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多少知道钟点，老大不情愿地、问，妈妈，几点？
  六点都过了，起来吧！
  不，幼儿园班车七点半才来呢，我再睡一会会儿。
  儿子说得不错，班车离宿舍很近，七点起床也不晚，可是……
  闹闹，乖，妈妈还要送妹妹上报国寺托儿所呢，晚了来不及。听妈妈话。
  甜甜似醒未醒，使劲揉眼睛。
  “妹妹都醒了，闹闹懂事，自个儿穿衣服。我帮妹妹穿。”
  全利索了，又给孩子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到宿舍院儿里，天还没全亮。
  六点四十五分，我把闹闹送到候班车地点——小马路的南边，那里挨着北京电台的大门，门前有一片空地，比较宽敞，即使有来往车辆也不至于碰着孩子。他照例是第一个，也是半小时内唯一的一个。天还没全亮，马路上静悄悄的，我替他把大衣领上的扣子扣紧，围巾围紧，一再叮咛：“千万别走远，实在冷得不；行，就跺跺脚。闹闹勇敢、能干，不用妈妈送上班车，自个儿能行，是吧！”儿子痛快地答应了，分手时还说了声：“妈妈，再见！”
  甜甜走得慢，我只好抱着她往汽车站赶。本来19路车直达报国寺，可那年修广安门桥，当中要下来走一截。广安门下车，我实在抱不动了，拉着她的手过临时搭的便桥。桥周围一片空旷，扑面的大风刮得我衣服仿佛都吹透了。低头看女儿，穿的是哥哥的小大衣，有点短，更挡不住凛冽的寒风。我眼睛一酸，责怪自己真不是好妈妈，怎么就没想到给孩子准备件厚大衣呢，虽说幼儿园、托儿所都备早饭，大冷天，我怎么就不让孩子吃一口再出门呢！“甜甜，这儿冷，咱们快走，过桥上车就好了。”她紧紧拉着我手，依偎着我的身子，尽可能赶上我的脚步。一边走一边又怯怯地重复了多次的要求，“妈妈，星期六早点儿接我，每次你来，小朋友都走光了。”女儿的要求不高，可是我没法答应，又不忍心拒绝，只好拐了一个弯，“你看，每星期六，妈妈总是顾着接你；哥哥坐班车回宿舍，都是邻居阿姨、叔叔帮着接，妈妈对你好吗？”“好！”“对，甜甜也好。好孩子，妈妈晚接也不闹，是吗？”她点点头。
  从托儿所回来的路上，才又想起儿子。我安慰自己，班车会按时来的，他不会老在冷风里独自站着，也许还能遇上熟悉的叔叔阿姨，跟他说说话，把他送上车。再说他也习惯了，将近半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个经常送孩子上班车的好心人告诉我，每次车一启动，人家小孩儿总是挤在靠窗口的地方吱吱喳喳向爸爸、妈妈招手再见，而他，一个孱弱白皙的小男孩儿，安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是的，小时候有名的闹闹，现在仿佛变得特别乖。我不也是么，都说我个性强，如今不也得比谁都知趣。
  八点差五分，我准时到办公室。
  离　婚
  没人硬性规定我每天必须按时上班，是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倒也不仅仅因为“文革”的风暴，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守时，守信用。工作以后也习惯了按时上下班。又何况如今！
  别人家里有事能晚会儿来，早点走，我不能，谁让我丈夫邵燕祥是摘帽右派、专政对象，进了政训队呢。据说已内定开除公职，到湖南洞庭湖边的农场劳动改造。我无法改变命运，但是我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表明我对革命事业忠诚，对革命工作绝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许这样能稍稍改善一下处境。我一再表明，准备跟丈夫离婚，给儿子邵小哨改姓名，叫谢立新。女儿1963年生下来就跟我姓，理由自然是男女平等，不过下意识里也想过，万一再有风浪，非离婚不可，一双儿女一人一个也好。没想到，不幸而言中。
  几天前，我已把母亲留给我作纪念的几样首饰交到部门的“文革”领导小组；前不久父亲在上海病故，我为表示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只发了一个电报给顶门立户的哥哥：请酌情办丧事，我不返沪。
  我还能干些什么呢？唯一可表白我心迹的只有拚命工作。记得1958年下放结束时，不少右派妻子调到宁夏，我却如期回到电台。一位公认为原则性极强的女上级沅华善意地透露了缘由：“像你这样努力的业务干部，中央电台还是需要的。”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要不是广播局的梅益等领导有意让燕祥以后（当时他还在黄骅农场劳改）调回机关，我再努力也徒然。不过，听了这话倒让我多少明白一点：我没有任何优越条件，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只有业务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受或多或少的株连，我算是过来人。可这回来势不善。儿子五岁多，女儿才三岁，还有头几年刚寡居的婆母。怎么办？
  早在他被隔离前，我们就商议好：孩子由我一个人管，住机关宿舍。根据以往的经历，我存有侥幸心理，也许还能留在电台工作；他回家跟老母亲住，周末假日孩子也不去，最好让孩子慢慢忘了他这个爸爸。记得最早是由我提出的，他没意见。
  联想起1957年那个让人揪心的日子，我们结婚才半年多，大难临头，我还傻得全然不明事理，表示即使他没工作我也要养活他。这回，可真应了那句人们熟悉的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两分飞”。选择“分飞”无非是觉得可以暂时保住自己和孩子不受冲击，至于能不能飞出去，能不能飞到一片安稳的树林，谁能预料？“两分飞”对我来说最大的代价是要忍受人们心头的非议。那些年不管人们口头上如何革命，可善良的人心中总有是非。我把他撵回家，还不让孩子跟奶奶见面，我还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吗？简直是没情没义的势利小人。可想想两个年幼纯真的孩子，我别无选择。宿舍院儿里，电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少儿部主任郑佳，除被抄家外，连宿舍的房门口也贴满了勒令低头认罪的大字报，我要不坚决点儿，过不了几天，我们住的宿舍也会遭到劫难，孩子脆弱的心灵怎能经住这样残酷的折磨！我从不期望领导表扬我立场坚定，只是怕惊吓着孩子。
  分别时，我忍不住哭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没流泪，一再说让我多保重，“要想开点，一个人一辈子什么日子都要过的。”一个夏日的夜晚，他带着简单的衣物离开了机关宿舍。
  那几个月，我跟他没有一点点联系。
  没人相信我会真离婚。从延安来的老播音员齐越对他说，你们是假离婚吧！
  是真是假，我也说不清。形势一紧张，我就觉得怕早晚得办正式手续，甚至考虑得十分具体：离婚大概得上居委会或是法院办手续，在那种场合，我能昧着良心严词厉语指责他如何如何反动；表明坚决离婚的决心么？恐怕不能，我担心自己终究控制不住感情，会流泪，甚至泣不成声。那样的离婚徒然落话柄，挨批判，倒不如先拖延些时日再说，也许时间长了，疏远了，感情也就淡薄了。
  我真是这么想的，从没告诉过任何人，燕祥也不清楚，直到今天。
  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从政训队出来，我也没敢让他公然回家，都说右派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谁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1967年春节前，邻居两夫妻带着孩子回老家探亲，孩子们平时在托儿所，一个单元里日常就我一个人，他偶尔晚上悄悄地来，深夜或凌晨待院儿里基本没人时再离开，合法夫妻的“非法”活动隐秘而短暂，连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来过。没过多久，邻居回来了，我们又恢复两不相干的生活。
  大概预计到新的一轮冲击将波及到他。在这期间，他给我带来过两封信，原信早就销毁，大意是让我放心，再大的委屈、折磨，他都不会自杀。他永远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果然，1968年春，他又一次被揪出来，说是妄图翻案的右派。
  离婚分手的事又在我心头翻腾开了。
  我找谁商量呢，想来想去，有一位老同事，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之后一直带着女儿过。我登门拜访，她不感意外，只是告诉我，如果不再结婚，离婚后处境也改善不了多少，怎么说也是孩子的生父，自己的前夫；这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不可能甩掉。本来我天真地以为离了婚孩子往后的日子会好过些，从未想到还要再找个什么人结婚。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还是老主意，拖，拖，拖……
  后来，受冲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多反革命、黑帮、5·16、叛徒、特务，有时简直像走马灯，今天还是一派头头，明天成了黑手；这会儿是革命干部，过一阵又成了叛徒，他们或她们的家人大都照样过日子，我责怪自己：干吗那么惊慌失措，自寻烦恼，还是得过且过吧。
  尽管我下过几次决心，一刀两断，划清界限，最终还是齐越说得对：是一场假离婚。
  我从少年时就耳濡目染了那么些良心、情义等等价值观念，遇到思想不通强迫自己采取某一项行动时，好像心灵无时无刻不受熬煎，有时也想学着硬硬心肠，快刀斩乱麻，不行，心里发虚。我大概命里注定，一辈子也成不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识时务的聪明人。作为妻子，只能是划不清界限的女人；作为编辑，我则是个只认死理而不会“转弯子”的迂者。
  要　强
  我自以为是个要强的人。
  那一阵工作、开会、学习，哪头也不敢耽误。“文革”开始刚兴背“老三篇”时，我和同办公室同龄的张赫玲很快就把“老三篇”和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背得滚瓜烂熟，一半虔诚一半逞强，还夹着几分不得已。反正，我这个注定每次运动都“落后”的人（不说你反动就是十分客气的了），其实是从来不甘也不敢“落后”的。
  不管心情如何，在公开场合我不愿失态。1957年我跟他同一个部门，批他的大会、小会，凡是让我参加的，我都不动声色坐在一旁，听着各种上纲上线的批判，瞥一眼各种人投来的目光：幸灾乐祸，冷淡，更多的却是同情。这次运动来势更猛，下跪、剃阴阳头这些至少在电台前所未闻的侮辱人格的种种，他无一幸免。
  那天早上，我一进广播局大门，就感到异样，几个年轻人恶狠狠地嚷嚷，把黑帮梅：益揪出来！接着中央电台有人呼应，把郑佳揪出来！又有人喊，把……我赶紧快步走到办公室坐在桌前，不管走廊里有什么动静，我总是一声不吭，低头编稿，尽力掩饰自己的不安。我认出门口的年轻人中有一个是广播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女学生，是对外部（国际电台）的文艺编辑，总还会有对内部（中央电台）的人参加，都是些谁呢？事后听说把黑帮头发剃成阴阳头的是六十年代初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曾跟我在一个部门工作过；那个特地找来剪刀的我还比较熟悉，是个极为幼稚的小录音员。应该说在广播局当时的一帮风云人物中，他们绝对不算最坏，可是偏偏我认为人品还算过得去的人会有这样的“革命行动”，真是不可思议。事后想起来，觉得运动一来，那种疯狂，那种“斗、斗、斗”的氛围，还有历次运动过后积极分子被提拔的实惠，真是把人性中最最丑恶、最最残酷的那一部分充分调动出来了。这几十年，我还多次遇到那位复旦的低我好几班的校友和那位录音员，我们相处很好，谁也不提当年那些个事。
  那些年在公众场合，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我总是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委屈、眼泪只能往肚里咽。每天上班，特地穿得整整齐齐，个别极熟的朋友半真半假地说，你啊，越是日子不好过越穿得笔挺。笔挺显然是夸张，不过确实不愿给人以可怜兮兮的印象。
  1967年女儿转进广播局幼儿园，周末、周一早上不用兵分两路，疲于奔命，我感到轻松多了。运动一开始那种焦急、畏惧的情绪也稍有减轻。
  两个孩子诞生时，我们的经济情况可以，高兴时给孩子缝点衣服，偶尔回上海，亲人送、自己买，孩子穿得不算差。“文革”开始后，孩子长高了，原先的衣服嫌短嫌小，到商店看看，不管大人孩子都是四个兜的中山装，价钱又不便宜。我想想，还是自己动手吧。平时开夜车怕影响第二天工作，万一犯困出了差错，可担当不起。星期六晚上孩子们睡下后就是我做针线活的时间，缝纫机经常踩到半夜两三点。会缝纫的大姐也曾给孩子做几件夹克衫寄来。哥哥和二姐也没忘了给我两个孩子买几件童装。就这么着，儿子从小到成年没穿过一件千篇一律的中山装。我还记得，女儿有一件浅蓝色灯心绒外套，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