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孩踩着冰茬站那儿，穿得单薄，脚上是塑料凉鞋；小女孩见到汪玉芝，委屈得都快哭了，“妈妈，妈妈，我害怕。”我，顾不得安慰这母女俩，赶紧回去。往常这时候孩子们该睡了，这天他们和邻居的小男孩儿在暖融融的屋里玩得正高兴。闹闹毕竟大些，有条有理地告诉我，朝南的大房间有块玻璃碎了，已经用硬板纸挡上，咱家朝北的屋玻璃好好的。下冰雹的时候，高姥姥担心我和妹妹害怕，让我们到大屋呆着。孩子们说：人多不害怕。一场冰雹，我的一儿一女安然度过，而汪玉芝的女儿从此落下了关节炎。
  不记得在这之前还是之后，部门安排人参加“拉练”。当时工宣队已经撤了，仍然是那位支部书记说了算。不明白为什么，先后派两人去，偏偏是汪与我。如果说我因出言不慎应该付出些代价，汪可是无辜的。她的困难比我更多，我毕竟有高姥姥可依靠。我知道姥姥挺辛苦，除了淘气的外孙，又添了个小外孙女，我把食堂饭票、零用钱都交给闹闹，让他带着妹妹到食堂吃饭，按时睡觉，尽可能自力更生。“拉练”回广播局那一天我疲惫不堪，想不到还没进机关大门，远远就看见高姥姥领着兄妹俩笑盈盈在路口等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准回来？”孩子们回答：姥姥打听来的。一泓暖情，不，是亲情，涌上我的心头。
  著名的单弦演员马增蕙也是我的患难之交。“文革”时他们两夫妇受到不小冲击，政治处境比我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差，但是风暴稍一平静，他们没少帮我。他们也是两个孩子，大女儿谢艺是五十年代生的，比我儿女都大，儿子谢东年岁跟甜甜差不多。闹闹上学后，甜甜还在广播局幼儿园，班车一到，我经常不能准时去，马增蕙骑车，前边一个后边一个，把我女儿一起接到他们家，谢艺先陪着玩。多少年了，孩子们还记得马增蕙阿姨，谢凌霄伯伯，还有谢艺姐姐。当年的小顽皮谢东，从小就是一副好嗓子，他成为歌星也是意料中的。
  数不清多少好人关心过我们。广播局共事多年的朋友大都不认为燕祥会是什么敌人，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干部不好公然表示同情，而工人倒可以毫不含糊表明自己的态度。
  那几年，他不少日子被隔离或挨批斗，但是锅炉房的工人、清洁工、司机经常转告他我和孩子的情况。女儿猩红热后疖子长到耳朵眼儿里他知道，儿子上学功课不错他也知道。我的一动一静无不在这些好心人的洞察之中。直到现在偶尔在机关见面，他们还惦着他：有的叫他诗人，有的管他叫“干部”，有的仍然称他小邵。
  大约是他在干校的时候，我在电台收到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来信，是位女同学，但笔迹刚劲，全然不像出自女子之手。我很奇怪，这封信被拆过。广播局收发室的同志我大都熟悉，他们从不干这类事，偶尔信件错转到听众来信组被拆，退回时必注明。想来想去可能是有人出于对他的关怀，惟恐我有“外心”。时过境迁之后，提起这事，他也这么看，开玩笑说：“他们替我监视你哪！”
  孩　子
  朋友都知道，我从来不是爱读诗的人。1987年，复旦新闻系比我低一年的女同学孙惠群到我家来，提起1953年欢送我们毕业时，她朗诵的正是邵的诗《到远方去》，而我，真的，好像没一点印象。
  我很少为好诗所感动，大概缺少这方面的艺术细胞。但是，有，一次，我却为他的一首不算出色的诗《童年》而动情。
  原谅我占一些篇幅，稍稍引用这首诗：
  太阳藏在大楼背后，
  妈妈还没回来，
  冷风刮得小树摇晃，
  妈妈还没回来。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电线杆上路灯都亮了。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地上的树叶都哗啦啦跑光了。
  妈妈，你快回来吧，
  妹妹的鼻子在玻璃窗上贴扁了。
  妈妈，你快回来吧，
  妹妹的肚子早就咕噜咕噜响了。
  ……
  妈妈，自从爸爸不再回家，
  我和妹妹多听你的话；
  妈妈，你可别也不回家，
  那让我跟妹妹怎么办哪！
  妈妈，回家来吧，
  我的肚子也饿得慌啦。
  妈妈，回家来吧，
  我把棉衣给妹妹披上啦。
  ……
  妈妈，妈妈，妹妹老是哭，
  不是妹妹不听话；
  妈妈，不怪妹妹，不怪她，
  我也是又饿又害怕。
  其实，我从未告诉他我一个人带领两个孩子时的处境。他大约也是凭想象，猜测哥哥和妹妹盼望妈妈回家的心情。
  读着读着，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
  想起那些日子，孩子上小学以后，每次回到我那间小屋，孩子们都亲热地围着我说这说那。而我，有时心情不好，加上工作太忙，只是像机器人一样忙不迭地催他们快吃饭，快洗脸，快做功课。只有快，才能让我按时到班上开会或学习；只有快，才能让军宣队或支部书记找不出岔子（当然，即使你开会再准时，工作再努力，也挡不住他们在别的地方挑你的错）。等我晚上回到宿舍，他们都已经安睡，第二天一早，还是一个劲催，快，快，快。
  有一天晚上，开完会就听说要下达最新指示。那正是战备的年代，邻居奉命疏散回江苏，单元里没人，我急忙回家照看一下。回到宿舍，轻轻叫醒儿子，告诉说我得半夜才能回家，这一折腾，女儿醒了，问我上哪儿，我说去游行。
  “那么晚了，妈妈别走，我害怕！”女儿不让我去。一个单元里，只剩他们兄妹俩。
  儿子毕竟大两岁，没吭声。
  “不怕，妈妈不一会儿就回来。”
  我明白自己是说谎，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回？
  我匆匆走出宿舍。
  游行结束，已经是下半夜。我轻轻推开房门，兄妹俩睡着了。妹妹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第二天一早，闹闹像小大人一样告诉我，妈妈，你走了后妹妹老说，害怕，害怕，我就让她拉着我的手，她就不闹了。
  当时我的心即使不是铁石心肠，也已经磨砺得粗糙而麻木了。我只是淡淡地表扬了一下闹闹，又忙着张罗他们加快动作，赶紧上学。
  相依为命的日子是悠长而平凡的，一日三餐，上班下班，开会学习。
  最让我揪心的是孩子有病。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甜甜直喊难受，试试体温，有点发烧，我把闹闹送到候班车的地点后急忙带甜甜去儿童医院。经验丰富的大夫很快诊断出是猩红热，还指给我看她身上的小红点点，嘱咐要隔离，要多吃水果。怎么办？只能送甜甜上幼儿园，是的，这是唯一的选择，那时的气氛怎么可能请一个星期事假在家看孩子呢！到幼儿园，我倾诉了自己的困难，请求老师们帮助，他们一口承担了看护孩子的责任，极为负责地把闹闹也从班里叫出来，因为他跟甜甜接触多，怕已受感染。我给老安的爱人也就是幼儿园的会计留下点钱，请她为孩子买点水果和营养品又匆匆上班去了。
  第二天，我抽中午时间去了幼儿园，兄妹俩住着两间紧挨的平房，里边住着妹妹，外边住着哥哥。两个孩子跟小朋友完全隔离，相互之间也不直接接触，但是两人可以说说话，倒也不很寂寞。我真是感谢石碑幼儿园的老安和众多的老师想得这么周到，安排得这么好。我也感谢两个孩子懂事、听话，直到甜甜的猩红热好利索了才回家。
  “文革”初期的狂风暴雨过去了。他已经上了“五七干校”，机关里漫长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打三反”，还有战备等等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风浪，我日复一日地等着，等着，等着孩子长大，等着他回来，等着自己一天一天憔悴、衰老。
  有一阵，邻居家的姥爷来了，小小的单元里住着老少九口，连过道里也老有人。
  一个冬日，我白天参加体力劳动，出了一身汗，晚上回到宿舍，草草吃完饭就把走廊里做饭的小炉子搬到浴室洗澡。那会儿，宿舍的暖气不热，我们两家洗澡都把烧旺了的炉子搬进去，微微打开浴室的门。大家都很默契，谁也不在过道走动。可刚到北京探亲的姥爷不知晓这些，我也就紧紧关上浴室的门。洗到一半，觉得胸闷、呼吸急促，我知道让煤气熏了，想出去，可是听到老人仍在过道，只好挣扎着穿衣服，勉强穿上我就冲出浴室往屋里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朦胧感到儿子叫我，妈妈，妈妈怎么了？原来我已经躺在地上，才意识到自己中了煤气，还好脑子没糊涂，赶紧喊，闹闹，开窗！开窗！闹闹开了窗，一股冰冷的北风刮了进来，我这才慢慢爬起来，让闹闹扶着拽着上了床。
  多少年过去，随着时光的流逝，孩子们对童年的记忆越来越模糊，我也从没向孩子们复述过当年的情景，是我太理智，太冷漠了，还是往事不堪回首？我说不清。
  负　疚
  心理学家认为，对孩子期望越高孩子越可能成材。
  听到或看到类似的报道，我就有一种负疚之感。
  望子成龙是中国人比较普遍的心态，而我们，从孩子一生下两人就有一种共识：别让他们立大志向，太拔尖。一辈子过平安乃至平庸的日子就好。平安就是福。
  过来人会理解我们。他那些年如果不是太拔尖（反右派时的批判还大致围绕所谓“罪行”上纲，当右派后行政级别被降四级，“文革”批判时仍有人念念不忘他十九岁时定为行政：十四级，可见十四级真是害苦了他），也许会幸免于当右派的厄运。而我，也吃亏在于除了日常上班、过日子，太喜欢想这想那，不安分，不驯服，该装糊涂的时候过于“清醒”，该随大流表态转弯子时又太执着。
  1957年我对《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思想不通，并且公然说了出来；1958年下放沧县参加整风补课时，我没接受教训，竟然贴大字报说想不通他是右派，还引经据典说，苏联的杜金采夫虽然写了《不单是靠面包》受到批判，但并未因此成为敌人云云。说如果邵是右派，我更是右派。
  后来得知，下放工作团的领导核心中，有三位老同志：重庆《新华日报》来的陈竞寰、胶东来的王治本和晋察冀来的马映泉（前二位已去世），力保我这个坦率得近似犯傻的人过了关，理由是：已经有一个右派了，别让一家子都成右派。真是菩萨心肠。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多次见我，从不提这事；燕祥和我从侧面了解到当年的实情，也没当面感谢过他们。
  我不是基督徒，但我真诚地祈求上帝：去世的二位上天堂，在人间的马老健康长寿！
  我把话说远了，还是回过头谈子女教育吧I
  在那个时代，现实生活不可能让我对下一代有什么过高的期望。我是碰运气才上大学新闻系的，如果晚几年考大学，像我这样的出身，充其量也只能上师范，还得各门功课优秀。
  我们的一儿一女生于六十年代初，那是物质生活虽然匮乏政治气氛还不那么逼人的年代。我们大约过了两三年平安日子，也没敢忘乎所以想培养孩子成名成家。没多久，文艺界开始小整风，他就陷入越织越密的罗网，直到又一次灭顶之灾。我更加牢记“历史的经验”，千万不要出人头地，千万不要有不切合实际的梦想。
  “文革”前，孩子由婆母照料，我不知怎样感谢善良的婆母给孩子的温暖和教育，她对任何人都和颜悦色，不功利，对心疼的孙子孙女从不打骂，可孩子真听她的。跟她一样，两个孩子从小就不虚荣，对人真诚、热心。孩子们永远怀念慈祥的奶奶，她去世十余年，没预先约定，孙儿孙女几乎每年都去八宝山公墓看望她老人家。
  那几年，我好像工作忙得头都抬不起来，基本不管孩子，记得婆母健在又心情好时，半真半假的说我简直像后妈。我笑笑，反正是亲的，只不过顾不上就是了。
  “文革”中，我无言地承担起一切，承受了，不等于能很好地担起。
  我很矛盾，鸿鹄之志实现不了固然痛苦，完全让孩子当个随遇而安的庸人又心不甘。
  他们的学习，我几乎不用操心，我担心的是他们对渺茫的未来缺少足够的准备。尽管七十年代初就有工农兵大学生，而在我家，直到1977年，上大学是我们绝对不敢提及的敏感话题。七十年代中期，“走后门”这一名词家喻户晓时，我再三对孩子说：“别人家也许有这样那样的‘后门’，走后门上学，走后门参军，我们家只能靠自己。”是靠自己学习深造，还是靠自己成就一番事业？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