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般幽静的灰色生活中偶尔也泛起涟漪。我，黛安娜教授，也瓦教授，若是度假回来，或好久不见，无论在系里，家里或校园里，碰见时都要行法式礼。也瓦教授身上从上到下散发着一种法裔男教授的独特魅力：步履的姿态；语调的磁性；衣着的雅致；待人的风度。早年在法国念的书，后在密歇根大学获法国文学博士，现任法国文学终身教授。跟黛安娜教授一样，他对我非常友好，千方百计试图把我的客座位置转换成终身的，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两人都在校长室反复替我游说。在他们的眼里我很不错，因为我美国化了，我“他们”化了（西化了），我被西方文化同化了。那天校长发话了：我看见了，玛蒂尔德（我的法文名字）不但年轻，而且才华出众，但终身教授的事非同寻常，更不是我一人能说了算的。跟别的同僚一样，也瓦教授偶尔也来我办公室坐，我对他的感激之心重如山：我知道在一百多个选手中，阿尔滨这个位置若不是他的推荐和拥护，是不会落在我这个外国人身上的。炉火纯青的法文，每一次都把我们间的谈话推向专业外的领域……
  那个星期四晚上法文系有重要活动。不仅是一年一度的法式晚餐会，届时正巧又是美国一个大使（驻欧洲的一个国家）到我校演讲，被黛安娜教授邀请参加我们的晚会。按以往的规律，晚餐会的操作有系里两位来自法国的助理全权承担，我们三个法语教授概不过问。当晚的I…House（国际学生屋）装扮得法里法气，埃菲尔纸铁塔上亮着一闪一闪的灯，法国歌像B…52轰炸机般振荡着整个大厅。厅里人来人往到处可以听见法语交流的说笑声，搭成口字型的长西餐桌上早已铺上了白桌布，并放有好几面三色旗（法国国旗），几簇鲜花。法国大菜的架势也有一点儿：两把刀；三把叉；一大勺（汤）；一小勺（甜点）……那晚的惊讶接踵而来，入席时，我发现自己居然被安排坐在大使先生旁边，也瓦教授自然而然地紧挨着我。晚会开始了，由黛安娜教授祝词，然后大使先生讲话。开始举杯了，我跟大使先生正式寒暄起来：
  我能跟您用法语交流吗？
  我小心翼翼地避免问他是否操一口流利的法语。
  对不起，不能说，但能看得懂。
  开始上汤了，我和也瓦教授几乎在同时发现放在面前的菜单不对劲，因为当晚的甜点是：
  ——Voulez…vous　coucheravec　moi　ce　soir？
  这是一句法国人家喻户晓的话，来自于六十年代一首流行歌曲，直译为：今晚您想不想跟我睡觉？我和也瓦正张大嘴巴，相互对视着，用眼光交流着彼此的惊讶：这两个助手真是太法国腔了，把这样赤裸裸的话放在桌面上？大使先生凑过来：
  我们的甜点是什么？
  一句不好听的话。
  你能翻译一下吗？
  今晚您想不想跟我睡觉？
  我和大使开怀大笑，他向我举起酒杯。
  那年底特律的冬天尤其冷，似乎阴天也特别频繁。午饭后，天空阴云密布，西北风呼啸，天开始渐渐变黑。系里的那条走廊冷飕飕，没有人停留谈话。两位法国助理先后来到我办公室，汇报了近来的工作，也聊了聊天。临走时笑着对我说，这儿的天气冰冻得像北极，我飞快地加了一句：犹如我的心。他们大笑着离开了。下课了，我第一个推开教室门，穿过长廊回到系里。寒冷使我拱肩缩脖，秘书在敲门：
  教授，你有一张条。
  她递过来一张中文条，几张高中毕业文凭，和它们的英语译文，并说有个小伙子来找过我，想让我把这些文凭译成英文。作为教授，学校网页上有我的出生地、生长和文化背景的介绍，于是常给我招来一些陌生中国人：在美陷入困境，需要帮助。刚开始时我尽力而为，日子久了，我感到招架不住，办公室是我通常接待这些人的地方，但若要常这样，我怕系里有话，然而我不能把他们请到我家，像我请皓晶一样……有人敲门，一个二十来岁的福建小伙，在“新中国”餐馆打工的，工作服上散发着浓重的油腻味。站在门边跟秘书微笑着挥挥手，示意不要倒咖啡，我顺手带上了门：
  我不是搞翻译的，英文不是我的专业语言，再说你这些文凭在国内已被译成了英文。
  没有用。
  拘谨地坐在我对面的皮沙发椅上，他接着说：
  他们不承认，一定要这儿的教授，法官，银行行长翻的才行，我想请您帮帮忙。
  我瘫软在太师椅上，四肢放松，一腿架在另一条上，并来回有节奏地晃着。既然我为了我的今天投资了我的青春，这必须是有回报的：
  把我的大名签上不是免费的。
  多少？
  这些人说话的风格是赤裸裸的，我大可不必脸红，秀才遇到兵要比兵还兵：
  三十五美金一页。
  可以。
  把他打发走后我晚去了健身房半小时，照抄了五张同样文凭的译文，共十页三百五十美金，只加了一句话：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a　tree　translationfrom　a　Chinese　diploma．Dr．MathildeKang，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我证明上述内容是中文文凭的准确翻译。玛蒂尔德·康博士，副教授，访问学者。）
  那个学期的故事似乎特别多一点。那天在办公室，我一边脱大衣一边听留言，阿拉斯加的阿瑟尼亚（Arsenio）的声音传了出来：玛蒂尔德，我需要你的恩赐，我的材料递进了南达科他（SouthDakota）大学，我将竞选外文系系主任，我需要你为我写一封推荐信，若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提供几个要领：a）……，b）……，c）……
  这是教授间的正当交易。在我竞争阿尔滨位置时，三封推荐信中的一封来自阿瑟尼亚，其内容也是经我提议的。迫在眉睫，我停下手头的所有工作，花了近两小时起草那封信，随后马上发去阿拉斯加，让阿瑟尼亚过目，待他稍作修正后，我用学校的公文纸打印成文，让秘书当即送去了邮局。材料齐了以后，他进入了竞赛漩涡，经过两轮淘汰后，他成为最后选手，要和另外两名选手角逐，还必须接受对方学校的审查，这使他陷入了忐忑不安中。两天里来了四封邮件，询问南达科他大学是否找过我谈话；袒露了等待被裁决的恐惧，他尤其担心的是南达科他大学必定会和同校的马格利特教授谈话，他和马格利特有着历史性的恶劣关系，阿瑟尼亚被马格利特的同伙指控性骚扰，开过一场“批斗会”。他觉得大祸临头，担心会了结自己的候选资格。我更清楚的是，他对“活着走出阿拉斯加”所寄的精神期望。此事若不成功，将找不到安抚的词句。于是，一下午在讲台上沉重地寻找对策，这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在阿尔滨我经常魂不在讲台上。提前两分钟散了场，我飞快地拨通了阿拉斯加他办公室的电话：
  你不能束手待毙，找她去！在达科他大学找她之前，你先摊牌，寻找一条求和的途径。
  我没能找到这样一条途径。
  坚强，亲爱的朋友，你久经沙场，这一刻将决定你的命运；冲过去，敲开她的门说，我们来做个交易吧，我申请了达科他大学外文系系主任的位置，我知道在你眼里，我并不是个好“小伙子”，但你若能说几句话，以至于我能在你面’前永久消失的话，这对你，对我，对我们系都有好处……
  他真的冲了过去，成功了这笔交易，达科他大学录用了他。2002年1月，阿瑟尼亚携带夫人定居于南达科他州。从那天开始，他也知道，他欠我一笔债。
  阿尔滨平铺直叙的日子也终于有个尽头：放假了，可以回上海玩了。举行完毕业典礼，我就奔机场。这种场合教授们要穿博土服，戴高帽子，并在众目睽睽之下随着阿尔滨校歌步人大厅，坐在主席台上，听校长训话。台下坐有家长，学生，以及校方请来的嘉宾。这博士服美国人穿都大，我穿着像盖了一条大黑被，不仅使我呼吸困难还给我以魔鬼下凡的感觉。博士帽很大，帽檐两旁有丝带往下垂。记得那次登上台，待全体教授坐下以后，校长红光满面地向各位来宾致辞。我们校长是位显赫的政治家，年薪二十六万美金，一门课不上专搞政治：教授们背后说他没务过正业。他那政治味又浓又长的演说对没有野心、热爱学术的教授们来说是一种灾难。
  无所事事，我拿眼斜了一下别人：有的从大黑袖里刷地拿出一本书开始聚精会神地看；有的从博士服里拿出一笔记本开始写字；也有的干脆两眼盯着天花板发呆……本来就有抵触情绪，再加上他那高深的英文，带文学修辞的词汇，使我对他的演讲一窍不通。正在琢磨着怎样打发时光，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还没来得及回头就见一张条被递到了我的右肩上，打开一看：
  ——这个演讲跟他去年的那个一样。
  伊丽
  伊丽是我校亚洲历史终身教授，比我大两岁，也是唯一与我一样的华人教授（她住安娜港），由于生长在美国，她的中文有时令我诧异。
  ——伊丽，你看了我的电子邮件了吗？
  ——读了，写得非常好，我会跟你们系长谈的。
  ——哦，中文叫校长，院长，但系主任，不叫系长。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像上次跟你说的，不能说“穿眼镜”要说“戴眼镜”一样。
  ……掌声打断了我和伊丽间“热烈”的递条，校长终于出完了风头，乐队马上奏起了阿尔滨校歌，我们全体起立虔诚地唱着，为学校的繁荣昌盛祈祷：
  阿尔滨，哦，我亲爱的阿尔滨
  你是我思想的圣地
  感情的摇篮
  你赋予我智慧和爱
  阿尔滨时光已被大浪冲到身后，这是我青春的最后一段绝唱，多少苦涩，几度危机。愿上帝恩赐百折不挠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