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接着会笑哈哈摇晃晃地绕过障碍去取它。
  在猩猩的情况下，一些最为显著的理解力的例子会由另外一个问题诱发出来。克勒常常把一只猩猩放在一只笼子里，再把一串香蕉放在笼子外面它抓不到的地方。笼子里会放一些棍子。一只猩猩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可以用棍子去取食物，可是，突然间，它会想到这一点。一只叫谢果的雌猩猩先用手试着抓香蕉，半个小时后，她没有信心了，于是就躺了下来。可当别的几只猩猩出现在笼子外面的时候，她一下子跳了起来，抓住一根棍子，猛地把香蕉拨到跟前来了。很明显，看见其它猩猩靠近食物起了一种促进的作用，从而引发了理解力。
  在另一个棍子问题中，想到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方式更为突然。如克勒自己的记述：
  光凭它手中的一根短棍子，萨尔顿拿不到食物，因为食物在外面。栅栏外面有一根稍长些的棍子。（它）用手还抓不到这根长根子，可是，它可以用手中的短棍拨过来这根长棍子。萨尔顿想用稍短些的棍子去拨食物。这没有成功，它撕咬从它的笼子上投射过来的一根铁丝，可这也是徒劳的。然后，它打量着四周（在这些测试当中总是有些很长的停止间隔，这时，动物们会盯住整个可见的地区看）。突然间，它又一次拿起棍子，直接走到有长根子的那道铁丝网跟前，用这根“辅助”短根拨动那根长根，抓住了它，再走到对准目标的网跟前，用长棍子牢牢地取到了食物。
  在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中，用可以拿到手的两根棍子都取不到香蕉。可是，其中一根却比另一根细些，可以插到另一根里面去增加长度。哪怕聪明的萨尔顿也没有很快地看出这个办法。它花了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想拿到食物，可没有用。克勒给了它一个暗示，他用一根手指插到一根棍子里面去，可萨尔顿还是没有明白过来。接着：
  萨尔顿以不同的姿势蹲在箱子上，箱子离铁栅稍有些距离。接着，它爬了起来，捡起那两根棍子，拿在手上随便玩着。玩着玩着他突然发现自己的两只手上都拿着一根棍子，根子的位置使它们成了一条直线。它把较细的那根棍子插入较粗的那根里面，跳了起来，并直奔铁栅，到目前为止它对铁栅只是稍稍回过一次头，并用这加长了一倍的棍子拨到了香蕉。
  克勒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对有关学习的心理学具有极大的意义，那就是，理解力的学习不一定依靠奖励办法，不一定像桑代克在对猫进行的刺激－反应实验中那样。当然，猩猩都在寻找奖励，可是，它们学习的结果却并不是奖励品带来的，它们在吃到食物之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另一项重要的发现是，当动物得到某个理解力时，它们不仅知道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们还会概括并把稍加改变的方法应用到其它不同的情形之中。按照心理学的术语来说，理解力的学习是能够进行“积极传递”的，按照一般人的说法，猩猩已经学会应付考试了。
  克勒在1917年的一份专论中报告了他的发现，接着又在1921年出版了一本书，《猩猩心智》。专论和书籍都给心理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不光是在动物解决问题方面独有见解。克勒的观察为格式塔研究人类解决问题的办法铺好了道路，他使用的技巧跟以前是一样的。
  1928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一位心理学家利用克勒式的情形对一些从1岁半－4岁不等的孩子进行了实验。最希望得到的东西不是香蕉，而是一些玩具，她把这些玩具放在孩子们拿不到的地方，要么在小围栏的铁栅外面，要么放在某个架板上。在小围栏的实验中，有一些棍子可以让孩子们拿到，还有用于爬到架板上的椅子和箱子。有时候，孩子们立刻就看到了解决办法，有时候只是在四处转了半天之后才看出来。这个过程与猩猩大脑里发生的事情惊人地相似，不过，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哪怕这都是些未成熟的孩子，他们比成熟的猩猩更为容易得到解决办法。
  对年龄更小一些的8个孩子也做了类似的实验，他们的年龄从8－13个月不等。这些实验是稍晚些时候由卡尔·登卡尔这位年轻的德国心理学家进行的，他曾在伯林与韦特海默和克勒一起进行过研究。他使用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情形。孩子们围着桌子坐着，桌上摆满伸手拿不到的一些可爱的玩具。手上有根棍子。只有两个孩子立即想到了解决办法，其他的5个孩子拿着棍子玩，直到他们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把棍子弄到玩具跟前时，他们才突然想到可以使用棍子来达到目的。最小的那个孩子从头到尾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登卡尔最为重要的一些研究是他1926年到1935年之间对一些成人受试者进行的解决问题的研究。他的研究方法之一是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让他的受试者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把思考的过程志出来。登卡尔把说过的话记录下来，然后分析他的“原型”或者文字记录，以期发现受试者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寻找解决办法的。他的两个问题之一是：
  假设一个人得了无法动手术的胃癌，然而可以用足够剂
  量的射线来杀灭有机细胞，一个人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步骤来
  利用这些射线消除自己的癌肿瘤可同时又避免杀灭围绕肿瘤
  的正常组织呢？
  一位典型的受试者的建议资料（这里已经加以大幅删节和简略）如下所示：
  从食道里输送射线。
  动手术把肿瘤暴露出来。
  人们得逐渐减少射线；例如——这可能有用吗？——等找到肿瘤时再把射线开满。
  要么射线得进入身体，要么肿瘤得露出来。也许人们可以改变肿瘤的位置——可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通过压力？不行。
  射线强度得有所变化。
  对健康组织得把射线强度调到以前的弱位。
  我只看到了两种可能性：要么保护身体，要么使射线无害。　　　［实验者：人们怎样才能在进行途中减少射线的强度呢？（如各位前面所言）总得想法转变射线的方向，消散它……分散它，停止！让一束宽带弱光通过一个透镜，这样的话，肿瘤就居于焦点位置，并接受到强度最大的放射。］
  这个建议和其它一些建议显示出，当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时，人们使用一系列不同的启发式（探索型）技巧。他们最常见是的使用一些机械式或者常见的启发办法，如以问题中最紧急和最明显的特征为基础进行随机可能尝试。这样一些启发办法通常得出很差的解决办法，或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上述的建议中，通过食管输送射线或者通过动手术把肿瘤暴露出来，这些就是这类的办法。
  最后，在走入了好几条死胡同之后，许多受试者都转着圈子来考虑更具有实效的“功能性”的启发办法（另有一些人一开始就这么干了），比如他们试图辨认出问题的关键性质。比如，他们自问，基本的目标是什么，只有到这时候，他们才开始寻找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在上述的建议中，受试者开始考虑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他说：“人们得逐渐减少射线强度。”然后他又回到了第一种思维之中（“也许人们可以改变肿瘤的位置”），可是，在实验者提醒他想象自己更为基础的一些启发后，他突然把自己的理解转变成可行的解决办法。机械启发与小鸡沿着篱笆转来转去差不多，功能性的启发办法也与以广泛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并且看见一个不那么直接可是有效实现目的的办法差不多。
  登卡尔的其它主要研究方法是把受试者带入一个房间里，房间里面堆满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桌上也摆着一些材料，他请受试者完成一些任务，而这些材料或者物体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适合这个任务的。目的是要看看受试者在什么情况下惦量用一种或者多种可能拿到的东西用作其它一些可能的用途，而在哪些情况下进行这样的重组是不允许的。
  例如，在一情况下，要求受试者把三根小蜡烛安装到门上齐眼高的地方，表面是要进行“视力实验”。桌上有一些蜡烛，一些不干胶，一些纸夹，几张纸，绳索，铅笔和其它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关键的东西：三只空的小纸板箱。每位受试者在里面乱翻一阵子后，都重新构造了自己对这些东西的观点，并看出纸箱可以贴到门上面，然后用它作平台，再把蜡烛放上去。
  可是，在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变换方式中，三只箱子都装有东西，一只里面装有小蜡烛，第二只里面装有一些不干胶，第三只里面装有火柴。这次，他的受试者中只有一半不到的人解决了问题。他们曾看到过这个只箱子用作了一个专门用途，这使他们很难看出除了箱子以外的其它用途。登卡尔把这种解决问题当中出现的常见但很严重的障碍叫做“功能性粘滞”，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如果认为一个物体有专门的用途，让他看出它的其它用途就是一件困难得多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发现。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最熟悉自己那一行的人却最不太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教育创造了专业知识，可同时也创造了功能性粘滞。一位专家看他手中的工具时，是以各个工具的专业用途来看待它们的，一个生手尽管会出一些不着边际甚或荒诞不经的主意，可是，他往往也提出极有创见的观察方法。毫不奇怪，科学家们一般都是在早年提出他们最有创见和重要的见解的。
  尽管许多人认为登卡尔是3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者群中最有天才的一个，如果他没有不幸英年早逝的话，他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中也可能走得更远。他是一位政治自由主义者，1935年从德国先逃到英国，然后，1938年又到美国的斯瓦特摩教书去了。1940年，他37岁，因为战争的爆发深感压抑，自杀身亡。
  由克勒、登卡尔和其它一些格式塔心理学家进行的解决问题研究看起来相当简单，可是，他们的含义却是十分深远的。他们展示出，人类的问题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动物的问题解决）并不限于试误法，也不限于条件反射法，而经常包括一些较高层次的思维，它会产生新的视野，思维和解决办法。对于问题解决的研究是格式塔心理学家们把思维恢复到心理学关心的中心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学习
  许多世纪以来，对知识是如何获取的研究一直是一些心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可是，随着生理心理学家和冯特的到来，其中的大多数都被与其它一些过时的测心术话题一起束之文化高阁了。
  生理学家和冯特的门徒们就学习所说的少数几句话，大多数都只不过是二手的联想主义。他们认为学习只不过是一些经验的连接或者镶嵌。行为主义者们认为学习是他们研究的主题——但只不过是刺激…反应条件中无意识的学习。人类学习当中涉及的较高级的精神活动都被忽视了，以迎合旧有的说法，即计算增多的试验次数与已有习惯的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格式塔心理学的贡献之中，也许是他们最大的贡献，即是把意义和思想恢复到了学习之中。尽管格式塔运动只在德国有过瞬间的辉煌，并没有代替美国的行为主义学说，可是，他使认知传统重放光辉，并对它进行了革新。它为60年代的认知革命铺平了道路。
  可是，并不是由人脑，而是由一只母鸡的思想提供出来了第一份有力的证据，证明联想主义者和刺激…反应的学习学说严重不足。克勒在特里莱夫岛上的日子里用4只鸡进行了无聊却极有启发意义的实验。他让其中两只鸡去啄散在一张浅灰色纸上的米粒，而且一发现它们去啄另外一张深灰色的纸上的米粒就赶走它们。他让另外两只鸡接受相反的训练。一般都知道鸡特别傻，可是，经过400－600次的试验后，开始的两只鸡就只啄浅色纸上的米粒了，而后边的两只鸡也就只啄深色纸上的米粒了。
  接着，克勒把两种情形都换了一下。他让鸡学会吃食的那张纸的背景色保持不变，但把另外一张纸的色调换了一下，在第一种情况下，换了更浅一些的颜色，在第二种情况下换了更深一些的颜色。联想主义者和条件反射主义者会预测说，由于鸡已经学会将吃食与某种特别的灰度联系起来了，它们应该继续这样做。可是，在百分之七十的试验中，这些鸡都在新的背景而不是旧背景上啄米。那对经过训练，在两种背景中较轻的背景上吃食的鸡现在大多选择新的、颜色更浅的背景。那对学会在较暗的背景上吃食的鸡现在大多选择新的、更深的背景。格式塔学说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