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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叶楷文多么不喜欢这样的笑声，可这笑声就是不肯停下。逼得他不得不大声狂吼，以阻拦这令他嫌恶的笑声。
  他不知狂吼了多久，直吼得天昏地暗，直吼得自己的狂吼，也变做了恶笑。在这压抑了不知多久、似男似女的恶笑里，叶楷文将他为这幅画卷付出的惊骇、牵挂、思虑、辛苦、力气……倾倒得千干净净。
  是啊！
  谁能证明这是一痴的画；
  谁能证明西晋有位“中书令”叫做一痴；
  谁能证明贾南风与妹妹贾午，有过一个共同的、青梅竹马的恋人；
  谁能证明贾南风最后的一腔鲜血，喷洒在了这幅画卷上；
  谁能证明贾南风是一个专权的皇后，西晋所有的腐败、八王之乱全是她的罪过，谁又能证明不是她的罪过；
  谁能证明这幅画用的是晋纸，谁又能证明晋纸果然是小幅；
  谁能证明晋纸也好，还是其他什么纸也好，竟能保存一千七百多年而不碎为纸屑；
  谁能证明这就是晋代的绘画？晋代流传至今的书画少之又少，如何这幅画卷得以保存至今。科学保管只是近代的事情，无论哪一份有年头的书画收藏，都不可避免潮、霉、虫蛀厄运，又何况一千七百多年，天灾人祸、颠沛流离、频频易主，竟能丝毫无损至今，不是鬼话又是什么；
  谁能证明这些荒诞不经的事，不是后来有个叫张洁的人，胡说八道又是什么。
  ……
  二
  叶楷文多虑了。
  有关那幅画卷的离奇遭遇，托尼、海伦听后，只是心有灵犀地相视良久，除此，什么情况也没有出现。托尼甚至舒心地说：“很好，毛莉你做得很对，终于让它有个完满的结局。”听上去，像是避免了一场灾祸，从此可以安居乐业。而在此前，无论如何对它视而不见，总像是悬着一个未了的疑案。
  尽管结婚多年，托尼从未向海伦提及这半幅画卷，海伦却是一副早知如此的模样，她对托尼说：“亲爱的，我相信这个奇迹，你我二人之间的不言而喻。”
  只是当夜，他们在壁炉旁，相拥而坐了很久，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还有什么人，比这一对夫妇更安恬呢。
  而毛莉生长在那样一个家庭，钱的概念并不十分强烈，比如，她从未算计过，她对这幅画卷的贡献，在这幅画卷的经济效益上，占有几成比例，而她又能分成多少……
  至于弟弟亨利，完全把毛莉的叙述当作了海外奇谈，尽管嘴里不断发出惊诧的音节，可谁都能听出，那些音节的三心二意，然后就忙不迭地谈他即将到来的棒球赛季。说真的，干山万水、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人和事，就是再离奇，听听也就够了，还能如何。好比自己的林肯总统，即便最后闹清他是如何死的，又能怎样？
  反过来说，除了亨利自己，大家对即将到来的棒球赛季，也没表现出非常的兴趣。
  可是，如果，对什么都不能沉醉其中的话，人生也许就失去了另一方面的乐趣，是不是呢？海伦的祖父曾说，“凡事不可过于痴迷，过于痴迷，就会带来不幸”，对不对呢？
  毛莉依旧每个周末到叶楷文家里做清扫。
  头一个周末没有见到叶楷文先生，毛莉没有在意，过去也有她来清扫，叶楷文不在家的时候，反正她有公寓的钥匙。
  第二个周末，叶楷文还是没有在家，毛莉仍然没有感到什么意外。
  第三个周末，叶楷文还是不在，毛莉有些奇怪了。向门房打探，门房说，若干天以前，见叶楷文先生提着一只皮箱出去了，至今还没见他回来，不过他经常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几周不照面也是常有的事，没什么特别之处。
  到第四个周末，叶楷文还是没有消息。
  在公寓前厅，毛莉碰到了隔壁的邻居太太和楼上的邻居太太。隔壁的太太说：几周之前，半夜三更的，她听见救护车来过，但是救护人员没有上楼，而是直奔后院楼下，像是有人跳了楼。不知是谁，单看个头，和叶先生差不多。不过她是从楼上的窗里下望，不能十分肯定。
  楼上的邻居太太说，不，那不是救护车，而是救火车，她在楼上，都嗅到了什么东西燃烧的气味，那气味像是从叶先生家里传出来的。
  有关叶楷文的下落，莫衷一是。毛莉只好把钥匙交给门房，不再去为叶楷文工作，她想，等叶楷文先生回来，自会打电话给她。
  毛莉回到了从前的生活，却没回到职业介绍所去登记，以便另行寻找雇主。终日无所事事、也有点魂不守舍地呆在家里。常常坐在阳台的一张摇椅上，胳膊肘撑在摇椅扶手上，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支烟，任那支烟自顾自地化为灰烬，也不抽上一口。
  一有电话铃响，第一个跑去接电话的总是她。这时，父亲和母亲就会对望一眼，满眼的对话里，包含着许多内容，就是没有忧虑。
  是的，毛莉挂心叶楷文的下落，不仅仅因为他们之间的情谊。那情谊有点特别，既不像“哥们儿”，也不像朋友，说是“战友”也不妥帖……不如说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他们粘在了一起，不管他们本人情愿还是不情愿，就这么牢牢地粘在一起了。
  更重要的是心里挂着许多悬疑：自己到底来自何方；那所风格奇特的大宅子，与她和她的家族到底是什么关系；她与那所大宅子间的感应，以及画面上显示的家族故事，是确有其事，还是她一时中邪……探索自己的来处，永远是人类不懈的痴迷，即便科学家告诉我们，人是从猿猴变来的，可是人类永远认为自己还有更浪漫、更神秘的源头，毛莉这样对自己说。
  两个多月过去，毛莉收到一封信，信中只有短短一句话，“到印加帝国去吧，人类的许多疑惑，差不多在那里都可以找到答案。”
  印加帝国？那个从来没有文字的印加帝国早已消亡，留下的只是印加帝国的N代子孙秘鲁……即便没有消亡，那样大的地域，上哪儿找去，连最基本的东、南、西、北方的指示也没有；又去找谁，哪个家族、何许人士、姓甚名谁；一个从来没有文字、早已消亡的帝国，能告诉后人什么……
  难道要她将印加帝国或是印加帝国的N代子孙秘鲁，一寸一寸地搜刮、丈量？难道要她将那里成千上万的人，诸个儿打问一番？或是将他们祖先留下的结绳一一破译？
  难道就这一句话，还有没有更多的线索？毛莉将那封信看过来、看过去，几乎将信封、信纸揭掉一层皮，也没有找到多一个字的线索。
  而且没有回信地址，也没有寄信人的姓名，只在信的末尾看到Zhang五个字母的签字。
  这是某个人的姓，还是某个人的名字？
  想必这位Zhang会知道得多一些，可是，又上哪儿去找这位Zhang？
  二００五年二月Schoeppingen一稿
  二００五年九月十一日北京二稿
  二００五年十一月五日北京三稿
  向北方
  ■　张　翎
  小越：
  爸爸要离开你一段时间。爸爸离开的原因，等你再长大一些就明白了。爸爸要去的那个地方，在多伦多的北边。很北。可是不管爸爸在哪里，爸爸的心永远不会离开你。
  苏屋嘹望台。
  陈中越趴在桌子上，举着放大镜在那本新买的加拿大地图上寻找这个奇怪的地名。湖？白河流如蝌蚪带着各式各样的尾巴，在放大镜里游来游去。后来他终于摆脱了蝌蚪们的纠缠，在安大略省的北部找到了这个芝麻大的黑点。
  打开电脑，进入雅虎，有十几条索引。
  镇内人口：3400。外围人口：1800。纬度：北纬52度。主要居民：乌吉布维族印第安人。辖区：印第安和平协议第三区……
  网页的图文说明渐渐地模糊起来，只剩下几个字如平地里兀起的山峰，生猛地占据了他的全部视野。
  北纬52度。
  中越翻出一本卷了毛边的中国地图，沿着北纬52—53度线一路找过去，只找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地名：漠河。他听说过这个地名。中学地理课老师曾经告诉过他，这是中国最北的一个县。
  也就是说，苏屋瞭望台和中国最北的一个县城几乎处在同一条纬度线上。
  中越觉得血从脚底一寸一寸地热了上来，心跳得一屋都听得见。关闭了网页，就飞快地打出了一封信：“我接受聘任合同的全部条款，将于两个星期之内赴任。”信打完了，用食指轻轻地击了一下发送键，叮的一声脆响，电子信件飞离了他的电脑——这才感觉到手在微微地颤抖。闭上眼睛，仿佛看见了满天都是透明的翅膀，载着他一腔的急切，飞向那个有着一个奇怪的名字的加拿大北方小镇。
  第二天中越就开始收拾行李。大件的家具电器，都送给了范潇潇。自己的日用物件整理起来，是四只大箱子。两只放后盖厢，两只放后座，应该正好是一满车。关结银行账户，检修汽车，购买长途行车保险，带小越去家庭医生那里做年检，与导师同事朋友一一话别。琐琐碎碎的事情，办起来竟出乎意料地简单顺利。
  一个星期之后，中越就开始了前往苏屋瞭望台的漫长旅途。
  启程的那天早上，车都开到高速公路口上了，他又停下来，用手机给潇潇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铃响了很久，才有人接。“小越在吗？”他问。那头冷冷一笑，说你有多少时候没送小越上学了？你不知道她夏季班的校车七点半就到？他顿了一顿，才说潇潇那我就走了啊。那头不说话，他就挂了。停在路边，他怔了半天，心想自己大概还是期待着潇潇说些话的。可是他到底期待潇潇说什么样的话呢？其实，无论她说什么，他都主意已定。她是知道他的，所以她什么也没说。
  车子开出了多伦多城，屋宇渐渐地稀少起来，路边就有了些田野，玉米在风里高高地扬着焦黄的须穗。再开些时辰，房屋就渐渐绝了迹，田也消失了，只剩了大片的野地，连草都不甚旺盛。偶有河泽，一汪一汪地静默着，仿佛已经存在了千年百载，老得已经懒得动一动涟漪。夏虫一片一片地扑向车窗，溅出斑斑点点壮烈的绿汁。路上无车也无人，放眼望去，公路开阔得如同一匹巨幅灰布，笔直地毫无褶皱地扯向天边地极。中越忍不住摇下车窗，将闲着的那只手伸到窗外狂舞着，只觉得满腔的血找不着一个出口，恶浪似地拍打着身体，一阵一阵地轰鸣着：向北方，向北方，向北方。
  中越对北方的向往，最早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中越出生的年代，正逢越南在轰轰烈烈地打着仗。中越三四岁的时候，跟着院子里的孩子们看过一部越南电影。电影的内容有些模糊，依稀记得是一群面黄肌瘦的南越儿童，在飞快地削竹桩。电影的插曲，他却清晰地记住了。这首插曲词语重叠，音韵反复，极容易上口。用现代流行音乐的套路来重新诠释，其实就是“蓬擦擦”最简单的变奏。
  向北方，向北方，南方的孩子盼解放。
  向北方，向北方，南方的孩子盼解放。
  向北方，向北方，南方的孩子盼解放……
  这是中越一生里学会的第一首歌，是记忆的大筒仓里垫在最底层的一样东西。后来长大成人，筒仓的内容不断地增加着，溢失的却总是那些堆积在最表层的东西。而最底里的那首歌，却已经化了血化了骨，再难剥离了。虽然那时他对南方对北方都毫无概念，那首歌却是最早点燃了他对北方的模糊向往的。
  后来，他的小舅和二姑，都是知青，都去了东北的生产建设兵团，时时有信来。那时父亲还在，饭桌上，母亲就念信给父亲听。信都是些诉苦的信，他半懂不懂地听着，只记住了他想记的部分，比如康拜音割也割不到头的田野，比如看不到一丝云彩的地平线，再比如比棉被还要厚的遮了天盖了地的冬雪。这些信使他对北方的模糊猜测开始具备了一些实质的内容。
  再后来，他就发酵似地飞快长大了。初三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一米八０的大高个了。裤子永远太短，鞋子永远太紧，门框永远太矮，嗓门永远太粗，学期品德鉴定上永远有“希望改善同学关系”的评语。开学分组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做他的同桌。学校野营训练，没有人愿意和他睡同一张床铺。除了在运动场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他舒适地摆置自己的身体。他觉得自己是一头高大笨拙的熊，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江南精致而错综复杂的街景习俗人情中，举手投足间随时都可能碰碎他所遭遇的一切，不是他伤了人，就是人伤了他。江南的城郭像一件小号的金缕绣衣，他轻轻一动，就能挣破那些精致的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