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用近代术语讲，此乃一种科学精神逐渐换出了向来的宗教情绪，因此后代中国人对性命两字的看法，也连带有些处和古代中国人不同。在古代中国人意见，命有一部分可知，一部分不可知。可知者在己，在内。不可知者在天，在外。人应遵依其所知而行向于不可知。人人反身而求，则各有其一分自己可知的出发点。人生如行黑暗大旷野，只有随身一线灯光，但凭此一线灯光所照，四周黑暗则尽成为光明。行人即可秉此勇敢向前。行到哪里，光明即随到哪里，四围黑暗都驱散了。而此一线光明，则人人皆具，因此人人尽可有光明。但若要驱散此大旷野中全部黑暗，则无一人可能。此是性命之古义。但人总想多驱散些四围黑暗，于是不向自身求光明，而转向外面去求光明。后代中国思想，便逐渐有些转移到这一面。
  宋儒说：“性即理”，此语与“天命为性”，“率性为道”有不同。显然一面注重在道世界，一面注重在理世界。人当自尽己性来明道，此是中国古代人观点。人当穷格物理来明性，此是中国后代人观点。他们说性即理，此理字包括了一切物理，如柴胡性寒，附子性热，一切药理便即是药性，理既前定，则性亦前定。换言之，后代中国人言性，已偏重在其本质上，因其本质如此而才始有可能。这一转变。即从本质到可能，与从可能到本质，却可演绎出许多绝大的不同来。若注重可能说，率性始是道，而道之不行则在命。现在则说性自始即是合理的，不待尽性而性已是至善的。
  然则人间何以有种种的不合理事出现呢？后代中国人则归罪于人身附带了许多欲。本来人身五官百骸，每一官骸即代表着一种欲，如目欲视，耳欲听，手欲持，足欲行。人生即是百欲之集合体。宋儒称此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落在身体物质之内以后的性。在其未落到身体物质之内之前，他们认为这才始是天地之性。换言之，理先在故性亦先在，他们认为只有天地之性才始是至善，待其一堕落到气质中，便不免有善又有恶。在其未落实到气质以前，此宇宙如一光明琉璃世界，竟体通明，是一大至善。一切恶则在气质上，在人身上。人身自阻碍了此光明。外面光明给阻塞了透露不过这身，人身则如一团漆黑。毛病则生在人身之有许多欲，故须变化气质，把气质之性反上去，再反到天地之性之至善境界去。
  这一说，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似乎带有更严肃的宗教气。但宋儒重于讲天理，天理是先在的，而且是可知的。伊川说：“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如是则把古代中国人的天命观念全变换了。宇宙只是一个合理的宇宙，宇宙不能有丝毫多余越出于理之外。故说理者天之体，这明明是把“理”字的观念来代替了古人“天”字的观念。换言之，则除理之外更没有所谓天，如是则哪会有天之命。因此说，命只是理之用。这样一来，把命的观念也给结到理的观念下，命不再是不可知之天在赋予人以某种伟大的使命，而变成只有人生一些外在偶然的遭遇，与一切气质上的限制，才算是命了。这一种遭遇与限制，当然仍是理的作用。但理则无意志，无情感，只是一种生硬的、冷静的，老在那里规定着一切。即使有上帝，也莫奈之何的。于是理既是静定的，而命也是静定的。硬绷绷，没生气。而人性物性，也一切全是理。
  此处可悟宋儒所谓“万物一体”，这一个大全体则便是理，理是天之体，自然也便是万物之体了。人的地位，在此理的观念之中，则与万物成为一体了，如是则人性也好像只是生硬的，冷静的，没有情感与意志掺杂进，因此程伊川要说人性中哪有孝弟来。如是则宇宙只是一个合理的宇宙，而人生也只该是一个合理的人生。宇宙原始出自理，原始合下本来是一个合理的，待其降落到具体事状上，因为羼进了气质，羼进了人的私欲，才致不合理。理是一个大全体，是公的，所以称“天理”。欲则发于各个体，是私的，所以称“人欲”。但天地间一切气质，推原究竟，仍还是出于理，理亦仍还附随于气质而呈现，为何一落气质便成为有善有恶，而走失了纯理的原样呢？这一层，在宋儒没有妥适的解答，所以要招来后儒之抗议。
  十
  现在再综述上说。人生在道的世界中，是该前进的，该有人的意志与情感的成分掺进，向理想之道而奋斗，而创辟。但人生在理的世界中，则只是回顾的，是返本复始的，不再需有人的意志与情感。所谓率性行道，其先行工夫则在格物穷理上。因宇宙与人生，全给此理预先规定了。故人生至要，在格穷得此理。这一种的性命观，似乎把古代中国人思想，尤其是孔孟思想中所带有的一种深厚的宗教情绪冲淡了。
  但宋儒讲学，仍不脱有极严肃的宗教气，这为什么呢？因宋儒思想中，已羼进了、染上了许多魏晋以下道家与佛家的思想在里面。道家是一向向往于返本复始的。佛教的涅槃境界，亦是一种宇宙开辟以前的境界。道佛两家，虽形成为中国社会的两宗教，但他们的教理中，都不信有上帝和造物主。反而孔、孟儒家，还没有把古来素朴的天帝观念破弃尽。但古儒家的宗教情绪，是积极奋斗向前的。而道佛两家教理，则教人静观清修，意态偏近于消极。他们的理想，不在积极向前，开辟新道，而在回头转身，归到宇宙的原始境界去。在宇宙的原始境界里，根本便没有人类之存在。而在此宇宙中，又没有一位上帝在创造，在主宰，如是则人类只是偶然地出现而存在。因此，道佛两教对于此人类之偶然出现而存在，并不承认它有代表着宇宙开展向前之一项大使命，而人生现实，则变成是终极无味的。
  宋儒刻意要扭转这一个观念，他们仍要建立起人生的积极意义来。他们把一个“理”字，来替出了道家之“无”与佛家之”涅槃”。他们因此承认宇宙是一个合理的宇宙，则人生也该是一个合理的人生。其出现，其存在，都有理。其所以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都全有理。但把人之所以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段心情，却轻轻放过了，而但求其合理。理则是外在而先定的，中间插不进意志与情感，如是则理想的人生中，岂不也用不到情感与意志。宋儒似乎把一“欲”字来替代了人的情感与意志一切动进的部分了。如是则人生只求合理，便成为一个终极静定的人生，在人生中减轻了人自身之主要活动。他们所谓的人性，也只偏重于人性之本质，而忽略了人性之可能。古儒家从人性可能来讲人性本质，而宋儒则倒转来从人性本质来讲人性可能。此一转向间，情味精神都不同了。周濂溪提出‘’主静立人极”的主张，为此后理学家所承袭。如是则人生中，缺少了人自身的活动，于是激出陆、王一派，要重把人自身的成分加重。因此陆、王讲学，都必推尊到孟子。
  十一
  说到这里，另有一点须分说。宋儒讲格物穷理，又与近代西方新科学兴起后的人文精神有不同。因西方新科学兴起，乃在他们文艺复兴之后，他们正从中古时期耶教教理中脱出，他们要由灵魂回返到肉体，高抬人的地位，重视现实人生。因于新科学发现了种种物理，把物理看明白，正好尽量发挥人生欲望，一意向前，无限向前，来克制自然界。因此近代西方，科学发明，只供现实人生作利用。换言之，科学发明是工具，是手段，科学为奴不为主。中国宋儒则先认定宇宙原始是一个理，而人生开始，一落实到气质上，便有些不合理。把人生认为自始有不合理，而努力求向于合理，此乃宋儒思想中，仍带有宗教性之处。所以认为人生自始即不合理，此乃受道佛两家的影响。所以仍主张宇宙原始合理，而人生必回归于合理，则由古代儒孔、孟思想中转化来。因此宋儒格物穷理，乃是把理来作一切之主宰，他们把人文道德与自然物理，一并用一个理字来包括。研穷物理，并不在供人利用，正为要发现出人性本质，来指示人生所应有之一切规范。因此，近代西方科学是“明理以达欲”，它的终极精神是动进的。而宋儒格物穷理是“明理以克欲”，它的终极精神是静退的。
  近代西方科学精神，用来供人生之驱遣，其毛病则出在如宋儒所指出的人欲上。他们无法对人欲施以节制与规范，而只想用科学来满足人欲。不幸而人欲到底有无可满足之一境。最近西方思想界，正想再回头到耶教教理上来补救此缺陷。但在西方思想中，科学与宗教，显然是分道扬镳，各不相顾的。能否重振耶教教理来补救此科学世界中之人欲横流的现象呢？此在近代西方思想界，正是一该努力探讨的大问题。若如马克思一派所谓科学的历史观，他们也想把自然科学界所发明之一切律令来律令人生界。人生是唯理的，是一切前定的，因此人生只许有公，即群众与阶级，而不许有私，即个人与小社团。公的便是理，私的便是欲。把公来克制私，把理来克制欲，这是宋儒所最郑重提出的。但宋儒是要每一个人从其自心内部之代表公的理的部分，来自己用力，来克服他自心内部之代表私的欲的部分，那仍是属于个人自身自心事，仍是属于个人之道德范围、自由范围内。现在则在人的外面，用群众来抑制个人，这是一种社会的，外力的，从高压下。因此宋儒仍不脱宗教性，而近代西方之唯理论者（在他们则自称唯物论者），则转成政治性。他们先要夺得政权，然后再把他们之所自认为理者来强制一切人，来压迫一切人。清儒戴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力排宋儒所主“理欲之辨”，认为是意见杀人。其实宋儒主张，并不如戴东原所斥。但现在的极权政治，却真如戴东原书中所斥的以意见杀人了。
  我们根据上述分析，因此说，后代中国人思想，虽和古代中国人思想有不同，但还不失其有传统上的一贯性。还是在尊重人性，还是在主张个人之自性自行之最高自由。这一层，是宋儒程、朱所以仍不失为古代儒家孔、孟传统之所在。
  第三讲　德行
  一
  上面我们已讲过了两次，一次讲的是“道理”，一次讲的是“性命”。道理是从外面讲，性命是从内部讲。
  若我们向外面看世界，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看成为一个“道的世界”，一是看成为一个“理的世界”。道的世界是正在创造的，理的世界是早有规定的。实际世界则只是一个，我们可称之为“道理合一相成”的世界。道的世界是活动的，但其活动有范围，有规定。理的世界是固定的，但在其固定中，仍容有多量活动之余地。
  我们讲道理，主要是讲一种宇宙观。讲性命，则主要在讲人生观。
  人生也可分两部分来看，一部分是性，人性则是向前的，动进的，有所要求，有所创辟的。一部分是命，命则是前定的，即就人性之何以要向前动进，及其何所要求，何所创辟言，这都是前定的。惟其人性有其前定的部分，所以人性共通相似，不分人与我。但在共通相似中，仍可有各别之不同。那些不同，无论在内在外，都属命。所以人生虽有许多可能，而可能终有限。人生虽可无限动进，而动进终必有轨辙。
  上面两讲，一属宇宙论范围，一属人生论范围，大义略如此，但所讲均属抽象方面。此下试再具体落实讲，将仍分为两部分。第三讲的题目为“德行”，此一讲承接第二讲，为人生界具体落实示例。第四讲的题目为“气运”，承接第一讲，为宇宙自然界作具体落实之说明。
  二
  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有一极大不同点。西方有所谓哲学家，但中国则一向无哲学家之称。西方有所谓思想家，但中国也一向无思想家之称。若我们说，孔子是一个哲学家，或说是一个思想家，在我们终觉有些不合适。这一点心理．我们不该忽略与轻视，因在此上，正是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一绝大不同之所在。
  我们中国人，一向不大喜欢说：某人的哲学理论如何好，或某人的思想体系如何好，却总喜欢说某人的德行如何好。这一层，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思想里，重德行，更胜于重思想与理论。换言之，在中国人心里，似乎认为德行在人生中之意义与价值，更胜过于其思想与理论。这一层意见之本身，即是一思想。它的理由何在？根据何在呢？这值得我们来阐述，来发挥。
  我们也可说，上一讲“性命”，是讲人生原理。这一讲“德行”，是讲人生实践。但“德行”两字，也该分开讲。让我们先讲“德”，再次讲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