等到演出时，无人肯演反面人物焦母，她毅然上台，扮演焦母，演出后，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
  冯沅君反对封建传统，态度之坚决，行动之果敢，还表现在她的名宇的变易上。
  冯沅君这一辈男女大排行，最后一字取“兰”字。同辈的女子（包括叔伯姐妹）共五人，伯父取名时，长兄冯友兰首先提议中间字为“温、良、恭、俭、让”。伯父一听，欣然同意。冯沅君在姐妹中排行老三，取名恭兰。待到北京报名时，因嫌自己的名字太“温、良、恭、俭、让”之故，便自作主张改名为冯淑兰，以表示对封建家长的小小不驯和反抗。
  她在家乡时，虽勤奋自学，但读的多是诗词歌赋。到北京上学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中，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冯沅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她跟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道，迫切要求解脱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所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特别是郭沫若那气势奔放，具有鲜明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小说、戏剧，大大地打开了她的眼界，震撼着她的心灵。她在较之过去更加广阔的生活里，寻找着爱情和意志的自由。
  二
  1922年，她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就在这一年，由于社会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和个人自由思想的迅猛发展，她的创作欲望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之后，她连续写了《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等短篇小说，以泳女士的笔名在创造社办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上发表。
  陆侃如在《卷艹施》再版后记中写道：“‘淦’训‘沉’，取庄子‘陆沉’之意”。《庄子·则阳》中说：“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她取“淦”为笔名，正说明她虽隐于市朝，乃至遭到被埋没，但仍不甘与之同流合污。
  淦女士的名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大家所注意了。尤其是《隔绝之后波表的时候，格外引起了大家的惊异。从那时起，她开始了创作生涯。三个集子《卷艹施》（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春痕》（一九二六年，同上）、《劫灰》（一九二八年，同上）非常系统地表现了一个女性生活的全部过程，仿佛是一个女性青春时代的“自传”。
  鲁迅曾说：“卷艹施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书信集》上卷100页）鲁迅不仅对书名作了解释，而且确切地点明了这几篇小说的共同主题。陆侃如先生在《劫灰》后记中说：“她的小说分集，大概视风格与题材而定。例如第一集的风格与题材可以‘卷艹施二字与‘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表之。”
  小说集在1926年出版时，共收四篇，再版时又加二篇，即《写于母亲走后》和《误点》。
  四部短篇之间略带连续性，主人公姓名虽不同，但性格是一致的，前后情节也是连贯的。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写出了当时青年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及对爱情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小说的女主人公大胆、热烈、坦率、钟情。她们自誓：“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女主人公身上潜藏着青春的生命活力。她们宣言道：
  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
  主人公是一个将毅然和传统战斗的勇敢女性，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但又是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她抗争之后，便一下子陶醉在爱情里，而不能自拔。
  “一切，一切，世间的切我们此时已统统忘掉了。爱的种子已在我心中开了美丽的花了。房中——我们的小世界——的空气，已为爱所充满了。”
  书中的主人公认为：“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她们视恋爱自由的获得，为一切幸福的基石，而人类幸福的源泉皆归至于恋爱。作者从这一点出发去观察社会，去描写他们。因此，小说主人公的思想，一方面是拼命抗争；一方面又陷于虚无。有着“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一面”。
  “我诅咒道德，我诅咒人们的一切，尤其诅咒生，赞美死，恨不得把整个的宇宙用大火烧过，大水冲过，然后再重新建筑。想到极端的时候，不是狂笑，便是痛哭。”
  这种单纯为热情所支配的没有社会依靠的自由思想，是作者世界观局限所投下的阴影。正是由于作者不曾感到经济生活困厄和少于与社会政治事业发生关联的缘故。
  冯沅君的小说《卷艹施》中的若干篇，主要取材于表姐吴天的婚姻悲剧。吴天是地主家的小姐，年青时，由父母作主，许配给另一家地主的儿子，表姐坚决反对，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此同时，表姐认识了北大物理系的同乡王某，两人产生了爱慕之情。母亲得知后，便把表姐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并不许她再到北京上学，表姐以绝食自杀表示反抗。当时，恰好吴天的两个哥哥从美国回来，借助哥哥的力量疏通了母亲的思想。经母亲允许，吴天得以回北京继续上学。冯沅君对表姐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全力给予支持。
  后来，吴天的哥哥因自己在美国得到了博士头衔，便瞧不起没有博士头衔的王某。他把自己在美国的同学介绍给吴天，吴天坚决拒绝。冯沅君站在表姐一边，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她劝告吴天和王某一起参加河南教育厅“官费”留学考试。她的小说《旅行》正是取材于吴天和王某从北京坐火车到开封去参加考试的一段经历。
  作者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并不是原样照搬。为了深刻揭露血淋淋的封建婚姻制度，唤醒更多的人投入妇女解放的战斗，她给予《卷艹施》小说的结尾以悲剧的结局。
  继《卷艹施》之后，是小说第二集《春痕》。《春痕》的风格与题材“可以‘春痕’二字及‘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二句表之”。陆侃如先生在《春痕》后记中写道：
  《春痕》作者告诉我：《春痕》是五十封信，假定为一女子寄给
  她的情人的，从爱苗初长到摄影定情，历时约五阅月。
  ……每一信里也许讲的两件事，故标题极难定；现在避难就
  易，因以首二字命篇。
  上述这段文字对《春痕》从思想内容到篇章结构，以至标题都作了透彻而准确的剖析。从这五十封信中，我们可以找出作者笔下的女性是怎样从勇敢精神变成沉郁性格的。《春痕》中的女主人公青春的火焰，好像在每一集中已经燃烧完了，这里留下的只是带汁的苦果。女主人公确实不象从前那样远离社会了，他们在社会上经历了许多坎坷和不幸，从恋爱中也得到不少的教训和相当的刺激。失败与碰壁的结果，女主人公变得忧伤、困惑，沉着而坚毅。
  前也茫茫，后也茫茫，左右也无不茫茫，问天涯倦羽，更向何
  处栖息？……吾性浪漫，悲喜无恒，高兴时乐而忘忧；愁苦时愤不
  欲生。
  我平生不喜欢算盘，同时也讨厌“没星称”。我不愿意为名利
  鸡鸣而起，同时也不愿躲在象牙塔里。
  此时，主人公所渴望的生活，具有浓烈的隐士风味，这也正是当时作者心情的写照。
  春阴漠漠，春寒恻恻，今日天气大似江南。此种时节，宜小
  病，宜清谈，宜推敲诗句，宜闲行山中，最忌忙碌碌地作教书匠。
  正如鲁迅所说：
  诚然，三年后的《春痕》，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Petofi
  Sandor）题B·S夫人照像的诗来——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
  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唱出甜美
  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
  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
  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
  集序》）
  鲁迅十分惋惜勇敢、大胆的冯沅君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在当时女作家寥若晨星的文坛上，这样的情况又何止是冯沅君一人呢？
  鲁迅的话是针对着冯沅君及其作品而言的，但又不仅仅是。鲁迅透彻地观察了中国当时社会的现状，也环视了二十年代的文坛，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文学固然要反映社会，但“宣传不是文学”的革命文学主张的真谛。
  《春痕》结集之后，又将剩余的若干短篇，结集为《劫灰》。陆侃如写道：“独这第三集是若干篇风格不同题材各异的作品而成，想不起一个适当的命名，故即以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