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个人说了半天。得不到我的呼应，便觉得没趣，就停下来，也做起她的功课。
  房间里一时便沉默下来，只有钢笔在纸页上嘶嘶啦啦划动的细微声。
  隔了一会儿，伊秋还是耐不住寂寞，就又说，“倪拗拗，其实，你这样也挺好的。说话就是一片乱糟糟的树叶，不说话才是一棵实心的树。叶子多了，不利于树木长大。”
  我觉得伊秋说话真有意思。她是那么地渴望交谈，以前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从作业本上抬起头，冲她笑笑，我说，“我喜欢听你说话。”
  伊秋高兴地大笑起来，她的乳房随着她的气息一颤一颤。
  然后，她压低嗓子，小声说，“哎，你知道为什么T老师偏偏把我们两个分在一个学习小组吗？”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
  伊秋说，“因为我们俩有共同之处。”
  我感到惊讶，“我们？什么共同之处？’’我实在想不出我和伊秋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又说，“我们唯一与他们不同的是年龄，我比他们小一岁，你比他们大两岁。”
  她叹了一声。“我们俩都不被大家接受。我们根本就不在他们中间。我们像两个陌生人一样站立在他们之外，不被注意。”
  这次，我表示了反对，“那不一样，”我说。“我的情况是，我不喜欢他们。”言下之意是，并不是人家不喜欢我。
  我的自尊心别扭起来。
  伊秋说，“你不喜欢人家，就意味着人家不喜欢你。这是一样的嘛。”
  “我不觉得一样。”
  我嘴上虽然这么说着，但心里已经动摇起来。
  我把她的话在脑子里来来回回转了几遍。
  最后，觉得她的话的确有道理，便不再吭声。
  这时候，我忽然觉得，伊秋的外表貌似一副肉感而且没心没肺的蠢样子，实际上她心里比我聪明。
  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我和伊秋当时所面临的某种共同的处境时，才有能力意识到，我们在本质上其实仍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伊秋出于生存的本能，是懂得一个人无论为任何理由而切断与外界团体的关系，都是在伤害自己，都会遭到生存上孤立自己的危险。个人与外界如果完全隔绝，那么个人的生存便会出现危机，就会枯萎和凋谢。她知道，她必须努力与这个集体建立起某种相依相存的关系，使她个人的生存能够仰仗一个庞大而健全的秩序。她的确为此努力了。但是，由于她个人生理方面的残疾，她被这个过于正常和健康的集体排斥了。因此，伊秋与集体的隔绝，是被动的、消极的隔绝。
  而我与大家的隔绝，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隔绝。我出于对外部的恐惧，或者说，是一种心理方面的残疾，始终不肯冒险对外界做出探寻式的姿态，使自己有机会得以与这个团体中的伙伴发生真实的接触。这种恐惧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顽固地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收敛或者放弃自己的个人化，把生命中的普遍化向外界彻底敞开大门，这就等于为自己的生存敞开了方便之门；而反过来，就等于为自己的死亡敞开了大门。
  这一天的学习，我们在一起没有做成功课，伊秋拿出她父母的照片让我看，那些黑白旧式照片已经边角损缺，颜色泛黄。伊秋告诉了我许多她的身世。当然，这些身世是伊秋从她的叔父那里听说的。
  伊秋的父亲曾是一位小学校长，是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大好人。平时，他在学校里为人处世显得谨慎、懦弱、周到而谦恭，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极易被外界干扰，性情郁闷而紧张，而且胆小如鼠。她的母亲曾是话剧团的一名演员，泼辣、开朗、妩媚而性感，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缺乏良好的教养，但她总是透出一股子肤浅、大胆的热情和欲望，对男人充满了幻想和冲动，所以她曾是本地区男性公民眼中“收视率”极高的“明星”，被男人们你争我夺。伊秋的父亲在经过了八年之久的求爱之后，终于以学识和本份获得了她母亲的青睬。他们于1964年初结婚。次年就生下秉承了母亲姿色和父亲的顺从的小伊秋。
  但时世不济，好景不长。1968年在小伊秋三岁的时候，她的内心焦虑的父亲，再也承受不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那一场政治运动的格斗与厮杀。有一天夜里，他被勒令与两个死人睡在一起，一个是刚刚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教师，另一个是“畏罪跳楼自杀”的教务主任。他被要求躺在两具尸体中间，并不停地用手摸它们，以便于第二天可以“头脑清醒”地交代问题。整整一夜的折磨，他的懦弱的神经终于崩溃。第二天天蒙蒙亮，趁看守昏昏沉沉睡着之际，逃出牛棚。回到家中。就在这个一月里的寒冷的清晨，在太阳升起之前。他的抑郁懦弱的本性忽然失控，爆发成狂躁症，酿造了全家同归于尽的惨幕。
  小伊秋被路人从河水里捞出来时，已是奄奄一息，身体上有几处被剪刀刺扎的伤口。可以想象、她的父亲先抱着小伊秋来到河边，随身带着剪刀。当小伊秋看见爸爸满脸凶狠，就不住央求地说着，“爸爸，我听话。爸爸，我不闹。”他给了自己的小女儿几刀之后，依然听到她气息微弱地央求着，“爸爸，我听话。”他再也下不了手，把她丢进了河里。
  伊秋父母的尸体，是在郊外一片斜斜的秃树林里一同被发现的，他们分别吊挂在两棵相邻的树上。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伊秋的父亲曾与单位里的同事来过这里休假避暑，当时，这片林子的前前后后。桃树林绽满一大朵一大朵粉红色的花，实在是一片世外桃园，一个灰乎乎的都市里道具场景一般的充满浪漫情调的地方。而这一片四周环绕的桃树林的中间地带，是一片完全倾斜四十五度角的小白桦林。可以想象，这一片斜斜的白桦林给伊秋的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发现现场的是一个清早起来锻炼身体的妇女，据她说，她当时在附近的另一片林子里做着扭腰运动，那一边的地势相对于伊秋父母这边的斜树林子要高出一些。她先是模模糊糊看到一个男人模样的人站立在一株秃树前，他的帽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整张脸孔。她觉得挺奇怪，这么冷的天一个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做什么呢？然后，她就看到了旁边的另一棵树的。还站立着一个女人模样的人，头发向下披散垂下来。
  她想、这肯定是一对偷偷摸摸无法公开谈恋爱的男女。她一边扔摆腰肢。一边心不在焉地向远处这对男女瞥上一眼。最初．她看到他们一动不动，只是有些奇怪，但是，这种僵立不动的姿势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她忽然觉得不对，恋人在一起是不会这样谈话的。于是，她停了下来。向他们那边张望着靠近，直到她看到这两个人的脚并没有站立在地上，而是悬浮在离地一尺多高的空中。她惊愕地发出一声惨叫……
  听伊秋讲述她身世的时候，我极力抑制自己的恐惧和难过。我们约好第二天再见。
  临走，伊秋趴在我的耳朵上，悄悄地告诉我，她现在已有了一个“男朋友”，并嘱咐我不要对别人说。从她的表情上，我隐隐约约可以想象这其中的神秘，对有着非凡经历的伊秋，我充满了一种小女孩儿对一个大女孩儿的羡慕。
  第8章　里屋
  里屋，对于女人有着另外一个称呼，另外一个名字。它似乎是一道与生惧来的伤口，不允许别人触摸，它埋伏在浓郁的阴影里，光线昏黯如同子宫里边的颜色，让男人怦然心动。我们长大的过程，就是使它逐渐接受“进入”的过程，直到寻求“进入”。在这种寻求中，一个女孩儿变成妇人。
  一天，我照例在早晨八点多钟来到伊秋家。出门前，由于我喝了稀粥和牛奶，到伊秋家里后，就要上厕所。
  伊秋一边系着绷紧得几乎系不上的纽扣，沉甸甸的乳房就要掉到地上了，一边用一只光裸的脚朝旷旷荡荡的大房间最西角一指，说，“喏，那里！”
  我这才注意到，这间大房子西角处的墙壁上挂着一扇白布帘。但那只是一扇门帘。
  我说，“哪里？”
  伊秋冲我一摆手，“过来”。
  我跟着她走过去，她的胖胖呼呼的脚丫像两只肥肥的大虫子，在粗糙但是干净的地面上吧哒吧哒移动。
  她一只手把白布帘轻轻一挑，说，“这里！平时，我一个人从不去公共厕所，就在这儿。”
  我十分惊讶地发现，这间四四方方的大房子原来还有一只“袖子”伸出去，门帘后边是一个长条形的空间，确确实实如同一只衣服袖子伸出去。我看到门帘后边有一个涂着蓝色油漆的三角形铁架子，上边支着一个脸盆。一根弯弯曲曲的铁丝从顶角斜着拉到门帘的螺丝上，上边晾着内裤、乳罩、袜子和手绢之类的小东西，一只架着透明翅膀的大蚊子像一架缩小的飞机，稳稳当当地落在上边，它那园滚滚的肚子非常饱满，仿佛刚刚吸满了伊秋的血。一只简易的马桶像只板凳似的搁在正中，马桶四周锈迹斑驳。
  伊秋说，“西大望给我安装的。虽然不是楼房里的那种能抽水的马桶，但是可以用脸盆里的水冲，它下边的管道是通的。”
  “西大望？”我说，“谁是西大望？”
  伊秋笑了一下，“我表哥。”她用手拢了拢头发，好像嘴里提到的人马上就要出现在她面前似的，“其实，就是我的男朋友。”
  我走进去，放下门帘。我觉得马桶上湿淋淋的，不太干净，便翘着屁股半坐半蹲地悬坐在马桶上。用完之后，我便把卫生纸丢进马桶旁边的一个装废纸垃圾的大口袋里。起身的时候，我忽然看见那只大口袋里的废纸中，有一团血淋淋的纸卷，非常夺目，泛着耀眼的红光，仿佛是一只含苞待放的花朵，埋伏在一堆白花花的废纸中。我心里怦怦乱跳了几下。
  以前。我在公共厕所里，看到过年长的妇女有那种东西，她们更换卫生纸的时候，非常大方，一点也不回避别人，好像大家都有这些事情，没什么需要遮掩的。而我总是不好意思地调开目光，不看人家。尽管不看，但是余光依然可以看到，她们把一团红红的纸卷丢进毛坑里。我觉得格外神秘。但是，也没有更多地想什么，只觉得那是大人们的事。
  这会儿，当我看到我的同伴伊秋也有了这个问题时，非常震惊，才开始意识到这件事将要与我有关，不免心里慌乱起来。
  我从“卫生间”出来后，装做很平静的样子，什么也没说，就摊开作业本。
  过了一会儿，伊秋说要上厕所，就往那只“袖子”走去。
  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抬起头朝门帘处望去。
  从布帘卷曲的边角缝隙，我影影绰绰看到伊秋坐在马桶上，手里摩摩挲挲弄着什么，我看到了远处她手里的一团红色。我的心又嘭嘭嘭地狂跳起来。赶快低下头，使自己平息下来。
  我至今固执地认为，我的长大成人，是伊秋“传染”给我的。因为，在我看到这件事的第二天清晨，我起床时，忽然就看到了我的褥单上有一小片红红的血迹，像一大朵火红的梅花，真实地开放在绽满花花绿绿假花的褥单上边。
  这一年我十四岁。
  伊秋从“袖子”里掀开门帘走出来的时候．我低头写着字，十分用力，那字方方正正，着着实实，像一块块砖头一样硬。
  伊秋说，“你这么瘦弱，却写这么硬朗的字，真是奇怪。”
  我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妈妈说，看一个人的字，就如同看一个人的心。”
  “心？”伊秋想了想，终于想不出字与心的关系，说，“你妈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总是很麻烦，什么事都要和‘心’联系在一起。”’“可是，这有道理。”我说。
  “有什么道理？我觉得你的心肠并不像你的宇，那么硬。”
  她打开自己的作业本。说，“你看，我的字圆圆呼呼，软绵绵的、按你妈妈的说法，我应该见到落叶就流泪。其实，我从来不会哭。有什么可哭的！”
  这会儿，由于刚才所发生的神秘的红纸团问题，我心里一直混乱着，没有逻辑，向她解释不清。
  我说，“不是心肠。是个性。其实，也不是个性，是……
  反正我妈妈一直想纠正我的字，她说，写这种字的人将来会越来越偏执、极端……还有……”
  这时，门外有人喊了一声“伊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