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言”，这种境界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于是维特根斯坦知难而退，干脆说：“对于不可言说的，必须保持缄默”，这已经接近悟道的境界了。
  对“道”的这种体认、证悟，在于实践，不是靠哲学思辨就能把握的。可惜现代人多不理解这一点。所谓“实践”，不是盲目试错，而是身体力行的修炼，就是在意识的调控之下开发人体生命潜能，使人体生命系统进入高度稳定态。这是强化生命的手段，人类自我进化的阶梯，它可以在意识调控之下逐步克服人的生物性局限，克服人性的弱点，完成由人而仙的转化，这当然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体“道”的最高境界。
  生命境界的提高，与生命潜能的开发是同步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生物性局限，不断向宇宙高级生命的形式转化，最后达到与道合一。此时的人体生命，已经成了超越的生命，个体生命已经融合到宇宙生命中去。这才是人类进化的方向。
  这需要克服人的生存境界的局限。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智慧只限于谋生层面，这就是人的生存境界。在谋生层面上，永远理解不了道的最高境界。认识道的最深层次，需要超常智慧，人类智慧可以超常发挥。而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仅限于逻辑思维层面，属于常规认识的范畴，在常规认识的范围内，也就是逻辑理性的层面上，哲学已经失却了创新能力，已经发展到尽头，而走向式微，走向穷途末路。哲学体系的建构已经趋于饱和，不可能再有什么真正意义的创新了。
  然而超常认识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超常认识是另一种并非新发明的认知方向，而认识道的最深层次所需要的就是超常认识。不用超常认识方法，理解不了道的最高境界；不用超越逻辑的理性方法，进入不了道的最深层次。
  在《庄子》一书中，多处谈到过一种神秘主义的认识方法，也就是体道的方法，它显然已经超出了辩证思维的框架，更不要说什么唯物主义。因而它显得不可理喻。然而现在看来，它不过是一种超常认识，这种超常认识中就包含着整体理性。
  整体理性，是我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为了纠正西方逻辑理性的局限而提出的。在逻辑思维的层面上，不可能真的认识世界的整体。因为逻辑思维是通过分析综合的方式，化整体为部分，然后把部分重新组合、拼接为整体，使用这种理性方法理解世界的。但是显然，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们用分析和综合的逻辑方法，永远不可能达到对整体的理解，理解整体，必须超越逻辑。这就是我提出整体理性的原因。而“道”涵盖一切，显然不是逻辑所能穷尽的。整体理性属于人的理性，而人的理性源于自然的理性，而自然的理性，正是“道”的深层涵义。
  由常规认识进入到超常认识，是意识相态的转变，它必须通过意识调控来实现。意识调控，是我所提出的又一个重要概念。在分子生物学中，有基因调控的概念，这是生命科学的微观领域。而我研究生命，与佛学、道学一样，是从意识层面入手的。意识层面也是整体层面，生命的意义在整体中体现，因而研究生命一开始就抓住意识层面，就是提纲携领，抓住了根本。而改变人体生命系统、强化生命系统功能、使生命的稳态不断提升，只有通过意识调控最为有效。
  气功属于意识调控。道家的养生、佛家的修行、打坐都属于意识调控，所以他们都能产生超常认识，发现最高宇宙真理。而其根本，都在于弱化逻辑思维，淡化执著的自我意识，使人的意识和宇宙自然的意识达到合一。于是，人的意识便体现了宇宙意识，人的意识便进入了宇宙意识。这样人就进入了体道的境界，人在自我意识的淡化中体现了自然之大道，而这，正是由于人的意识与宇宙意识合一的结果，也正是宋儒关于人心与道心、“存天理、灭人欲”主张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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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的涵义与悟道的境界
  道的涵义与悟道的境界
  宋儒把孔孟之“道”发明为“天理”，并且在实践中提出“天理与人欲对立”的思想，不是没有根据的。在自我意识强化的境界中，在人的私欲不断扩张的生存环境里，不可能有对“道”的深层境界的体悟，因为自我意识就是私欲，私欲产生偏见，而逻辑思维的强化，又破坏了意识的整体统一性，也妨碍了对道的深层含义的体悟。因为逻辑思维是意识分裂的产物，而“道”就体现在意识尚未分裂之前。与西方的上帝观念相比，“道”显得更深刻，因为上帝是意识分裂的产物，是作为理性的对立面产生的。而“道”则是宇宙自然最高理性的体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是宋明理学“天理”概念的一种发展，或重新阐发，这正是新道家在当代的理论建构，实质上也是一种新道学。
  对于老子的“道”的理解，不一定拘泥于文字，古人的视域与现代人不同，因为生活的环境不同，所面临的时代任务也不同，今天的“道”应该有今天的涵义。而且，在老子的时代文字与词汇不够丰富，一词多义、意义模糊、含混，都是不可避免的。它为后人的理解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留下了广阔的解释学视域。这些，都使不同的时代对道的理解可以不同。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老子对“道”的认识不是常规认识，而是一种超常认识。在常规认识范围内
  天之道有何特色？一曰有常，也就是有规律，可遵循；二曰无常（可发展变化），它通过运动表现自己；三曰公平，“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就是私有制社会的弊病。私有而不加节制，必然产生马太效应，产生两级分化，结果是富者暴富，贫者无法生存，产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不畏威，则大危致”，即产生更大的危机和社会动乱。这一切都是违背了自然之大道，它是文明社会不可能稳定长久的根本原因。
  宇宙自然是一个自稳定、自动调节的系统，一切自然运动例如风雨、****、海啸、山洪暴发，都是大自然的自我调节：，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整体平衡。唯有人类社会，其改革运动是为了达到少数人自己的目的而破坏整体的平衡，唯有人类社会的阶级、等级秩序，是为维护人间不平等的，这就是人间无道，违背自然大道的体现
  体道修炼的不同层面：
  道无处不在。它可以体现在自然万物之中，也可以体现在社会生活层面，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体现在人的生命过程之中。因为人是小宇宙，宇宙自然之道，完全可以通过个体生命的修炼而体现出来，这就是对“道”的体悟。
  中国文化讲修身，儒家有“修齐治平”，道家有“性命双修。”都不是听任自然生命的完全自发，而是在理性意识的控制下的生命的引导。修炼、气功入静、以及佛家的修行等，我称为“意识调控”。人是有意识的，这种意识是产生私心杂念、欲望冲动的根本，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就会无恶不作。如果人还有理性，就不能不对自己的意识活动进行节制。庄子所谓“心猿意马”；佛家所谓“安禅制毒龙”；儒家所谓“吾日三省吾身”，都表明修养情性、抑制私欲，也就是进行意识调控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进行意识调控？因为意识是唯一可以和自然对抗的因素。意识就是生命的主动性、能动性、它不安于自然状态而总是试图进行反抗，一切征服的野心、坑蒙拐骗的伎俩、自私自利的算计，都是因为人有意识、有私心，而在大自然却没有这种现象，宇宙意识无我，宇宙自然的意识并不为私己打算，它是绝对公平的，是一种协调万物创造万物的因素。而人的修炼，人的意识调控，归根到底就是抑制意识中私欲的膨胀、杂念的滋生，使人在长期生存竞争中被分裂了的意识重新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把人的意识融入到宇宙自然的意识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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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的涵义与悟道的境界
  道的涵义与悟道的境界
  个人的私心杂念、逻辑思维，一切局部兴奋的显意识都是破坏意识的整体性的。要使意识回到整体状态，就必须通过意识调控。
  这种意识调控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到位的。它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境界。庄子讲体道的方法有三种，曰守宗、心斋、坐忘。
  1、守宗：宗就是根本，守宗需要一个过程：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这就是体道的不同境界。这里的“朝彻”、“见独”都是体道的不同层次。朝彻就是豁然贯通，“见独”就是体道，它需要循序渐近，“守之三日”、“守之七日”、“守之九日”，把天下万物全忘掉，生老病死不挂于心，这才能达到体道的最高境界。
  2、心斋：所谓“心斋”，就是虚一而静（见庄子《人间世》）。止息思虑，心神入静。
  3、坐忘：所谓“坐忘”，就是“堕肢体、罢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见《庄子。大宗师》），排除杂念、忘却尘世、放弃聪明、抛弃知识、停止逻辑思维，甚至忘掉自己的整个身体，这样才能进入体道的最高境界，而这也正是气功的高度入静态。为什么这样能够进入体道的最高境界？因为此时人体生命已经进入超常状态，此时的意识，已经产生了超常认识。而道的最高境界或景象，正是在超常认识的状态下达到或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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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命在我不在天”道教实践积极的人生观浅析
  “我命在我不在天”道教实践积极的人生观浅析
  道人语：修行不可我持色身
  王福梅
  “我命在我不在天”，是道教的重要教义之一，也是道教徒向死亡宣战的口号，意为个人的生命同天地一样，都是由自然之气所化生，人如果凭借智慧通过造化之理，****阴阳之机，修道守气，返本归根，就可以与道同在，寿比天长。强调个人的生命，能由自我决定，不由天地掌握。这是一种以人生为本，肯定人生价值的积极态度。
  道教这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念，最早见于东晋炼丹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中。在葛洪看来，民间变化之术，无所不为，高山为渊，深谷为陵，男女易形为鹤、为石、为虎，铅性白而变赤为丹，丹性赤而变白为铅，等等。因此，他坚信，用异物烧炼金银，同服食金丹成仙长生一样，是必然有的事。所以他在列举了诸多炼物成金之事以后，论证说：“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1）相信通过人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变常规的自然事物和现象。葛洪的这一思想，也见于《西升经》中，《我命章》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视不听不知，神不出身，与道同久。吾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守根本也。”北周道士韦处玄注解说：“天地与我俱禀自然一气之所性，各是一物耳，焉能生我命乎？我但去心知，绝耳目，各守根本之一气，则与道同久矣。”（2）由此可见，尽管《抱朴子•；黄白篇》和《西升经》所提出的达到“与道同久”的方式不同，但都指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地，强调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道教这种“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在人生观和实践方面，都有其积极作用和现代意义。
  首先，“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蕴含着对人自身潜在价值的充分肯定，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一种激励人不断进取的积极的人生观。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对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当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场经济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这种人生观是企业或其它经济主体、个人在竞争中获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推动着企业经济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此类命题，对全人类都具有永恒的价值。
  其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在实践上有它的积极作用和现代意义。这主要可体现在道教中人在观察自我、天地及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科技、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及形成正确的名利观方面的巨大作用。下文主要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
  （一）　在“我命在我不在天”思想的指导下，道士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努力利用人类智慧制造shen药以求长生不死，在制造shen药的过程中，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