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翳尚嫩，未可治也。归食发物，使其障厚，视日如昏夜，乃可奏功。请俟期年后！”患者便等待，直到“至期，则已盲矣。环乃施其术：投针于黑白之间，周围转绞，尽去其膜，又投针于黑之中、瞳之外，转绞如前，游刃有余，而患者亦不甚苦。毕，以绢单衣包之，付药数剂，曰：‘慎勿见风，俟三日，治可矣’。归途过慎，加以一领（多穿了一件衣服），三日后发红，再叩之，曰：‘有微火耳。’又服一二剂，遂愈，清明如故。”这一记堪称一个完整的医案，也是一个逼真的手术记录，其翔实程度，不逊于清初拨障大师黄庭镜在《目经大成》中的医案。此类笔记，足可供专科医生临床操作时的参考。即论书法亦传人－—名医书法佳话
  其他　中医常识
  旧时老中医带徒有四句话：“一手好字，二会双簧，三指按脉，四季衣裳”。这概括了一个有学养的中医应该具备的四个条件。其中“一手好字”被列为第一条，这确实是中医的一个优良传统。大凡名医都很重视处方书写的工整，追求书法上的功夫。清代名医何鸿舫（1821…1889年）不仅弛名大江南北，而且精通书法，凡处方必亲手书写，不假于弟子，这一点不像某些名医，口述药味，由门人抄写。何氏书法高妙，时人获其处方诊若拱璧，日本人来沪搜购，一纸值至银圆10枚，少亦4～5枚。其时，齐白石一幅画作的润笔也不过2元而己。名医程门雪为《何鸿舫编年药方墨迹》曾题诗：“每于烂漫见天真，草草方笺手自亲。不独医林仰宗匠，即论书法亦传人。”盛赞其不独在医界堪称宗师，单论书艺亦足传后人。
  自古医坛书家多，许多名医都是享有盛誉的书法家。东晋著名医家葛洪，少时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颂习。”他为天台山摩崖石刻所书写的“天台之观”4个大字，被大书法家米芾称“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
  南朝名医陶弘景幼时亦是家贫，“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他留在镇江焦山摩崖石刻上的《瘗鹤铭》，字势雄强秀逸，竟被大书法家黄庭坚误认为书圣王羲之所书。唐孙思邈也是一位大书法家，宋《绍兴秘阁续帖》就收有它的书法墨迹。
  傅青主（1607…1684年）书法被后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足见影响之大，太原地区商铺的招牌均以得青主手迹为荣耀。他为晋祠“齐年古柏”所书“晋源之柏第一章”的题款，风格遒劲，气势磅礴，被誉为晋祠景区三绝之一。他20岁得到赵孟颊墨迹，爱其园转流利，后悟及书品即人品，赵孟颊由宋而降元出仕，“心术坏而手随之”，所以字也园滑。颜真卿则忠义不屈，所以字也雄浑沉厚，此后他就弃赵而专学颜体，真是字如其人。傅青主说：“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己矣。”他的书法美学观是“四宁四毋”一一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一理论至今在书坛上仍有影响。他的草书外表飘逸，内涵倔强。小楷最精，极为古拙。今太原汾河岸边有碑林公园，所收俱是青主墨宝。
  近代名医而善书法者更如群星灿烂，光耀杏林，比如范文甫、谢利桓、丁甘仁、恽铁樵、王仲奇、肖龙友、施今墨、顾筱岩、徐小圃、秦伯未、程门雪、严苍山、陈道隆等，书法皆臻上境，他们留下的方笺，都被人们当作书法墨宝收集诊藏。
  浙江名医范文甫有“诗、书、医三绝”之誉，以诗书驰骋士林。毕生学书多摹王右军，寒暑不废，其字笔走龙蛇，奔放雄浑，颇有骨力，别具一格，宁波商市招牌，都以能得其墨宝为荣。
  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肖龙友先生诗词书画率皆能之，以写字绘画陶冶性情，其书法真、隶、行、楷各体悉备，已臻炉火纯青地步，京师内外，“对先生的诊病墨案，视同珍宝。”解放前就有人出高价向病家购买他的亲笔墨案，裱好当作艺术品珍藏。今曲阜孔府尚有先生所书联屏多幅。
  沪上十大名医之一的顾筱岩曾说：字是一张方子的门面，是一个医生文化底蕴、学识才华的外露。很多病家延医之先，常常先借你的方子一看，以度学问深浅，医道高低。字写得不好，业务少还是小事，字写得不规范，药师错配，贻误人命，危害极大。凡其入门弟子，先须习字，每晨先练字，临写字帖经先生批阅合格后，才能去读医书，已成定例。大约1年左右，先生认为大楷根底差不多了，才可以学行书。先生自己则喜欢颜真卿的《争坐位》，书法颇有颜氏韵味。他与张大千、吴湖帆、黄宾虹等书画大家过从甚密，时有墨迹相赠，吴湖帆誉先生“方笺之书有颜氏大将风度”。
  徐小圃书法造诣颇深，法宗苏（东坡）、黄（庭坚），笔力遒劲，气势雄伟，有大家风度。
  程门雪多才多艺，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他自称：“我诗为上，书次之，医又次之”。此外，程又善篆刻，刀功布局，“功夫不让专家”（何时希语）。
  秦伯未书学赵之谦，蝇头小楷，浑匀流利，隶书颇有功底，今上海城隍庙大殿上还留有他早年书写的一副对联。
  严苍山幼承庭训，每日临池为必修早课。最喜欢《孙过庭书谱》，深得精髓，其书法飘逸中见沉着，婀娜中显刚健，隽永洒脱，别具韵致。20世纪60年代某日，医院出黑板报，报头三个大字总写不好，严氏路过，提笔不假思索，写下“黑板报”三个大字，园熟丰美，赢得—片赞声。著名画家丁斌正巧在场，亦赞叹无极，称“今人罕及”。
  1945年，上海名医陈存仁仿“朱子家训”，撰写了“医家座右铭”，文精辞妙，脍炙人口，沪上医家颇为赞许，争相嘱陈书写。陈氏不善楷书，其业师谢利恒（《中国医学大辞典》主编）书法极佳，名望亦重，于是陈氏在《中医药月刊》刊登广告，由谢氏书写“医家座右铭”，每幅笔润若干。各地医生闻风求字者共有670件，谢氏足足书写了五个月方偿清文债。
  沪上名医陈道隆自幼苦练书法，至老未曾缀笔。早年书学赵孟，后摹米芾、王羲之，晚年又临文徵明，博采众长，自成一体，雄浑中见飘逸，刚毅中不失柔和。人谓其脉案本身就是－张可供临摹的字帖。书法大师沈尹默先生初次见到他的字，脱口而出说：“想不到老表弟在医界作事能有这么一手好字。”他与著名书画家刘海粟、吴湖帆、谢稚柳、程十发等均有较深友谊，闲时常与他们切磋技艺。
  以上所举，不过是眼界所及，可以肯定的是，还有许多名医的书法未被罗列进来，如果能编一本《近代名医方笺墨宝》的话，那肯定是一本值得珍藏的医学、书法俱精的好书，但愿有人着眼于这件事。金匾高悬传美名－—名医匾话
  其他　中医常识
  民国年间，上海某富商患病，群医束手，以为不治。独有一位中医认为可救，处方数剂，竟告痊愈。富商很感激，出千元求章太炎先生为题一匾，借重以扬其名。太炎手书四字，曰“第三扁鹊”。富商大惑不解，请教于他人，都认为“第三扁鹊”显含贬义，可能是“第二扁鹊”笔误。富商婉求太炎改写，章氏大发脾气，说：“所书无误，医之誉，无过于此者。彼果为名医，必知其义。”且补署落款“章炳麟”（太炎之名），以坚其信。富商不得已，将书法制匾奉送。医者收到后，喜出望外，高悬于厅堂。原来《史记》中的扁鹊，姓秦名越人，《史记正义》引《黄帝八十一难序》云：“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为扁鹊”，已经是“第二扁鹊”了，故誉某医为“第三扁鹊”并没有错。章太炎满腹经纶，焉能不知此等学问。此是一段趣话，借此谈谈有关名医与匾额的故事。
  匾，或称匾额，是为题有颂扬或命名内容文字的横额，…般挂在厅堂或门亭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形式。说起来，扁额与名医常常有着不解之缘。医生治好了病，尤其是大病重病，患者为表谢意，最隆重者莫过于送一块金字牌匾了，古来如此。“妙手回春”、“悬壶济世”、“杏林春暖”等等匾额，着实可令厅堂蓬壁生辉。如果牌匾出自名家或权贵之手，其份量自然非同一般，常常寓含着一段历史，彰扬着医者的美名……
  龚廷贤（1522～1619年），江西金溪县人，曾任太医院吏目。明万历21年，鲁敬王朱寿曾之妃张氏；患腹胀如鼓；左胁积块刺痛；坐卧不宁；昼夜不寝；痰嗽喘促；饮食不进；诸医罔效。召廷贤诊治；服药百剂，苦楚全消。鲁王大喜，称之为国手，钦赐匾额一方，题曰“医林状元”。是医学史上获得“状元”荣誉称号的第一位医生。廷贤墓地在今抚州市金溪县，墓碑上刻着“明太医院御医医林状元龚廷贤墓”字样。
  1916年，孙中山赴绍兴视察时，陪同前往的胡汉民先生患病，经绍兴名医裘吉生诊治，服药治疗，一剂即愈，孙中山手书“救民疾苦”四字相赠。绍兴文人刘大白也拟了一联相赠：“未必逢凶化，何曾起死回。”横额“集腋成”，合在一起即隐含“裘吉生”三字。1929年，全国中医界奋起反对汪精卫“取缔中医案”，当时会场里和报纸上都悬挂和刊登了孙中山先生的这幅题辞，影响之大，自不待言。
  孙中山先生还曾为沪上名医丁甘仁题匾。丁甘仁热心公益事业，济世扶贫，作出许多善举，时人颇有口碑。他在沪南、沪北创办了两所广益中医院，主要为了嘉惠贫困病人。丁氏每诊仅收1角（当时丁氏诊金一般为1、2元），即可免费得药一帖。由于丁氏善举影响，又有多医慷慨解囊，创设了仁济善堂、联义善会等多家施医所，广济大众，流泽无穷。孙中山感其诚德，亲书“博施济众”匾额嘉勉之，其匾即悬于丁氏诊室大厅正中，足以令蓬壁生辉。
  张简斋（1880～1950年），民国时南京“首席名医”，中医界有“南张北施”之说，即南方的张简斋，北方的施今墨，俱为国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题“当世医宗”一匾赠与张简斋，也算实至名归。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云南58、60军北上抗日，云南白药发明者曲焕章满怀爱国热情捐献了3万瓶百宝丹（白药）给抗日将士。李宗仁率40万官兵与日军血战台儿庄，云南白药以其神奇的“止血愈伤”功效救治了无数的抗战儿女，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蒋介石闻知很高兴，挥毫题写了“功效十全”匾额，专门派员到昆明赠给曲焕章。一时间，百宝丹的名声与抗日热潮一起传遍神州大地。云南省督军唐继尧也曾赐匾“药冠南滇”。
  1929年，汪精卫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取缔中医案”，激起全国中医界的愤怒。名医施今墨等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老天有眼，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疾，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言症，每言必中，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孰料仅服数剂，果如施氏所言病愈。老太太要送匾额，施今墨说：“不必送匾了，您只要看看中医能否治好病。”汪精卫这才不得不有所转变，题字送匾“美意延年”（荀子语）给施今墨。美意，乐意也，“美意延年”意为无忧患则益寿延年，是常用祝颂语。
  给医生送匾当然意味着褒扬感激之意，但是也有例外。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一语，是对为医者的嘉勉，“功同良相”也常作为金匾上赞誉之语。但是如果把良医比作“良将”，那就绝无褒义了。解放前，上海某医可能把某人家眷之病看坏了，或者其他原因，某人送他一块牌匾，上书“功同良将”，这就绝非赞扬了。因为唐·曹松有诗句：“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意谓大将建功立业是以千万士兵的生命作为代价的。所以，谓某医生“功同良将”实乃莫大嘲讽。业医者当时时警戒自己万勿作“良将”之医。
  名医能够得到患者赠匾，当然是很荣耀的事。但是凡事都有个限度，如果弄得满墙到处挂匾，如同书画展览，那就有点炫耀之嫌了。很多名医对此颇为不屑，对赠匾看得很轻，显示了一种超然淡泊的气节。比如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1884――1949年），一生淡泊名利，名其书斋曰“泊庐”，取淡泊明志不求闻达之意。尝曰：“医家之技术如何，病家自有公论，何用自我吹嘘？”“医者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唯有恪遵仲景之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充实自身，始能济世活人。联匾等踵事增华之物，不过一宣传品耳，于学问何补哉。”凡有患者赠送匾额者，皆婉言谢绝，不容推却者，亦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