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
  阎纯德
  当大地渴望甘霖的时候，即使远天一声雷，一朵云，也会使人快慰，若是有雨滴飘然而下，人们便会欣喜若狂地感谢它，大地将永远记住它……
  《小雨点》，是苦旱时候的及时雨！
  陈衡哲，是一位历史学家。文学不是她的本行，但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她是新文学史上颇有贡献的女作家。在“五四”时期，“她曾作奋斗的歌吼”，确乎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陈衡哲只有一部出版较早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和两卷《衡哲散文集》及一些未辑集散篇。但她的心血铸造的“小雨点”却曾滋润过新文学的幼苗……
  1890年，陈衡哲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那时正值封建社会日趋崩溃的清朝末年。她在《自传》里说：“我的祖父是湖南衡山人；但因为我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江苏武进人，我自己又是生在那里的，所以就算是武进人。”
  陈衡哲原名陈（雁鸟），字乙睇，生在名门。她的祖父陈梅生有十二个子女；父亲是幼子，当了清朝的官吏，有五个儿女，陈衡哲排行第二。
  1897年，陈衡哲的舅舅庄思缄到广西、广东做官，这时她家便从湖南搬到江苏外祖父那里。她从小在家读书，没有上过小学。但她的思想和才华是在家庭环境里熏陶出来的。大约五六岁时，每当舅舅回家省亲时，陈衡哲总是天不亮便起身去看舅舅。她向祖母匆匆问了安，便一口气跑到还没起床的舅舅那里，要他讲新奇的故事。她虽然是个孩子，听大人讲故事，却特别认真，舅舅在广东省城城经常耳闻目睹欧美文化，尤其是医学方面的进步。他的思想很新，很佩服西洋的科学和文化，更佩服那些到中国来的美国女子。他把所看到的西洋医院、学校和各种近代文化生活情形讲给陈衡哲，最后一句话总是：“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的去学习西洋的独立的女子。”当时的陈衡哲最易受感动，舅舅最后那句话，往往使她热泪盈眶。她问舅舅：“我怎样方能学像她们呢？”舅舅说：“进学校呀！……”舅舅给她讲了许多中国以外的世界，她好像作了一次次的国外旅行，那么多东西都使她惊奇不已，那颗幼小的心灵里，装满了关于现代世界、科学救人、妇女新的使命等知识和认识。舅舅还对她说：“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父母尊长的脚步走。”陈衡哲回忆说：“这类的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她每见舅舅一次，要进学校的念头便加深一层，后来竟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梦想。
  陈衡哲十三岁那年，父亲到西南僻远的一个省去做官，她由于求学心切，便要求母亲，让她到广东舅舅那里去上学。这位贤明的母亲深知女儿的志愿，于是同意了。秋天，当舅舅再次回乡省亲要回广东的时候，她讲了一定要到广东去的诺言。这诺言竟使她热血沸腾，痛哭一场。她回忆说：“这哭是为着快乐呢，还是惊惧，自己也不知道。但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决定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个成年的人了，它在一个不曾经过感情大冲动的稚弱的心灵上，将发生怎样巨大的震荡呵！”当她决心离开母亲，踏上那条陌生的人生之路的时候，心里曾有过很多痛苦和矛盾，但那颗正富于幻想的心，却有着高远的美好追求。
  在广东，她得到了舅父舅母父母般的温情和抚爱。她是梦想着上学而来的，所以一到那里便央求舅母到医学校为她报名。“虽然在我的心中，知道自己是绝对不喜欢学医的，但除了那个医学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学校可进呢？有一个学校可进，不总比不进学校好一点吗？”舅舅认为她的年纪太小，想让她等两年再说，但她非要上学不可。舅母带她去报名，但学校不收不到十八岁的学生。她带着一颗失望与受伤的心回到家里，只好仍旧做舅舅的学生。
  她的舅舅是一位喜欢教诲青年的人。那一年，他不但自己教陈衡哲，还请了一位客籍广东的杭州先生教她初级数学和新时代的卫生知识。三个月后，舅舅将文作武，到廉州统领新军去了；又过了三个月，家也搬了去。舅舅极忙。但每天下午，总要穿着新军统领的眼饰，骑着马，匆匆回家教她一个小时《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和一些报章杂志，然后又匆匆离去。她回忆说：舅舅“对于现代的常识，也比那时的任何尊长为丰富，故我从他的谈话中所得到的知识与教训，可说比书本上得到的要充足与深刻得多。经过这样一年的教诲，我便不知不觉的，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陈衡哲像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儿，虽然羽毛未丰，却不畏人世的风险，只是想奋翅高飞，并不留恋生活的顺适和安乐，一心想着求学。在1917年的冬天，她被舅母带到上海，在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后来又进了一所新办的学校。上海三年，陈衡哲颇感失望，但她的英文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成为考取清华学堂赴美留学的关键筹码。
  一个初踏人生征途的旅人，都会珍惜和永记亲友或尊长的指点。陈衡哲说：“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除舅舅之外，姑母也是她命运的导航人。在《纪念一位老姑母》的文章里，寄托了她许多美好的感情，她把姑母的影响看作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页。她回忆说：“这位姑母不但身体高大，精力强盛，并且天才横溢，德行高超，使我们一见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远的领袖人才；虽然因为数十年前环境的关系，她的这个领袖天才只能牛刀割鸡似的施用到两三个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却并不像普通所谓‘才女’的一样，只限于吟风弄月。她除了做诗，读史，写魏碑之外，还能为人开一个好药方，还能烧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轻的时候，白天侍侯公婆，晚上抚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静时，方自己读书写字，常常到晚间三时方上床，明早六时便又起身了。这样的精力，这样艰苦卓绝的修养，岂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们所能有的！”
  姑母的这些影响力，深入到她的心灵和精神，启迪她磨砺意志，开辟生活。
  在上海求学时期，因父亲命令给她订婚而使陈衡哲陷入黑暗的境地。这时，她便跑到乡下的姑母家里。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女孩子，在布满荆棘的生活中，是姑母对她的偏爱，给了她一线光明。
  她的姑母酷爱杜诗，有一次吟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叹了一口长气，对陈衡哲说：“这是我从前的梦想。现在呵，连自己的儿孙也庇不着了！”陈衡哲说：“但是，姑母现在是庇着一个苦孩子啊！”
  在她眼里，姑母是召唤黎明的一缕霞光，“使一种黑暗的前途渐渐有了光明，使我对于自己的绝望变成希望，使我相信，我这个人尚是一块值得雕刻的材料。……但在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值不得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不是靠这位姑母，我恐怕将真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纪念一位老姑母》）
  1911年至1914年，正是陈衡哲在上海求学的时期。但这里没有理想的学校，学习成绩等于“零”，这是她至为痛苦的总结。由于无书可读，她便常去有着明秀山水环境的姑母家，并在一个家馆教了半年小孩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年夏天，清华学堂开始招考留美女学生。当时她自觉程度浅，不敢应试，但她得到了姑母的鼓励，认为大有考取的希望。这种鼓励，使她恢复了自信力，听了姑母的话，到上海应了考。考完后，仍回乡下教家馆。后来，姑姑和舅舅都在报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并都立刻写信给她。舅舅信上说：“清华招女生，吾知甥必去应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积年求学之愿，于今得偿，舅氏之喜慰可知矣。”姑母的信，她还没看完，“眼泪便如潮水一般的涌出来了。”这是生活的转折！她回忆说：“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页，而引我离开这个境地，使我重新走上‘造命’大道的，却是这位老姑母，和她对于我的深信与厚爱。”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内外矛盾重重，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新思潮把陈衡哲冲出了园门，并于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她到美国后，入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当1915年9月，主编《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发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举起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后，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是新文学促进派的先锋，而梅光迪（觐庄）等人，或坚决反对，或不赞成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场笔战，把他逼上了试写白话诗的道路。胡适说：“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小雨点·胡序》）
  1918年，她在瓦沙女子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又进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陈衡哲原是一位不婚主义者，为了理想和事业，曾决心不结婚。但直到1919年任叔永第二次到美国，才由于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抛弃了不婚主义，订了婚。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开放大学女禁，先打电话给陈衡哲，聘她为教授。这一年，她获硕士学位后，在新文学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于夏天回国，秋天与任叔永结婚。1924年，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半年。1930年又回北京大学教历史一年。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的学术会议。1935年9月，任叔永任四川大学校长，她也同去成都，任该校西洋史教授。
  “五四”运动后，在大学任教期间，陈衡哲曾针对中国当时存在的妇女问题，写了许多文章，如《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谈及妇女与政治、社会、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在四川大学的时候，她发现有不少女学生是官僚、财阀们的姨太太，这一事实，使她心头萌发了对四川当局的强烈不满，也更同情那些深受蹂躏、压迫的女性。愤怒中，她在《新新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四川问题的文章，说这是女性的耻辱，也是大学教育的破产，号召妇女要争取独立自主。在那个时代，正义和真理总是不幸的。她的文章一经发表，便遭受到四川黑暗势力的围攻，他们用“侮辱四川妇女界”的帽子压她，并要把她驱逐出境。陈衡哲怀着满腔的激愤离开四川，回到北平。她的丈夫任叔永，也在1937年6月辞去四川大学校长一职。她对四川军阀的黑暗政治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的。她在文章里写道：“在成都住的人，平均每隔十五天才能见到有热力的阳光一次，每隔四十五天才能见到一次照耀终日的太阳。”她写的是“天气”，而比喻的是现实。她还说不如把四川改成“二云省”，更能名副其实。“朋友说，‘云一而已，那来二云’？我说，还有那吞云吐雾‘云’呢！我告诉您这句话，为的是要您知道，四川在这二云笼罩之下，是怎样的暗无天日呀！”
  抗日战争爆发后，像许多人一样，陈衡哲也开始过起“流浪”生活。她和孩子先到云南昆明，1941年11月到香港；12月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