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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去‘庄严’酒店。”
  “是，先生。”
  在出租车开动的一刹那，我也感觉到左胸在疼，我对它已是那么熟悉。还很轻，但我知道，它会厉害起来的。我手指灵巧地寻找药片和硝酸甘油胶囊，我总是随身带着，吞下第一种，嚼碎另一种。
  我现在怎么做？到酒店后给昂热拉打电话？乞求，请求，向她起誓，相信我？不，如果不是她自己相信我，这是徒劳的。因为只有有错者才会不顾一切地自卫，所以我不可能那么做。这到底对不对呢？如果对，那我是不是无所谓呢？没了昂热拉我还能干什么？我不敢想象我们的关系会就此结束。脚里的感觉难以忍受了。我胸口的压迫越来越强了。左臂疼起来。昂热拉。昂热拉。我不可以想她，要不然我会失去理智。可我忍不住要想她！今天早晨她还指给我看那棵开花的杏树。今天早晨还……
  我终于觉察司机在看着我，跟我讲话。我们已停在了“庄严”酒店的大门入口处。我不知道已经停在这儿多久了。
  “您不舒服吗，先生？”
  “一切正常。”我边说边付钱。我费力地从后座上下来，因为我几乎抬不起我的左脚了。出租车开走了。现在天色已经差不多全黑了。我一定在电梯里蹲了很长时间，我想。滑稽，在那位老太太之前，没人想乘它。滑稽，一切都滑稽。滑稽得要死，滑稽死人。我在室外又吞服药片和硝酸甘油胶囊，一瘸一拐地进了大厅。
  大厅里只有少数人，有些人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房间，我想上我的房间。我像个生病的动物那样趴在它的窝里死去。我再也没有力气了，只有疼痛和恐惧。然后，就是那每一分钟都在像这种疼痛一样增长的绝望。
  “卢卡斯先生！”
  我转过身。
  像以往那样亲切——加斯东·迪尔曼。他善良的眼睛在镜片后关切地望着我。
  “噢，晚上好，迪尔曼先生。”
  “晚上好。我给黛尔菲娅夫人打过电话。她说您走了，估计是回了酒店，确切的她说不清。因此我就从‘卡尔顿’酒店过来了，在这里等您。”
  “为什么？”
  “您今天跟那位泽贝格先生谈过，对吗？我也跟他谈过。现在我想跟您谈谈。您怎么了？您不想跟我谈吗？”
  我思索。如果我现在单独呆着的话，那疼痛、那绝望也许会强大无比。最好是不单独呆着——即使会出什么事。迪尔曼似乎没注意到我的状况。我也尽量打起精神来。
  “我当然想跟您谈谈，迪尔曼先生。也许在酒吧……在平台上？”
  “那儿到处都有许多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偷听我们。我不想冒险。我在戛纳这儿租了一辆车。它停在‘卡尔顿’酒店门外。咱们走过去，开着兜一圈。这样肯定就没人偷听到我们了。”我们走过去……老天，我们走到‘卡尔顿’酒店去！那距离虽不远——但不是对于像我这种情况下的一个人。什么叫像我这种情况？我不能被疼痛和绝望打败，不！我说：
  “行，咱们走过去。”
  我们走。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到“卡尔顿”酒店的。我的脚前所未有地疼得厉害。左胸侧的疼痛现在扩散到了左臂，一直到手指尖。我透不过气来。十字架路的人行道上有许多开心的人们。商店的灯光闪烁。我看不真切了。我听不真切迪尔曼在讲什么了。他有一家什么鳟鱼饲养场。他是个热情的钓鱼迷。驶过的汽车的车灯。暖和的空气。一声清脆的女人笑声。人们，人们，人们。我撞上他们，我被人踩了脚。我的脚。我的心。更严重，越来越严重。我要是留在酒店里就好了。疯了。我正在做的一切全是胡闹。我所做过的一切。我打了昂热拉。不。不。别想昂热拉。这该死的药没效，一点效用也没有。我再也走不动了，我想，我连一步都走不动了。我走着。我坚持到了“卡尔顿”酒店，坚持到迪尔曼的车，一辆黑色的大克莱斯勒。
  他开动。十字架路上的车流是那么密集，我们只能像走路似的前进。迪尔曼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胸口和脚里的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可千万不能讲什么。谁知道迪尔曼到时候会不会害怕得送我去一家医院，会不会这样就泄露出我患的是什么病，古斯塔夫到时候会不会获悉了将我召回。如果他召我回去呢？跟昂热拉那可就完了啊。完了！它永远不会完！
  “一切似乎都很有说服力。”迪尔曼说。注意，你没听到这句话的开头。
  “什么？请您原谅，先生。”
  他瞥我一眼。
  “我说，泽贝格先生所讲的有关他的上司赫尔曼的一切，似乎都非常有说服力。您不觉得吗？”
  “是的。不。”那钳子来了，我还能感觉到它。
  噢，亲爱的上帝，请不要。
  “是的，不。”迪尔曼说，点点头，“这正是正确的回答。赫尔曼可能做了什么事情，它一旦被公布出来，必然会毁掉他作为一个无可指摘的银行家的声誉。它似乎公开出来了——总之，他在‘法兰克福宫’演讲完之后冲进了银行，开始在泽贝格的办公室里到处翻找。”
  “对。”再多的话我讲不出来了。那钳子现在紧紧夹着我的胸。我在我的位置上坐直，有点气喘。我把我这一边的窗户旋下。空气！
  “但也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泽贝格很狡猾。我们没必要相信他。根本不可以相信任何人。”
  “对。”不，上帝不帮我。那种毁灭感出现了。那种碾碎感。这是那种恐惧，那种可怕的疯狂的恐惧。我的双手抓进座位的皮垫里。迪尔曼全神贯注于开车，他必须非常注意，但不是注意我。
  “现在，我们假想赫尔曼确实想拯救他的名声。他来到这下面，跟其他所有这些人商谈，说服他们帮助他，弥补这笔英镑生意。这就是说，靠简单的办法他当然再也不能弥补了。请您想想这笔生意之大！请您想想德国的银行监督！不，不，但至少为了保护他的名声，他隐隐看到了有可能由参与的整个组织共同分担这笔巨大的损失。如果他们帮了他，那或许还有可能，比如说在内部转嫁到属于科德公司的公司头上。这是可以想象的，对吧？”
  “对。”在我眼前，汽车的红色尾灯像在乱舞。每当车辆停下时，刹车灯也跟着亮。红灯、红灯、许多红灯。钳子。我正在死去。我死在这位如此彬彬有礼的人身旁，他根本没注意到我怎么了。我正在死去。对，对，对。噢，那钳子。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胸口和脚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疼痛。不能再讲话了。不能再思想了。只想到死。死在戛纳。在十字架路上。在一辆克莱斯勒车里。红灯。现在它们旋转起来了。一切都在旋转。我在我的座位上扭动，双手捂着胸。开车非常困难。迪尔曼不得不当心，不然就会出车祸。十字架路越来越堵塞。
  “先是找基尔伍德。他说，不，他不帮忙。然后找其他人。他们也说‘不’。他们也许是想毁掉他，逼他自杀。他们肯定有他们的理由。我们可以想得到。也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但也可能是这样，对不？”
  他一个劲地讲着，不等我的回答。
  唾液不停地在我的嘴里聚集。我咽啊咽。汗流进我的眼睛里。那钳子。那钳子。它还从没这么可怕过。我正在死去。我爱你，昂热拉。不，不，不，我知道，你也爱我。或者不再爱了？那我就死掉好了。啊……
  “这样赫尔曼就自杀了。总之——那位护士给他搞了炸药。她可能是他的亲信。她被害了。维阿拉被害了。基尔伍德被害了。他们殴打了您。昨天他们又将黛尔菲娅夫人的汽车破坏，好让您发生车祸。但这一切都说明，那不是自杀，而是谋杀，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掩盖它。我现在想讲的话听起来骇人听闻……”
  红色！全是红色！汽车的灯光散开。迪尔曼的声音从远方飘来。我坐在那里，为了不发出哼哼，为了不致因为疼痛、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叫出声来，我咬得嘴唇都出血了。也许事情会过去。昂热拉和我又可以走到一起。肯定的，非常肯定。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如果我向迪尔曼公开了我的状况呢？不，不，不，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该坐上这辆车。现在我连下车都不能够了。现在我困在这里了。
  “您瞧，我是那个要尽可能避免一场世界范围的丑闻、将一切大事化小的人。我相信，您能够想象到我的感觉。”
  “啊……”
  “我只是这么想，也希望如此。”他点头，望着前方。不可思议，他一点也没注意到我的状况。我的心脏现在急剧跳动，我感觉它就在舌头上，在牙齿间，在脖子里，无处不在。我的全身都在跳动，好像有一把灼热的钳子搁在我的左脚上，我整个的左腿上。
  “他们不是刑事犯罪分子。那些谋杀和袭击有可能——我说的是有可能——另有原因。这个亿万富翁的组织在此一定有他们的秘密。在最高层，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不跟这个组织斗争，因为后果不可估量。我已经说过，我恨他们派给我的这项任务，但我现在接受它了。因此有个问题：您能不能——请您不要瞧不起我，先生——让您的保险公司令人信赖地持自杀的观点呢？”
  情形还在恶化，更加恶化。我根本无法呼吸。
  “呃……”
  “您等等！我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提这个建议的。先生，咱们俩知道，没有任何办法对付这群人。如果我们想阻止更多的灾难，如果我们不想再引发别的谋杀，就应该让这件事尽可能和缓地平息下来。我所讲的这些很可怕，但是我看不到其它出路。如果您在您的公司持自杀的观点，它也就不必付钱。因此，发表这种看法应该是容易的。赫尔曼夫人肯定不会坚持索要保险金。毫无疑问，跟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她更关心那些重要得无与伦比的事情。即使您的保险公司不付钱，这也已经是朝着掩饰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您的公司也许可以通过这一做法让克斯勒也中止他的调查。那么，您愿意给您的公司……我认为，那么，自杀的理论就会非常强烈地显示出来，我们就会有一个机会……卢卡斯先生！卢卡斯先生！您怎么了？”
  “我……呃……”
  太严重了。我窒息。我在燃烧。现在他终于觉察了。他惊慌地踩刹车。车子猛一跳动。随着这一跳动我向前倒下去。我还记得，我的头撞在仪表板的软垫上。这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12
  白色。一切都是白色，非常亮。
  我万分害怕，非常缓慢地试着呼吸。一点也不费力。没有疼痛了，没有钳子了。我小心地睁开眼睛，习惯了那白色、那亮堂。我躺在一张床上，身上穿着衣服，只是没有鞋。一位高个子男人坐在床边，观察着我。他的脸宽宽的，波浪形黑发。他的脸酷似一个画家、一个诗人。他大概有五十岁。
  “好了。”他说。
  “您是谁？”
  “我是儒贝尔大夫。您这是在布洛赛医院。”
  “在一家医院里？”
  “对，卢卡斯先生。”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送您来的那位先生对我讲的。”
  “迪尔曼先生吗？”
  “对。他等了一会儿就开车走了。他必须去赴一个约会。他会再打电话来。您在他的车子里……”
  “是的。”我望着儒贝尔，“现在几点了？”
  “晚上九点，先生。您昏迷了……一段时间。您被送来后，我给您注射了一针。对付……对付那发作。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对不对？”
  “一切。”
  “您认为您能站起来吗？”
  “我不知道。”
  “您试试。”
  我试了试。好像我脚里从没疼过似的，好像我从没发过心脏病似的。儒贝尔大夫微笑地望着我。他也站起来了。
  “这太好了！”
  “对，”我说，“太好了。”
  “卢卡斯先生，这可不是您头一回发生这种事。”
  我迟疑。
  “您别担心，我保证保密。”
  对这位医生我马上就有了信任。
  “不，不是头一回。”我说，然后向他讲起前几次的发作，贝茨大夫所做的检查，都讲得很简单。“杜塞尔多夫的医生说，我患的是间歇性跛足。”
  “这是对的，”德贝尔说，“而且心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