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忽必烈的两次出征日本，日本国内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进攻日本时还曾经遭到了以“神风”命名的特攻队的死亡攻击，可见神风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那么到底是不是“神风”的力量让日本两次逃离了死亡边缘呢？先看看战争的经过再加以分析吧。
  公元127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此时的日军处于不利的形势，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200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当台风乍起之时，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早晨，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似乎又找回了当年惩罚花剌子模的气势。
  忽必烈于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忻都等率蒙古、高丽及汉军4万人，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6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　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
  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
  两个月之后，即8月15至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三分之一，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两次出师失利，并未使忽必烈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公元1283年年初，忽必烈下令重建攻日大军，建造船只，搜集粮草，引起江南民众的强烈反抗，迫使其暂缓造船事宜。公元1285年，再次下令大造战船，后因部分大臣反对，忽必烈才不得不于1286年正月下诏罢征日本。此后，元朝虽然还有过征伐日本的议论和准备，但均未能实现。
  表面上看，这两次西征的失败都是与日本人所敬仰的“神风”有关，而且，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台风的记载，然而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科技的进步和各国学者的不断研究努力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入鱼腹的主要原因。
  另外，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板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从当时另一个细节也可以推断出，船只质量的不过关。忽必烈由于想要迅速征战，所以让当时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所要的船只。在忽必烈强压之下，这个任务要想完成实属难事。结果，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七章　不仅跨稳战马更要握紧锄头
  马背上的民族是对蒙古族最具特色的形容。然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马背上可以解决的。在大汗带领蒙古军横扫天下的时候，马背政策是蒙古军制胜的法宝。然而当硝烟渐渐散去，马儿渐渐放慢脚步，需要考虑的就应该是下马之后的事情了。那只有锄头才是治国安天下的硬道理。在消灭了金国之后，北方农村遭到严重的破坏。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开始拿起了锄头，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
  1270年，忽必烈下令朝中设司，由农司掌管农桑水利，御史中丞为大司农卿，督课各地方官劝农。司农司还颁行农桑之制十四条，作为督率农业生产的依据。忽必烈一朝，北方和两淮地区，农业渐得恢复。江南和边疆各地区则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元朝经过开垦荒地、开发边疆和兴修水利，使农田面积逐渐有所增加。
  元朝首先加强的就是要对荒地的开垦，1277年，元朝规定，各处荒地在限期内许旧主认领；逾限，许自愿耕种。1286年，朝廷又下令募人开耕荒地，每丁拨地百亩，三年后再依例纳税。经过垦荒，两淮地区逐渐出现变废墟为良田的景象。屯田和边境的开发对于元朝建国后的巩固也是十分必要的。元朝建国后，在各行省立屯田以助军饷，分军屯、民屯两种。据1308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120余所，垦田面积约在20万顷以上。北达漠北，南至海南都进行屯田，对各边境地区的开发，起着显著的作用。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更需要相应的水利建设。元朝初年，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属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秦家等古渠，灌田9万余顷；又开辟中兴、西凉、瓜、沙等州的旱田为水田。忽必烈以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统领南军子弟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
  元朝除了在农田开垦上花了大力气外，还在种植的内容上作了细致的研究。木棉的推广就是成功的典范。木棉的种植在元代江南一带被推广的更为普遍。桑哥执政时，曾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10万匹。桑哥败后，罢废6处木棉提举司。但朝廷仍在各地征收木棉，每年不下五十余万。
  成宗时，木棉布开始列入正赋，说明木棉的种植和纺织，已遍及于民间。北方地区在金代种棉甚少。只是西北地区从回鹘略有传入。北方民间甚至仍流传着木棉是“垅种羊”的传说（城上种羊脐，从土中生长）。耶律楚材到了西域，才知有木棉。赋诗说：“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棉，是为垅种羊。”元代北方也逐渐推广种植木棉。王桢《农书》记木棉说：“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自陕右至淮北，木棉日益普及。
  元朝另一个重农政策就是关注耕作技术的交流。元朝建国后，曾经长期隔绝的北方与江南人民之间以及各族人民之间，得以交流耕作技术。汉族农民迁往漠北后，在一些地区开始经营农耕。山北道居民原来不知稼穑，姚天福任按察使时，提倡树艺耕作，渐致富庶。云南爨、僰等族人民从汉人学会蚕桑。
  在西域色目人所定居的宣化等地，是果园农艺等大力发展的天堂。而江南农民则来到大都东南，开垦水田，形成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元朝一代不乏此类事例，说明各地区各民族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交流了经验和技术，这为元朝的农业带来了全方位的活力。
  在大量活跃的农业活动的基础上，关于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成果也是不容忽视的。1273年，元朝颁行《农桑辑要》一书，汇编历代农学著述，并依据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予以增订，但它只限于当时北方的农业成就。元朝建国后，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37卷（现存36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而《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全书着意于总结南北方农业生产的经验，“南北通知，随宜而用，使不偏废”。书中论述荆桑与鲁桑各有优长，应以荆桑为本，以鲁桑条嫁接，便能久远盛茂。又论述生产工具：北方多用铧，南方皆用馋，应依老农经验，南北互用，馋铧不偏废。垦生地宜用馋，熟地宜用铧。经验技术的交流，无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也没有超越王祯的。
  第八章　空前活跃的经贸往来
  由于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这样空前活跃的贸易活动加深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了解，更主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东方帝国。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
  元朝继承与发扬了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剌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剌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20余国。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列举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100处。行泉府司所管辖的海船有15000艘。海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
  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写道：“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这些船可分三等：较大者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只船上有人员千人，即水手600人，军士400人；另附供应船3艘。此种船只仅剌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能制造，都制成三边，以三腕尺长的大钉钉牢。每只船有4个甲板和许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种设备的公私船舱。”
  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国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于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各国商人经南海来元朝进行贸易。广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侨居；元朝的商民也有不少人侨居在南海诸国
  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元朝使者曾两次登陆马达加斯加岛，果若如此，中国船只于元代已到达非洲东南海域。可见，元代商船的航行海域已相当广远。当时，在今越南沿海，南洋诸岛，印度东、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等地，都有中国舶商活动的足迹。
  元代的陆路交通也是沟通东西方的重要途径。西域交通的陆路，自辽、宋、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