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是头一回。”我说，然后向他讲起前几次的发作，贝茨大夫所做的检查，都讲得很简单。“杜塞尔多夫的医生说，我患的是间歇性跛足。”
  “这是对的，”德贝尔说，“而且心脏也有病。我看了他开给您的药。当我们抬您上来时，药盒子从您的袋子里掉了出来。今天是一次特别严重的发作。”
  “最严重的，大夫。”我说，“现在我该怎么做？病情恶化了吗？”
  “我不清楚，那位德国医生给您检查时它有多严重。您近来老是激动不安吗？”
  “是的，”我说，“很多。我也吸了烟，因为您肯定也想知道这个。我工作很多，来回奔波。我还得继续工作下去。我现在不能垮下来。还有……大夫，我发生的这些事请别让任何人知道！任何人！也别让送我来的迪尔曼先生知道。”
  “我对您讲过，我答应保守秘密。没有您的明确允许，不会有哪个第三者从我这儿了解到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那我有个请求。”
  “什么事？”
  “您能不能为我检查一下我的脚和我的心脏，告诉我，它们怎样——马上就查？”
  “我正想建议您这么做。”他说。
  “您肯定也会告诉我真相，儒贝尔大夫。”
  “您跟我来。”他说。
  他带我穿过医院，来到不同的科室，做心电图和一系列其它检查。他亲自非常仔细地检查了心脏，尤其是脚。我注意到，他测了两只脚上的脉搏。一小时后检查完毕。我们走进他的房间，那里面除了一张堆满纸的办公桌和满满的橱柜，只有两张沙发椅和一张床，值夜班时他可能就睡在那上面。我坐下。
  “怎么样？”
  “您想知道真相，卢卡斯先生？”
  “是的，当然。”
  “全部真相？”
  “就是！”
  “您也肯定能承受全部真相吗？”
  “肯定。”我说，“我不能承受的是现在还继续不明就里。”
  “那好吧。”他说，“那么……”他以他的梦想般的眼睛望着我，它们变换着表情，变得很明朗很严肃了。“您有病，卢卡斯先生，病得很重。我指的根本不是心脏。心脏患有心绞痛，但是可望用硝酸甘油控制住它，必要时也可以用其它药物。真正灾难性的是您的左腿。”
  “我的左脚。”
  “不是，可惜是整条腿，一直到大腿根。您的左脚还有您的整个左腿出血都非常严重。一根烟也别再吸！”
  “是，是……接着讲，接着讲！”
  “接着……”他的目光不离我的脸，“接着……左腿没了。”
  “什么叫没了？”我问，此刻我非常镇定和平静。
  “这是指，您得料到，要截掉左腿——最迟在六个月后。也许要早得多。”
  “截掉？”
  “您说，您能承受全部的真相。”
  “我做得到。但截肢……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没有，卢卡斯先生，即使您一根烟也不再抽。即使您生活得无比理智，一点也不激动。脚里的疼痛还会出现，渐渐严重。跟您将会遇到的相比，今天的疼痛算不上什么。您将不能承受那种疼痛。”
  “也许能够呢。”
  “不。”他说。
  “用药。重药！”
  “这没有意义。您的腿必须截肢。必须，先生。”
  “可是为什么，如果我——用药——忍受这疼痛？”
  “因为它到时候会坏死，因为它会腐烂。如果不截肢，您会死于烂腿，卢卡斯先生。”
  我缄口不语。我们仍然望定对方。
  “这很残酷。”他说。
  “是的。但我还是感谢您。我非常感激您，德贝尔大夫。”
  “您说过您能忍受真相，先生。好吧，这就是真相。”
  “您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一个字？”
  “这我发誓。”儒贝尔大夫说。
  13
  “庄严”酒店的门卫给我一个消息。
  “请您马上打电话给迪尔曼先生。”
  “谢谢。”
  我上楼去我的套房。这天夜里也非常暖。我在客厅里坐到电话机旁，要求接通“卡尔顿”酒店。那里帮我接通了迪尔曼。他的声音听上去困惑不解：“我不得不赶紧离开。我跟警察局长约好了。医院里说，您的事可能会拖得很长。老天，怎么回事？”
  我笑。
  “没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医生说，是这里的炎热。今天来回跑得太多了。小小的血液循环系统供血不足。”
  “实情真是这样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实情！儒贝尔大夫为我从头到脚做了检查。我拿了药。得防着点太阳。别的我完全健康。”
  “肯定无疑？”
  “您不相信我吗？我向您发誓！”
  反正儒贝尔大夫向我起过誓。
  “那好吧，您别再恼火了。无论如何我是放心了。在我的车子里真是可怕。”
  “这下您又可以彻底放宽心了。”
  “是吗？好吧，我放心了。”
  我想，最好是赶紧再谈起我们的生意：“我没有能够回答您的建议，亲爱的迪尔曼先生。我完全理解您的困难处境，您为此受罪，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从我身上看得出来吗？”他的声音听起来听天由命。
  “对，您这人太正经了，不会喜欢这种事。我不能满足您的要求，这让我非常抱歉。我也有我的使命，跟您一样也有一颗良心。您请求我的事，我不能做。跟克斯勒谈论此事也没有意义。他绝不会同意这种事。”
  出现一阵阵长长的静默。
  “迪尔曼先生！您听到了我讲的话吗？”
  “不错。那是一个尝试。处在我的处境必须什么都试试。我能想得到，您不会……”迪尔曼叹息一声，“糟糕的是我看得见，一切将会如何结局。”
  “如何？”
  “肯定不像您或我希望的，卢卡斯先生。”他悲伤地说，“而是像上面的那些大人希望的，是的，可能是这样。像不同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这我预见得到。为此我将以我的努力取得成就。一种我憎恶的成就。而您，先生，您将……咱们停止吧。每个人都必须做他必须做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谢谢您。”
  “谢什么？”
  “谢谢您的支持。”迪尔曼说。
  啊，我支持……
  挂断之后，我冲澡，穿上晨衣，坐到大窗户前的阳台上。十字架路，灯光，大海，一座美妙城市的如今已经如此熟悉的神奇图像。我仍然坐在阳台上。我还能工作。我还可以挣钱。我还有两条腿。我的银行户头上还有钱。我还有我的工资。
  还有。
  但一切都已经注定了，我想。灾难和沉沦。孤独，苦难。结局。也许这样反而更好。昂热拉相信我妻子，而不是相信我。昂热拉结束了我们的这段爱情，因为她不信任我。眼下真是太可怕了，在我这样的年龄，我对自己说。但从长远看——什么叫从长远看？最多看到六个月后，那大概是惟一的解决方法。一定有个上帝，将一切导人他的轨道。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能当场理解，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我，我现在能理解了。我看透了你，上帝。看来你甚至是善意待我的。因为当我知道了我的真相时，在昂热拉的身旁我如何忍受接下来的那六个月？如果我将真相告诉了她，昂热拉会如何承受它？而终有一天我必须这么做。她肯定会非常勇敢，会安慰我，说，即使他们给我截了肢，她的感情也始终不渝。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如果她还爱你，如果她今天不结束这段爱情的话，她会这么说的。哎呀，跟一个只剩一条腿的男人能好多久？就算他还能工作，他也得有几个月工作不了。因此，他们当然得让你退休，我对自己说，他们没别的出路。你没有了昂热拉。你离开了你的妻子。我宁愿死去，也不愿回到卡琳身边去。我会死去，孤独地死去，请让我孤独地死去。怎么死？在哪儿死？我的银行户头上的钱会迅速花光。我的退休金比我的工资低得多。如果卡琳不同意离婚，她必须得到她的那一部分。如果我截肢了，也许她永远不会离婚，她会想，我也许很快就会死去，那留下的一切就全属于她了，住房、家具、保险，一切。另一方面，假设昂热拉今天没有跟我决裂——作为没有工作能力或只有部分工作能力的人，我在经济上该如何做到？环球保险公司不能留下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干我这一行需要两条腿奔跑。那我能干什么工作呢？挣多点？那我到头来还是会成为昂热拉的累赘。不，不，你聪明地安排好了一切，上帝，我想。非常聪明。就算我现在完了。彻底完了——没有昂热拉。也许我得受到惩罚。也许是因为我这样抛弃了卡琳而受罚。这么没有怜悯，这么冷酷无情。不顾她怎样。就为这事。也许。
  天色已经晚了，十字架路宁静空虚地横卧在我下面。时间旋转。我再三地想着同样的事：我的腿一点也不痛了，它似乎好了。只不过它最迟六个月后就得截肢。有很好的假肢。也许过一段时间后就能勉强走路了。但那时候我还是不能再干重活了。真奇怪，我想，生活之中，早晚之间一切就会彻底崩溃。一切。爱情，幸福，甚至生活本身。
  当我这么坐在那里时，我的身体有时因为对昂热拉的爱情和渴望而抽搐作一团。因为对这结局的忧伤。噢，是的，这一整夜经常这样。但后来我又现实地想起钱、假肢、不能工作和贫穷。我当然也想：儒贝尔大夫有可能弄错了。但我马上就又想：如果一位大夫这么肯定地讲这么严重的事，那他就一定有把握。吞下去吧，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咽下去吧，你的未来就是这样的。你本来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现在你体验到了。一小会儿。上帝不会再给你了。只有这么一点时间。一切就过去了。现在你是孤独一人，你将非常地孤独下去。《理查三世》里怎么唱的？“你会绝望、绝望地死去！”
  我还没有绝望。截肢不会截死人。大多数不会。也许会。无所谓。我什么都无所谓。钱。两个女人。跟昂热拉的年龄差距。即使没有今天这一天。年龄差距，再加上是个残疾。不，不，上帝做得对，我对自己说。尽管很痛，但我看得明白。是的，是的，我看得明白。我已没有力量，现在再像个疯子似的将我拥有的一切押上去，过上六个月，追逐某种冒牌的幸福。去酗酒、去嫖妓、去赌。数小时后，我心如止水。我想，不，我不会做这种事，而是要规矩地、尽量好地结束此事，毕竟环球保险公司为此支付了我大笔钱。工作将会帮助我忍受一切，失去昂热拉，我的孤独，等待手术。然后得走着瞧。现在你得睡觉，我对自己说。
  我上床，但是我睡不着。我的走投无路的处境令我喉咙作呕。我辗转反侧。我诅咒我的生活，诅咒昂热拉，诅咒上帝。您知道吗，理智、冷静、超脱地行事，就好像你已经是个能承受一切的人，这是一回事。然后你躺到床上，冷冷清清，没有任何人对你讲话，没有一个人听你讲，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家，什么也没有——这又是另一回事。连最后的东西、连希望都没有了——是啊，这已经有点不同了。
  14
  马尔科姆·托威尔不厌其烦地挑选合适的球棒，走来走去，目测球，不慌不忙，把球棒举到头顶，然后击出去。球飞走，越过护理过的草地飞得远远的，这儿的草地起伏不平。
  “不赖。”马尔科姆·托威尔满意地说。他穿着山东绸的衬衫和紧身的灰色麻布裤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花丝巾，有点太注意修饰了。他动作像个女人，讲话软绵绵的，唱着歌，哼着曲。我们走向第三个洞，球落在那附近。一个球童推着小车跟着我们，车上放着托威尔的球棒，球装在一只袋子里。那球童是个长满粉刺的男孩，至多十四岁。他只讲法语。我们只讲英语。
  这是六月十三日，星期二，上午八点半。我一大早打电话到托威尔家，因为我知道，他每天在莫金斯附近的草地上打高尔夫球，而且，因为炎热，是上午打。他开着他的奔驰车到“庄严”酒店前接我。这天夜里我睡了也许半个小时，但我感觉精神旺盛，心情舒畅。我一点也不想昂热拉和那条要截肢的腿，一次也不想。但这其实是撒谎。
  “真迷人。对不对？”托威尔望着那个小球童，冲他微笑。他推着小车跟在我们身后。小男孩开心地笑着回答他。“我非常迷恋这男孩。他迷恋我，总想跟我走，不跟其他任何人，将我深藏在心，可爱的小不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