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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从演员的表演上来说，大家完成非常好，不仅是成泰燊和赵涛，王宏伟演一个民工，黄依群也是非常出名的演员，她演一个温州的女裁缝，非常的精彩，以前黄依群的戏迷来看这个电影，会发现她是崭新的演员，她电影演的非常好，是十年守寡的温州裁缝，她的丈夫十年前去了国外打工，这种漂流不只是从农村到城市的一个漂流，也不单是说中国人向国外的漂流，同时也有外国人到中国的漂流。影片里面非常动人的一幕是公园里面的俄罗斯舞蹈演员安娜和赵涛相遇了，两个人语言不通，但是她们两个人在洗衣房里面，她们用手势交流，我们拍的非常顺利，基本上拍一条两条就过了，两个女人演出了互相的影响，两个演员其实也不熟悉，一见面相互的感动，她的戏在影片里面非常有感人的力量。后来延伸出来，安娜最后临离开公园的时候，教给赵涛一首歌，在影片里面赵涛也演唱了这首歌，也做了MV。
  《星》：我也不是北京人，我们生活在非家乡的人是否漂流的感觉，你自己沉下来想想自己漂流的过程，也不能说辛酸，是一件非常丰富的事情。
  贾：很丰富的事情，对我来说，偶尔的思乡和想家，这种东西并不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天到晚就思乡和想家，在这个影片里面是一个感受，对我来说工作完在北京城市夜空下走的时候，看到温暖的窗户我会想家，我父母的年纪很大了，他们在老家没有人照顾，我自己离的很远，500多公里，这是一种。
  另外也有城市的狂欢，我们来到这个城市，我们分享这个城市提供的机会和机遇，我们站在一个时代里面，进来释放我们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们在海报上商量说，你就写一句话，就写我们是漂一代，漂在这个世界，什么是漂一代，我们就选择了追求自由的方法，我们从家乡走出来，我们离开了土地，我们从体制里面挣脱出来，寻找自己的职业，我再过传统的生活，这就是漂一代，所谓的漂一代就是寻找自由和寻找自我的一代。这些感受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影片里面找到，我也把这些感受都投射在《世界》这部影片里面。
  《星》：为什么叫《世界》？
  贾：一日长于一年，世界就是角落。因为整个电影的背景是放在世界公园里面，深圳和北京两地取景，故事是在北京，我觉得世界除了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之外，还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今生今世，除了天界地界我们大家拥挤在这儿，就是拥挤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
  《星》：你拍的前三部都是山西的生活，都是所谓的底层社会的生活，最平常的生活，这是我的了解，而且我身边很多喜欢个性化的电影的人都非常推崇你的影片？
  贾樟柯：我从1995年拍第一个短片《小山回家》，是讲一个在北京的民工，他春节要过年了，他想回去过年，想找一个人跟他一起走，他就找不同的同乡，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叙事的线索来把民工的生存状态拍摄出来，那个时候是95年，想来已经是11年前了，想起来真是，我那天突然想，王宏伟在《小山回家》里演一个小山，演一个民工头，11年之后他又再演了民工，我们没有我们的热爱的人群，我自己从山西汾阳一个很小的村出来的，说简单一点，我们的生活不容易，这些不容易的生活在银幕上很少，为什么银幕上没有拍我们这么不太容易的生活呢？我最早想拍电影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和原因，我很幸运成了导演，真的有办法来拍电影，这个理由和这个愿望也是支持我一直拍下来的动力，直到今天我都想坚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包括在《世界》里面也是想谈，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触目皆是，不为人知，并不是不为你我知，作为一个公共的话题，是很少有人提及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观众，我们的经历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拍出来。简单来说，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生活的观察者，这样的观察者，最后拍出来的电影不是官方的说法，也不是一个集体意识，是一个普通人，贾樟柯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给了他很多的感触，他把他个人的印象拍出来，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生活的经验讲述出来。
  《星》：听说某一个网站称你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在光环之前，你是用过去的边角料来完成自己的拍摄的，是不是这样呢？你现在这个片子公映之前是靠什么生活的，是何以维系前三部片子的拍摄？
  贾：最困难是第一个短片，就是穷学生，一穷二白，除了精力和体力之外一无所有，电影又是要花钱的艺术，那时候我们处在让人激动的一个年龄，我们成立了一个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我们这些小组的朋友每个人凑钱，你拿300，我拿500，我当时给人当枪手写电视剧，副导演做广告方面的创意，赚一点钱，我们的摄影器材是制片从父亲的单位借来的，录音器材是录音师在录音系静坐跟老师抗争拿到的，总之各种方法，在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完成了第一个片子《小山回家》。
  到了《小武》之后，我们又开始面临新的问题，从《小武》开始，连续三部影片都没有机会在中国公演，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临新的问题，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到《世界》的时候终于可以公演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算很幸运的，我从《小武》开始，虽然没有国内的放映的许可，但是我们在国外的销售都非常好，然后我自己本人包括我们制片都是靠这些电影的销售来生活，我们一直靠电影来生活，我自己也因此能够比较专心一直在电影方面工作，没有为了生计去打拼，差不多也能够保持每一年半推出一个新片的节奏。
  《星》：等于是靠国外的市场养活了自己生活，包括继续拍片的投入？
  贾：拍片还是国际性投资，像第一部影片是香港跟大陆的一个合资，虽然钱很少，也是开始尝试合资的方法，从第二部影片《站台》开始，就是日本的公司，北欧的公司和法国的公司三家公司在合作，到《世界》的时候也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国际投资的一个组合。
  《星》：你怎么看待国内一些导演，特别是一些名气比较响的导演和他们的作品，你比较欣赏的导演又是谁？
  贾樟柯：很多了，像王小帅，娄烨，张元的《儿子》，宁赢的《找乐》跟《民警故事》，谢飞的，我是一个谢飞的影迷。像吴宇森，他是动作性很强的电影，我是动作性很弱的电影，其实他给我很多的启发，很怪，我在《站台》和《小武》里面也向他致敬，偷了他电影里的一些声音，放在我的片子里。像周星驰我很喜欢，我一直很喜欢他的电影，非常有创造性。
  《星》：在《站台》里面有很多的镜头都很长，但是真的没有实际的内容，只是一个空放，当时拍摄的目的是什么？
  贾：国际电影这些年里面一直增加动作性，人的动作性和事件的动作性，所有的动作性一直在加强，对我来说我想拍出一个真的生活感受来，对时间的感受并不是处在一个动作的生活里面，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时候是没有动作和缺乏动作的，但是在那样一个绵长的时间的流逝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时间的感觉，感觉到一个真实生命的一个过程，因为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没有内容的时刻。这些都是我们要经历的一种障碍，《站台》这个电影是关于期待的影片，期待自由，期待自我，期待变化，那么对于期待来说，停滞是非常大的一个矛盾，因为时间深处是无所事情所发生，在电影里面，这种停滞的时刻和内心之间的冲动就是这个电影的。整个我们都是快，处在巨大的快的节奏里面，其实失去了非常珍贵的慢的时刻，无所事事的时刻。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的性格，用老家话来说我有点的“二溜子”，就是我希望生活里面有空白的，有闲下来的时候，有蹲在街道边上看行人的时间，那个时间特别美。
  《星》：你当初是DV爱好者，你给愿意提供作品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贾：首先要多宣传，你没说我都不知道有这个活动，我觉得有这样的平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让大家真的来上网看这些影片，也是一个方面。
  我觉得用DV来制作影片，要相信手里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只要你拍得好，有创造性，这些作品一定能够有好的前途，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临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说出路的问题，现在电视台播出的体制，比如说电影的体制，在欧洲，这样的问题都不存在，比如说去年有一个非常好的纪录片叫《铁西区》，是用DV拍摄的，这个在国外有非常的反响，在法国的院线里面放映，我们国内的放映系统是否接受这样的模式还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要多一些这样的机会，让人们了解到DV里面优秀的东西，给院线也好，给电视台也好，给他们信心，多一些出口，对创作者来说我觉得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我拍来给谁看，这个问题影响了很多人的创作，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我拍了谁看，可能就不想拍了，或者说拍了也不愿意拿出来。没关系，真的要去拍，有感而发就去拍，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很好的渠道和平台会出现的，那个时候再拿出来也为时不晚，电影并不是一个新闻，需要时效性，把你今天的感受拍出来非常重要。我觉得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我接触了很多作者，大家不是对自己没信心，是对这个出口没有信心，这播给谁看，也要超越心理这样的一个限制，自我的一个，拍吧，哪怕先放在手里面，总有一天会拿出来。包括像新浪现在已经有这样的频道很好。
  像韩国人就做的比较完整，他们有短片的销售公司开始成立，去年开始有两三家成立了，然后短片大部分是DV，大家的出口想象力很大，比如说他们跟航空公司联系，做飞机上的放映，比如说从北京飞到太原，需要40分钟，这40分钟在飞机上没事干，5分钟的短片可以播好几个，20分钟的短片可以播两个，比如说到深圳有三个小时，三个小时里面可以播很多。航空的播映是一个想象，还有一个他们发展到高速火车上公演，我们北京到上海有一列火车好像每一个座位都有电视，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发行的方向在列车上播出，这里面涉及了版权等等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挖掘这样的一个发行、放映渠道，最重要还是DVD、影院和电视台这三个出路，但是现在只有大家拿出越来越好的作品，改变人们对DV的认识，多一点发行的渠道一定会有好的情况。
  《星》：韩国为什么电影那么成功？
  贾：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任何的差距，中国的电影在创作上跟韩国电影没有任何的差距，韩国电影现在有很好的局面，包括他们在影展上的成功和销售的成功，但是从创作本身来说，他们跟我们还是有一点差距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全国上下，从政府到导演再到个人，他们都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电影的体制，就这么说，我觉得他们已经在体制上，如果我们的体制能够跟着变动的话，我对中国电影非常有信心。就说动作性的电影，我觉得韩国动作性的电影拍的很好，很多在学香港电影，但是我们香港人拍的动作电影还是一流的，动作性的影片还是一流的，这个没话说。比如说韩国也有很多所谓独立电影，艺术电影，我觉得它并不比我们拍的好到哪里，从电影的语言和电影的方法上来说，从电影本身的开拓性上来说，我觉得中国电影还是优于韩国电影的。
  比如说有一些韩国导演，我觉得他们有一些题材非常敏感，敏锐，但是他们的电影方法是非常保守的，这中间形成了一个落差，我觉得是中国导演优于他们的，我们电影里面总能够找到新的方法，我觉得这个要有信心。
  《星》：中国到底有没有作者电影的传统？或者说作者电影对中国的整个电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