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觉得比较恰当、比较符合原文风格的标准，以后分译的时候，尽量摆脱个人的好恶，努力朝这个标准看齐。　二是初稿译出来之后，来一道互校，把自己认为在理解上、风格上、译名上、体例上需要商榷、需要统一的地方都提出来，供以后加工时参考。　三是确定三名同志从头至尾对全书译文进行一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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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下）３５
  校、三校。　一校侧重把正确理解原文的关，兼顾其他；二校侧重把妥善表达原文的关，兼顾其他；三校则总揽全局，什么都管，并且对前面几道工序提出的种种译文方案作出“终审裁决”
  ，一锤定音，为全书定稿。　当时我担任三校的工作，事先跟组内同志说妥，既然让我做这工作，最后只好统一于我认为合适的标准。　难免有不妥之处，只好请大家包涵。　这也算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吧。　当然，我决定完稿之后，还要返回到初译的同志手里，请他们认可。　不过译文既已经过几番折腾，初译的同志一般也就不再提什么意见了。翻译中的再一个问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有梅益同志的译本，流传既久，影响也大，而且译文质量有口皆碑。我们既不能抄袭他的，又不能视而不见，拒绝学习他的长处。于是决定，开头还是先独立把初稿译出来，然后再对照梅益同志的译文，如果两种译文差不多，或我们自认为译得比他还好，我们当然保留自己的译文；如果梅译确实比我们的好，那我们就参照他的译文作适当的修改。　也有的时候，我们受梅译的启发而提出另一种新的译文方案来。还有个别场合，梅译也不理想，例如“保尔。　柯察金”这个名字，与俄文发音就有差距，但既已约定俗成，我们也就不去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改译成什么“帕韦尔。　科尔恰金”
  ，而是沿用已有的译名。　总之，在我们的译本中，是包含有梅益同志过去付出的劳动在内的。与梅译本有关的还有一个对复译的认识问题。　眼下一种外国名著或非名著，有三五个译本已是平常事。　那个年头复译的事还不多见，而且很容易被认为是要取他人而代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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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５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
  们自问没有这份雄心壮志。一则梅益同志是翻译界的前辈，我们对他一直是敬慕的。　二则出版社交代，这么一部名著，需要有一个直接从俄文译出的译本，不同的译本可以并存。　三则复译的问题，鲁迅先生早有论述。他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　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　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　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　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　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沈滞了。”旧译新译，取长补短，共同努力，提高译文的质量，这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将来如果有更新的译本出来，我们理当表示欢迎。记得开译之前，我曾经提出去拜访梅益同志，一来向他表示敬意，二来请教译事的经验。　此请未果，我至今引以为憾。我们的译本出版后，我曾以翻译组的名义，给梅益同志寄去一封信和两本赠书。信的大意是说，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从他的译本中得到过教益，这次翻译，又参考了他的译文，新译本中也包含了他的劳动，我们向他致谢，并请他对我们的译本多加指教。　我不知道梅益同志是否收到了信和书。　但是他后来看到过新译本，则是肯定的，因为１９８０年梅译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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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下）５５
  版，他在后记中说：“半年来我抽空校阅一遍，有些地方曾根据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普罗科菲耶娃的英译本作了修改。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俄语系七二级学员合译的１９７６年的新译本对我也很有帮助。”我们的译本能对前辈提供一点有益的东西，我们是很高兴的。　借本书再版的机会，我在这里把当时译书的情况和想法交代一下，也算是译坛的一桩逸事吧。本书这次再版，当年的翻译组已不复存在，人员分散各地，只好仍由我把全书校阅一遍，并补译了俄文版新发表的文字。如前所述，本书的初版和再版、译文都是我最后定的稿。译文中的谬误和不足，当然都是我的责任。　我真诚地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赐教。黄树南１９４年７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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