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脚尖，已经站在一块空阔的镶着金色和蓝色花纹的地毯上了。四边只有一幅巨大的富贵牡丹图，镶金嵌玉的让人眼睛发花。又绕过一道走廊，看见更宽阔的一道楼梯盘旋而下时他就明白了，两道楼梯是相通的，只要往下再走几步，就会重新回到客厅，听见嘁嘁嚓嚓秘密的交谈。所以他沿着走廊毫无目标，暗暗赞叹这房子的大，就是这样，胡乱走到一扇雕刻精美的门前。
  门没关，也可能关过，被风吹开了一点。他的银灯笼，挂在门把手上，很是显眼，放蜡烛的小窝里干干净净，还没用过。他把门推大了些，往里走几步，看见她丢在榻上的衣裙，她好像来不及收拾就跑下楼了。青绿的薄毛线衣像一个扭曲起来的痛苦的人，倒趴在雪白的裙子上。
  他总觉房间有点怪异，再三巡视，除了没有任何装饰品，陈设过于简单了点，也没有找出别的问题。后来他就退出了，顺手带上门。他也说不上什么，好像周穆的房间不应该这样。那你说应该是怎样的？这样想着，自己也失笑了。
  在门口他踌躇了一下，才回到坐过的硬木椅上。
  我就要结婚了。周穆说。
  找着了？他调侃道，避开她直射过来的目光。
  躲是没用的，我总有办法。她微微一笑，并无羞愧之色。我想结婚，跟他。她悠然望着窗外。顺着她的方向，他的目光停在一片新发的草上，草尖毛茸茸地闪着光。
  不怕他再跑了？
  说不准。要是再跑了，你跟我结婚，好不好？说完大笑，他也笑，笑得有些恍惚。做这幢房子的男主人？他从来没想过。不敢想。失败归失败，他对爱情始终抱有很大的向往。
  她问起他的工作，说联系好了一家，可去试试。
  他其实已经打到一份零工了——是给饮料公司下属的瓶厂清洗瓶子。机器洗。他管机器。不过也许还是做不长，他不愿意多想，宁愿糊里糊涂的。代他的工友加夜班，代他的工友排队买饭，擦桌子洗茶杯，工间休息时打牌，他就坐到门口望风。
  想着怎么说感谢的话，他安置名片的手有些迟钝。感觉到她在看他，羞涩地笑了笑，为自己坐在这里的荒唐，谁知道以后他还会不会再来这里，无意中给了她另一种启发。她看了看时间，说，不如在这吃饭吧。
  开门的——周穆家的钟点工，已经在厨房忙上了，听说可以早点回家，脱下围裙很高兴地走了。
  他没有推辞，当然也就没有说晚上还得去瓶厂加夜班。趁着上厕所，他给一个工友发了条短信，希望能代他上一个夜班。
  后来他就不再想上班的事，专心对付冰箱里找出来的菜，有时讲几句网上看来的笑话，很高兴看她笑翻的样子。他剥着最后一头白白的蒜头时，她靠着花岗石灶台正给黄瓜削皮。她要做一个凉拌黄瓜。灶台上准备的另两道菜，一样是西红柿炒鸡蛋，一样是冬瓜淡菜汤。
  那是把水果刀，刀身修长秀丽。她调转刀口，突然朝自己的心窝做了个刺人的动作，我有时想这样，可惜办不到。
  灯光，金属器皿反射的金光，照着她鼓起来的脸颊，像上了一层浓油重彩的蜡。嗡嗡的响声从厨房角落，也可能从他脑子的某个地方钻出来，盘旋不散。他好像才醒来，又好像醒得已经过久，需要立刻倒头大睡才能弥补。看电视看累了也是这样。她还在说，他勉强集中起自己的注意力去听，意想不到她把刀子横伸过来，刀尖指向他的胸口。要不你来试试？我烦了，真的烦了，真怕这次他又骗我。
  她呜咽着把刀子塞进他手里。他后来突然觉得害怕。
  因为凶手的自首，他很快放了出来。
  那男人，因为受贿在牢里呆了三四年，现在以赌博，跟女人恋爱度日的男人，交待得比他简单得多——她逼我结婚，还威胁我。
  时间再往后推几天，他看到报纸上男人温文儒雅的照片，也看到依旧躺在病床上无知无觉的周穆。按照男人的意思，一开始她是戒备他的。但后来呢？可能她给他的太多了，钱的，身体的，还有被激发起的希望。结婚倒更像是她必须给自己的一个交代。如果知道结婚的代价，她还愿意坚持吗？
  这真难以回答。
  只是他的工作又丢掉了，多少有点可惜。他母亲也是这样说的，叹着气。她来接他。找得到的，总能找得到的。他安慰说。那是个很热闹的星期天，他们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挤上一辆公交车。路上碰到了一队游行花车，不知道在庆祝什么，车子不得不停下来等。鼓乐中，几乎所有阻在车里的人都把目光探向了车窗，他茫然张望着，短暂中，像是失去了听力，甚至没有呼吸。
  乡村电影
  格　非
  网上的水滴
  瓦尔特·本雅明的著名比喻。我记得他是在谈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使用这个概念的。一张巨大的网撒入水中，拉起来却什么鱼都没有，惟有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普鲁斯特正是这些水滴的收藏者，它是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个个瞬间，来如春梦几多时，去如朝云无觅处。晚年的英玛·伯格曼在解释拍摄《芬妮与亚历山大》的动机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正是童年的一部幻灯机，打通了重返记忆的幽暗之路。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只要一闭上眼睛，她所经历的往事就会像演电影一样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演，电影”正是记忆的另一个绝妙的比喻。的确，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电影更适合成为通往记忆之路的通道了。它是我们全部童年生活的核心和枢纽。只要打开它的阀门，那个湮灭的年代的所有气息就会扑面而来。
  那是炒熟的葵花籽、南瓜籽特有的焦糊味；是尘土和雨水的气味；是女人们香浓而迷人的雪花膏的芬芳；是哒哒作响的发电机散在空气中的汽油味；是月亮、星星高远而神秘的夜晚的气息……
  消　息
  常常有这样的情景：清晨的时候，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当我们走到大队部门前的大晒场边，在薄薄的晨雾中，我们隐约看见一个名叫牛高的人正在刨坑。我们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他在挖坑，难道说今晚村子里要放电影？
  通常，我们会立即上前将他团团围住，甚至会去帮助他将那两根巨大的毛竹埋人坑中，将四周的土踩平。牛高总是不耐烦地将我们推开。我们问他今晚是不是有电影，是什么片子？牛高从来都不屑于回答。他的沉默和傲慢不仅不会让我们生气，相反，更加激起了我们对他的崇敬。
  每逢有电影的日子，我们根本无心上课。好不容易熬到第二节下课（二三节课之间差不多有二十五分钟左右的休息和广播体操时间），我们像子弹一样地冲出教室，从村东一直跑到村西。电影的消息终于被确证：那两根毛竹矗立在晒场靠近池塘的一端，上面暂时还没有银幕，那是因为电影放映队还未抵达。晒场上早已放上了一张小方桌，那是电影放映机所在的位置。围绕着这张小方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色各样的板凳和椅子。一些老人和还未到上学年龄的儿童在那里守护。但是我们的心里仍然不踏实。即将到来的快乐看似不可阻挡，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依旧十分脆弱。
  天气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南方本来就多雨，尤其是在春夏两季。有时白天阳光明媚，到了晚上却突然大雨倾盆，把我们整整一天的期待冲刷得干干净净。如果雨下得不大，放映员还会用一把雨伞罩住放映机，勉强支撑一段。若是雨量增大或一直下个不停，他们便会终止放映，让大家回家睡觉。下雪则没什么问题，反而会给观众增添某种别致的情趣。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很少出现因下雪而终止电影放映的事。除了天气之外，电影是否会如期上映，还有其他让人提心吊胆的拦路虎，它是潜在的威胁，却时常发生。我们后面会专门谈到它。
  一般来说，邻村的电影消息，往往是通过那些走村串乡的商贩——比如说卖豆腐的，卖麦芽糖的，卖酒糟的，卖针线或渔网的带来。假如他们带来了电影消息，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他们的货就会销得比平常快一些，特别是当我们得知晚上放映的是一部战争片或双片（同一个晚上放映两部电影）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商人大多较为诚信，通过散布假消息来销货的事从未出现过。如果他们的情报不确，让我们白跑了几公里的夜路，那一定是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最常见的就是放映机故障、停电，再有就是某位国家领导人突然逝世，我们被告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等等。当然，住在邻村的亲戚有时也会专门派人赶到我们村送信。
  如果没有任何电影消息，我们有时也会得到意外的收获。村中那些电影迷们（主要是一帮十七八岁男女青年，我们是他们的跟屁虫）站在漆黑的村头高地，放眼向四周一望，看看远处的地平线上是否会出现微暗的红光。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邻村是否有电影，仅具有某种参考价值，“扑空”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我们看到了红光，又碰上节假日，漫漫长夜令人难捱，父母也会同意我们跟随他们冒险去试一试。于是，我们朝着那片微暗的红光猛扑过去。有时，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而熟悉的电影对白却已在寂静的旷野里隐隐约约地传来。毫无疑问，那就是来自天堂的声音。
  比如：
  “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炮弹离炮位太远了么！麻痹！太麻痹啦！”（《侦察兵》）
  比如：
  甲：你再往前看——
  乙：是龙江的巴掌山。
  甲：你再往前看——
  乙：看不见了。（《龙江颂》）
  再比如：
  “苏维埃俄国被敌人包围了，反革命叛乱像火焰一样从这一端烧到那一端。摆在我们工人阶级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胜利，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而死亡是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列宁在十月》）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那片红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赶到邻村才沮丧地发现，原来那儿死了人，正在开追悼会，有时则是办喜事，或者发生了火灾。
  放映员
  我们县到底有多少个乡村巡回放映队，谁都说不清楚。从放映队每隔三四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才来到我们村一次这个频率来看，放映队的数量想必十分有限。由于不通公路，电影器材（包括放映机、银幕、喇叭、胶片和发动机等等）被装在一辆独轮手推车上，放映员们要推着如此沉重的器械在丘陵地带来回穿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一般来说，放映队都要配备三个人。
  如果得到事先的电话通知，大队里必会派出专人早早前去迎接。放映队的负责人是一个大胡子。姓名不详，嘴里还镶着一颗金牙，听口音像是苏北人。大队里没有旅馆，放映队下榻的地方通常是我们村的知青点。为了接待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大队专门给他们盖了五间大瓦房，可最后只来了两个知青，总有房子空着，放映队就在那儿歇脚。吃饭呢，一般就安排在大队书记、妇女主任或其他较为富裕的家庭。大胡子人挺随和，酒量却大得惊人。大队干部中间还找不出一个可以与大胡子斗酒的人来，革委会主任最后只得请牛高出马。
  牛高原是放牛的，除了喝酒之外没有别的本事。平时，村子里有人家办大事，来了难缠而又善饮的亲戚或重要客人，一般也是牛高出面摆平。一来二去，牛高就和大胡子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大队就干脆将接待放映队的艰巨任务交给他去负责，那两根竖银幕的大毛竹就搁在他的牛棚里。因为电影的神奇力量，牛高从一个放牛的一跃而成为我们心目中首屈一指的英雄。鉴于他和大胡子的特殊关系，我们往往提前两三天就从他口中知道电影放映队要来的消息。有时，他竟然能够说服大胡子在我们村多呆一天，多放一场。孩子们有事没事都爱跟着他。我们崇拜牛高，连他的女儿都跟着沾光。他闺女和我们同班，每当村子里放电影，她的头上就会笼罩上一层神奇的光环，我们总是一天到晚围着她，打探关于放映队、大胡子以及电影的各种细枝末节。
  牛高虽然为电影的事忙前忙后，却从来不看电影。据他女儿说，牛高陪大胡子喝完酒之后往往直接回家睡觉，让他的大儿子在现场照应。要是碰上停电，牛高就不敢怠慢，他得一个人蹲在池塘边的大柳树底下，照看那台珍贵的发电机。保证电影放映过程不出任何问题是他的职责，但所有这些事都是义务性的，除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报酬。
  因为要和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