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轻地晃动着白兰地酒杯，没有说话。
  不错，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意。就是现在，在圣诞节前不久。这位可爱的博士先生大概总是懂得怎样使别人高兴，完全和他妈妈一样。
  我向他投去一个迷人的微笑。
  “干杯，亲爱的博士！”
  这位可爱的博士大笑起来。
  “干杯，亲爱的委托人！您最好把‘博士’两字去掉！”
  这是一个冬日，天气阴沉得会使人以为在看一张黑白照片。看来一整天天气都不会明朗起来了。当我去幼儿园接我的大儿子时，我的头还有些昏昏沉沉的。在低矮的挂衣钩上凌乱地挂着小大衣和厚上衣，它们都是一些变成孤儿的孩子们的衣服。这些孩子都是有职业的母亲或离异父亲的牺牲品。
  “喂，小宝贝，过得好吗？”
  “过得好。”弗兰茨说，“我的朋友叫帕特里克，另一个朋友叫凯温。我们发现了一个海盗穴，可这是我们的秘密。”
  看得出，他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心灵上的伤害。
  “你听着，”我一边用皮带把他捆到汽车后座上，一边说，“我们现在去接维利，然后一起去饭店。你是不是也饿坏了？”
  “是的，我饿。”弗兰茨说，“我们去那家有滑梯的饭店！里面有一架旋转木马，吃饭时可以转一转！”
  我没有兴趣边吃边玩旋转木马，也没有兴趣在这阴冷的天气里嘴里嚼着东西滑滑梯。看到那油乎乎的托盘也不会使我兴奋。那些托盘堆放在几个年轻人和穿着破旧大衣、冻得瑟瑟发抖的女退休工之问。那几个年轻人在抄写数学作业，而那些退休工却在喂着一条浑身哆嗦的鬈毛小狗。
  现在，在我们快要搬到一个好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要让孩子只用刀叉吃饭。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这对培养他们的良好素养非常重要。
  “去维也纳森林也可以吧？”我征求着儿子的意见。他坐在儿童座上，正淘气地让一架玩具轰炸机嘎嘎地从我的脖颈上滑过。
  “鸡森林快餐店是最棒的，”弗兰茨说，“那儿有惊奇蛋。”
  我们去埃里莎·施密茨家接维利。他浑身沾满了巧克力，发出一股难闻的怪味。我一边使劲地哄着他，给他从身上脱下已变成褐色的湿漉漉的裤子，一边想像着那马上就要端到我面前的香酥炸鸡。
  我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孩子们拽到洗澡间，洗完后又把他们抱进汽车，捆到后座上，累得我的背都快要断了。我一屁股坐到驾驶座上。
  这时，一层低低的乌云挂在天空中，使天空完全变黑了。灰色的汽车长龙正艰难地在幽灵般的雾霭中穿行。
  我赶紧放上一盘帕派的磁带，想叫孩子们安静下来，否则他们就要不停地问，为什么非要放路障栏杆，为什么我们前面的大货车老在闪灯，为什么左前方的马自达是坏蛋……我们的汽车里马上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有黄颜色公共汽车的故事，有不愿意让人触摸的刺猬的故事和挨冻的冰箱幽灵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全神贯注。这个帕派的魔力真是谁也无法替代的。
  我的思路渐渐地回到了埃诺·温克尔的身上。一想到他就叫人高兴，一个多么亲切的律师呀！当他意识到我们互相弄误会了时，他笑得是那么开心！他马上站起身，要补发一个传真到加勒比，以宣布第一封情的内容无效！可是我坚持不改变我们第一封信的内容。提出离婚，这主意可真妙！真叫人开心死了！把一张纸往缝隙里这么一放，我就获得自由了！
  我盼望着下次同他见面，这是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
  有两个理由促使我们还要在圣诞节前见面。第一，我要把所有有关我婚姻的情况写给他。第二，他要帮我买房子，而且要尽快买到，因为这事很急。他真是一位亲切而又乐于助人的男子汉！
  “我们到了！”当我们在停满汽车的停车场上从车里钻出来时，我兴奋地喊道。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步行到这里来。
  我把维利从儿童车座上抱了下来，用幽默的话哄他不要从齐踝深的水坑里走过，否则那位藏有惊奇蛋的小姐就要不高兴了。我又请弗兰茨把玩具轰炸机留在车里，因为有几位爷爷奶奶常到这里吃饭，他们需要安静。
  藏有惊奇蛋的可爱姑娘像往常一样，用她特有的萨克森话问道：“爸爸是不是又没来？”我点了一份常吃的菜：炸鸡加土豆条。不一会儿，萨克森姑娘给我们端了上来。我们高兴地品尝着这人间的美餐。孩子们一本正经地把插在炸鸡背上的小旗放到一边。
  就在我小心地把鸡骨头从孩子们的盘里拿走的时候，两个小家伙好奇地在屋子里东张西望。有一位老太太坐在我们旁边，正在一个人吃饭，她大概是胡格塔教徒的后代或出身于更加高贵的家庭。不管怎么说，她身上珠光宝气，戴满项链、戒指和耳环。我不由地想，她带着这么多沉重的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瘫倒在盘子上。她身上还穿着一件貂皮大衣，上面有只讨厌的狐狸正用呆滞的目光看着她吃饭。就在我还在等待这只讨厌的野兽可能会张开大嘴从老太太的盘里撕下一口的时候，维利吃惊地问：“妈妈，为什么国王要带一只死狗来呢？”
  我费劲地琢磨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我的宝贝儿子，那是一位老奶奶，她围着一只狐狸皮，因为她太冷了。”我急忙喝了一口矿泉水，把盘子推到我小儿子的嘴边。维利开始乖乖地用勺子吃了起来。
  弗兰茨张着嘴呆呆地看着老太太。她嚼饭的时候，脸上那上百道皱纹同时弯曲到一起，异常地迷人。
  “妈妈，她一百岁了吗？”弗兰茨敬畏地小声说。
  “我九十四岁了。”老太太突然开口说道，但脸上毫无表情。
  “我四岁了。”弗兰茨郑重其事地说。
  “那我们俩差不多一样大喽。”老太太说着，继续毫无表情地吃着米饭旁边的腰子。
  我觉得她真了不起。
  “你的狐狸也九十四岁了吗？”弗兰茨问道。
  “没有，”坐在旁边桌子旁的老妇人答道，“它已经死了。我也快死了。”
  “为什么？”弗兰茨问。我忙把盘子推给他，提醒他饭都要凉了。
  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胖胖的女人走进来，甩了甩手中富有民族特色的雨伞，从头上摘下一顶时髦的帽子。她的发型几乎没有弄乱，看起来就好像刚刚烫过似的。
  她径直向围着狐皮围巾的老人走去，一边问候着“你好，特劳琴姑妈”，一边向萨克森女服务员招手致意，然后心情愉快地坐到一张桌子旁。
  我停止了咀嚼。
  这不是温克尔夫人吗？就是我那位离婚事务律师、房地产经纪人和财产管理人的母亲呀！
  温克尔夫人也认出了我。
  “嘿，真巧！我们刚刚还谈到您！”
  “您说谁，我们？”
  “噢，是我和埃诺！他刚刚回家，我还给他做了吃的，然后他就去洗桑拿浴了。这个孩子呀，每个星期二都要去洗一下，这也是他为自己的健康所做的唯一活动了。”
  “还有这事！”我惊讶地说。
  真是个多面手律师！他还洗桑拿浴呀！
  “这就是您那两个小家伙了。”温克尔夫人激动地说。
  “我们不是小家伙，可是你太胖了。”维利鼓着两个腮帮子说。
  我觉得，这句话对加深我们和温克尔夫人的友谊是个极好的开端。
  温克尔夫人笑了。“你的嘴还挺巧的呢！”
  “不巧，我的嘴不巧！”维利满意地说，吃饭发出的声音更大了。
  “特劳琴姑妈，这位年轻女士也是埃诺的委托人！”温克尔冲着老妇人喊道，“她想离婚！”
  “你对我说这个干吗？”特劳琴姑妈还是无动于衷。
  “妈妈，你为什么要离婚呀？”弗兰茨问道。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根本不可能理解离婚是什么。他已经八个月没有见到爸爸的面了，也许完全把他忘了。
  我们也不需要什么爸爸了，无论如何不需要一个这样的爸爸。我对自己最终做出这一决定感到非常高兴。
  去理发师那里美容一下还是值得的！应该经常为自己的身心健康投点资。《我们妇女》杂志也经常这样建议。
  妇女们应该了解这一点。
  二十年前，一位个头矮小、长得很不起眼的寄宿学校的女生每晚都站在窗户前，忧伤地把炽热的前额贴到玻璃上。外面，那位被所有学生众星捧月似的疯狂爱戴和崇拜的话剧老师维克托·朗格刚刚骑车走了，走向他自己的生活小天地，而弗兰西丝卡却从来不能与他分享。于是，她只得满足于在无数个美妙的白日梦中梦到他，满足于远远地怀着景仰的心情目送他。
  维克托·朗格同她一起研究剧本，琢磨角色，并教给她在舞台上即兴发挥的技巧。所有这一切都温暖了这位女生那颗幼小的、冷透的心灵。在她的生活中，他是唯一一位对她有影响的人。她打算以后出人头地完全是为了他，为了让他最终注意到自己！她满怀着抱负，这一抱负不是为了某个事业，而是为了他这个人，为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顽强地利用课外时间学习她认为重要的文章。尽管她已经把维克托·朗格的所有课程完全学透学完，可她总觉得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还不够。黄昏中，她绝望地站在窗前，看到他骑车离去的身影，然后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和寂寞。
  不久，使她更加强烈地热爱维克多·朗格的日子来到了：寄宿学校的女生坐公共汽车到城里去上舞蹈课。没有一位成熟的男孩邀请这位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跳舞。其他的女孩都受到了邀请，唯有她这位矮小不起眼的人没人理睬！她一个人站在舞场旁边，脸色苍白。她曾经发过誓，只要命运给她微小的机会，她便抓住它，从而脱颖而出，摆脱她那不起眼的墙边小花的命运。而现在，不正是这样一个机会吗？
  这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维克托向她走来了！他提议，用一起欢跳的方式来结束舞蹈课。他以前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呢。
  她这位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耀眼夺目的公主。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下，她挽着王子的手臂在舞场的地板上翩翩起舞。正是从这一天起，她不再是那个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2
  毕业前不久，她在维克托·朗格的严格监督下写了一篇很难写的文章，即对不同的晚期浪漫派诗人进行比较。出于对维克托·朗格的爱，那个不再是那么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几乎把学过的东西都背得滚瓜烂熟，连与早期浪漫派、晚期浪漫派，甚至与所有浪漫派相去甚远或与之仅有一点儿联系的文章她都背过了。她全神贯注、挖空心思地把学过的东西用到由学校盖了章并从中间折叠起来的卷子上，她并不东张西望。当六个小时过去，她的右手变得僵硬、抓笔的手指开始痉挛的时候，她才停止她那泉涌般的思路，来到校园里。
  晚上十点钟，当她疲倦地、睡意矇眬地靠在窗户旁，希望能再见维克托·朗格一面时，她打开了书包，想掏出她那蜗牛形甘草糖果吃。这时，她吓了一大跳，她的德语卷子从书包里掉了出来！
  弗兰西丝卡决定马上去教师办公室交作业。尽管她并不期望别人会相信她，但她还是光着脚，穿着睡衣，嘴里含着一块甘草糖走了出去。她一分钟也没有耽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响了教师办公室的门。是谁给她开门呢？
  不是别人，正是维克托·朗格本人！
  他正留在办公室里批改考卷。她感到非常狼狈，一声不响地把卷子交给了目光疲倦的老师。
  维克托·朗格没说一句话，他接过卷子，微微地向她点了点头，然后就关上了门。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后来，她领回了卷子，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她得了个甲等。
  然而使她更加感到幸福的是，维克托·朗格老师对此事再也没有提起过。
  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也包括对她本人。
  “维利，请把刀子给我好吗？”
  “不给，我也要削土豆皮。”
  “刀子，叉子，剪子，灯……”
  “……小小孩子不能动。”
  “好孩子，现在该把刀子给我了吧？”
  “不给。”维利倔强地握着带尖的刀子。
  我心里害怕死了。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杂志《成才与堕落》是怎样建议的呢？当然是引开他的注意力了。以游戏的方式先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开，然后，作为替代，把适合孩子玩的玩具塞到他手里，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