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范课安排在下午一点，当我把教科书、参考书、教学仪器各就各位放好时，顺便瞟了一眼台下，评委们都坐好了。每次比赛总是要上语法课，语法规则需要死记硬背，可美国教学法规定千万不能让学生死记硬背，我是借用电脑技术来教的（powerpoint），用彩色屏幕把例句用别的颜色显示出来，配上图画来讲解，同时不断和学生对话，并刻意选择了非常幽默的句子作为例句，笑声不断，课堂一下子活跃了起来，我当然注意到了评委们脸上浮起的笑容。到了最后五分钟了，应该是总结这一堂课的主要内容时，突然，由于积累下的紧张和疲劳使我左上牙床失去控制，肌肉僵化发音不准，一连串怪音句子，几次企图纠正都失败，我的心紧张地狂跳……
  下午三点我准时步人了梯型教室，虽已精疲力竭但还满面笑容，我讲的课题是十九世纪欧美文学转换，以一个当时在法国很走红的女人日记为例，解释它在法国成名的捷径，找到它从巴黎到蒙特利尔的文化转换路程，探讨它打人北美文化界的渠道和手段。这个课题的难度在于它没有别的学者的研究作为借鉴，还牵涉到好几个国度和文化。五点半我准时坐在学院大厅，与法文高级班学生见面，说句老实话，他们的法文与我们中国毕业班学生的不能比，要差得多。我已近四十八小时没睡，到了晚上八点，最后一关：与系里教授共进晚餐。回到贝尔默公馆已过十点，我的车约在早晨三点，赶乘六点的飞机返回阿拉斯加，因为晚上还要上课。
  等待评委裁决的日子，每次在讲台上，这份担忧若被迫退居第二线的话，一下讲台，它便占据整个心情：担心，焦虑，紧张，白天加黑夜地胡思乱想……心在十字路口，再一次来到蓝色的安科内奇湾，不再拥有夏天的那份蓝色，一片灰白，雪中的麦肯期（Meckenzie）峰冷峻，威严，非常有距离感。明天在哪里？下一站是天涯何处？
  望眼欲穿的等待中没有盼来合同，却来了个不速之客。导师从加拿大来电，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裔加拿大赫赫有名的女学专家（womensstudies），凡拉莉找我，问她的新书中是否可以借用我关于法国文学打人加拿大的渠道的论点，如果可以，我有什么附加条件。实在无心解答我博土论文中那些深不可测的牛角尖问题，草草地回了她：没有条件，她爱怎么转抄就怎么转抄，待出书后寄一样本给我就行。
  临近寒假了，我灰心丧气地收拾办公室，电话铃响，也瓦教授在线上，告知了评委的最终裁决：我获胜！合同将在二十四小时内邮到。在美国，教授的合同分为终身和客座两个档次。终身教授的合同有五年的考察期（tenure…track），其中第三年有一个鉴定。这是个由系里系外已获得终身教授头衔的人对你的教学研究及对学校或社区作的贡献的一个评估。如果好的话到时你将获终身制；否则的话第五年必须走路。而客座的是期限制（termposition），有的学校给一年合同，最长的像阿尔滨那样给三年，因不能在同一个学校连做五年教授，那就自动成为了终身教授。
  2001年1月7号，我与蓝色的阿拉斯加吻别，在阿尔滨市定居。这是一个从早年十几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降到近一万人口的小城市，除了阿尔滨学院还保持着当年富人学校的规模和气派以外，剩下的便是几个小破饭馆，十几个小旧铺子。从某种程度上讲，我离开了远离文明世界的阿拉斯加，来到了离文明世界更远的美国中西部小镇。学校安排我搬进了坐落在校园附近的爱梨（Arie）别墅，这是一幢十九世纪末建造的，具有维多利亚风格的大宅，有十八扇窗，九扇门。它的客厅和起居室相连成圆弧形，整个弧形由落地窗构成，在悬挂着蜡烛吊灯、镶嵌着巨大玻璃壁橱的餐厅末，有一道通向卧室的腰门，其中主卧室有近四十平方米。如有人敲门，从卫生间奔向卧室门要近一分钟，经常有人敲完门后等不及走掉了。这个充满大家庭气息的住宅跟我孤独的身影、孤寂的心形成绝妙的反衬。一个人掉入了这样的大宅，周围没有第二个中国人，没有一个亲人和朋友。坐在客厅里，默默地面对着巨大的大理石壁炉，我想起了法裔加拿大企业领袖皮埃尔（PierrePeladeau）的话：“当你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你才感受到你所缺少的是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寂寞和空荡荡使我从主卧室中仓皇逃出，第二晚便搬入了十平方米的最小的卧室。
  开学了，我上一门法国浪漫史，一门法裔加拿大文化精华，和一门要命的语法课。系里七个教授，一个秘书。每个教授拥有个人办公室。整个办公楼前后门进口处各有个玻璃框，镜框内刻有每个教授的名字，和他们的办公室门号，我抬头、看，除了我一个姓“康”外，剩下的都是清一色西方人的姓，心里一丝得意：在美国的土地上我跟他们平起平坐了。紧接着而来的却是一绺凄凉感：到底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这恐怕是我终生都想回避的问题。我要求把课全排在中午十二点以后，因上午我要搞研究及写作。所以整个下午的时间要上三门课，有时因要看图片和录像，要在别的大楼的梯型大教室上，往往是一下课便左手抱着一大堆书籍、磁带，右手推着手推车，上面有全套教学仪器，飞速冲回系里，秘书已等在门口迎接我，在五分钟内必须换好教科书冲向别的教室。我至今不认为自己是个兢兢业业的好教授，教书是个互动关系，若只是讲台上在动，下面累得直打哈欠，我不可能再有激情。十七八岁的美国学生过着一种成年人的日子：恋爱，打工，自食其力，独立生活，每每到课堂上来时已累得半死，经常有人三小时的课没上到一半就撑不住歪头睡着了。有时问一个问题下面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你：
  我根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
  我气得紧逼。
  因我上周没来上课。
  你不认为你的缺席首先是你的失职，你更需要加倍努力听讲吗？
  在阿拉斯加和阿尔滨，都有种景观：女教授和摇篮。在女教授的办公室里，你有时会看见摇篮，她们会把孩子抱到办公室，左手摇摇篮，右手写字。
  那天下课，我和往常一样左右开弓地窜出教室，直奔办公室，一眼看见我门旁有一辆中国婴儿车。一边开门，广边脑子里在转：婴儿车，在我门旁，还是中国的？不知为何，我又联想起上周开门时，发现有人把一份《底特律时报》塞在我门旁的报刊箱里，打开一看，是揭露中国饮食业漏洞，卖死内脏给人吃。坦白地讲我对这个送我报纸的人有点意见。照理说应该附上一个条子，上面写上名字，并提一下让我看这文章的目的，在美国有许多报道中国的文章，为什么偏挑一个这么恶劣的？来路不明，OK，我正好不读，随手把报纸扔进了字纸篓。
  而今天呢又来了辆婴儿车，我得问问清楚。一转身穿过走廊进了秘书办公室，板着脸问她婴儿车的故事。她是个金发碧眼的中年妇女，平时温柔细心，她赔着笑说不了解情况，并说为了使我高兴她可以把车推到她的办公室……话音没落便听见有人开我隔壁办公室门，并推那辆车。那办公室前段时间一直空着，我冲回走廊，竟有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中国女子把那车推到我隔壁门里。
  Hello。
  我招呼她，她一转身，激动啊！我们异口同声：
  你是中国人？
  她是学校新雇来的临时教员，每周教一门课所以门上不刻名字。
  那你看见我门上的名字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带委屈地问她。
  每次走过你的门口都抬眼瞧瞧你的名字，我一直以为你是外国人，韩国人，或什么的……
  好了，好了，你叫什么名字？住哪儿？你去我家好吗？
  我的热情和迫不及待不亚于那些十八岁的学生。
  皓晶获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博士，她不住在阿尔滨，每周三下午来一次，从此等皓晶成了我一潭死水般日子中的大事。我会提前到办公室，一进大楼先把眼光投向她的门，若是关着，才扫兴地落到自己的门上。然后一反往常地把门敞开，三心二意地干活。写几个字就往走廊里扫一眼，一听见她的脚步声，把笔一扔就冲向门口去迎接她。可爱的皓晶每次都带好吃的给我，她住密歇根州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安娜港（AnnArbor），那儿有全美著名的密歇根大学，很多艺术画廊，欧式咖啡店，一流的西餐厅，高档的服装店，其中有几个是法国人开的。那宽阔的草坪环绕着一幢幢十九世纪欧式洋房，体现了欧美结合的生活情调和市容布局。每次她一进来我就把门关上，好家伙，一手榴弹扔进了我办公室：说啊，笑啊，乐啊，闹啊。从私生活谈到职业生活，从中国文化谈到法国文化，最后几秒钟用来臭骂一顿阿尔滨学生的养尊处优，和他们的不勤奋。朽木不可雕也！我用警句结束我们的谈话，她奔回隔壁拿书，同时我也抱好了我的，然后各自奔自己的教室雕朽木去了。
  跟皓晶在一起的时光是我阿尔滨生活最灿烂的，也是我唯一讲中文的时刻。那个年代我最害怕的是周末，那无数个淡而无味、无从打发的孤单单的周末。久而久之，连学生们都知道我那清教徒般的日子，还曾以此使我下不了台。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花暖如春的星期五，周一又逢节日，学校放假，校园里显得忙忙碌碌：阳光，草地，鲜花，树木，所以气氛相当好。下午上加拿大文化课时发觉学生三三两两，明显稀少。板着脸我问人都上哪儿去了？下面有人回答说某某某，他们都约了恋人准备上路度假去了，所以缺席。合同上写得很清楚，我的责任是搞学问。可是我一边把书往讲台上放，一边在生气。一抬头，只见一男生刷地一下子站起来，当着全场的面向我挑战：
  康教授，你为什么不约你的情人？否则我们这堂课也可以解散了。
  全堂起哄式的大笑，并有男生吹起了悦耳的哨子。OK，英语对话就此搁住（反正我那点英语是说不过他们的），我用带有错综复杂套句的，加上文学修辞过的法语开始讲课，我看下面人头晃动，窃窃私语，可能有人听不懂，在问他的邻座讲的是书上的哪一段。这是一堂三小时的大课，内容涉及加拿大的起源，建国史（英法两国创建加拿大时深重的民族怨恨和相互排斥）和加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可惜我和学生们的心都在窗外，我提前半小时散了场，直奔健身房。
  健身房是我阿尔滨时代的避难胜地。疯狂地跑步，打Raquett球（网球的第二代，在美国青少年中很流行），练体操，是弥补我心中，孤独感的良药。每次节假日都在痛苦地寻找消磨时光的手段，下午一点以后没法集中思想写作了，周围没有一个可以和我深谈的人，教授们之间如果不是事先打过招呼，相互是不打电话和串门的。我懒散地从书房漫步到客厅，开始大吃巧克力。巧克力这东西又不要剥皮，又不要长时间地放在嘴里咬，半斤多几分钟干掉了。吃完了，我只能又把自己从沙发上拖起，晃到了厨房；喝水。同样的毛病：又不要剥皮又不要放在嘴里咬。一下喝了两杯，又干完了。看一看手表，整个过程才花了半个小时不到，天哪，我要到七点太阳下山以后才去跑步，接下来玩点什么呢？
  窗外阳光明媚，鲜花怒放，鸟儿叽喳，锥形的船头拨开垂向湖面的杨柳枝，缓缓向前驶去，白色的莫斯林（mousseline）沙裙和黑色的头发随风飘逸，划到湖心，我会扔掉双桨去找他那棕色的胸膛。至于骑马嘛，也不逊色。包法利夫人身着波尔多红（法国红葡萄酒色）长裙，和她第二情人罗多尔夫（Rodolph）中秋骑着马踏着落叶奔向森林那一场，被我的同僚们在法国各大学术杂志上侃侃而谈，她那金色的……电话铃响，嘎的刹住了我的：狂想曲。哦，不是英俊骑士，而是邻居杰希太太问我是否想跟她一起去划船。她的花园的一边与我的联邦，尽头有一小运河流人著名的卡拉马（Kalamazoo）河。她的邀请让我联想起秘书也曾建议周末跟她一起去朋友那儿骑马。这骑马和划船分明是跟自己情人干的事，怎么轮到我了只能跟老太太作伴？我打肿脸地回答她说我已有人约了去骑马。放下电话心里更灰溜溜，下意识地又回到书房。我这个人只要一不干活。就充分意识到我那低劣的私生活质量。
  修道院般幽静的灰色生活中偶尔也泛起涟漪。我，黛安娜教授，也瓦教授，若是度假回来，或好久不见，无论在系里，家里或校园里，碰见时都要行法式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