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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矮小的路易·拉克洛斯声音中带着极大的苦涩说：“您最终胜利，迪尔曼先生。什么时候？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您说，这要很长时间，是一个长远目标。到那时胜利的是谁？不公正？先生，我憎恶不公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发生着不公正，发生了犯罪，而且肯定还会发生。如果我经历不到，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不公正的胜利和罪行得不到惩罚，那正义的遥远胜利对我又有什么用？当我就职时，我起过誓，要尽全力追究不公正。我应该忘记我的誓言吗？因为巴黎的大人们跟其它什么地方的大人们商谈过，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它就无效了吗？”
  加斯东·迪尔曼平静地说：“我对你们讲过，我的先生们，我是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接受我的任务的。我很理解您，拉克洛斯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那些派我来的人不是轻易采取行动的。如果对手力量强大，想战胜它，就需要很大的才智。”
  这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十点刚过，一个星期五。
  加斯东·迪尔曼是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一大早抵达戛纳的，下榻在“卡尔顿”酒店。昨天就通知了他要来。因此我们大家都知道，加斯东·迪尔曼想今天九点三十分在局办公室里讲话。他以他的客气、平静和坚定的方式解释了他的使命是什么：国际最高层在商谈过此案后认为，戛纳发生的事件、游艇的爆炸、人们的死以及随后的罪行，虽然要想尽一切办法侦破，但是对外界要尽量绝对保密，尽可能地保护和小心对待那群跟赫尔曼相熟的金融巨头们，必须想办法这么做。如果公开抨击这些人，就存在着刺激某些人作出轻率举动的危险。一旦这群人中有一个成员一时冲动，进行报复，就会引起雪崩效应。我们在此要对付的跨国公司势力强大，轻率的行为将会引起世界范围的不安，尤其是如果公共舆论获悉了那庞大的外汇转移和金融操作之后。其它企业、银行和投机商们到时候会作何反应，股市会作何反应？如果这个包括科德公司在内的犯罪分子辛迪加瓦解的话，极有可能发生一个“黑色星期五”，股市大瘫痪。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应该将所发生的事情和还将发生的事情只作为一堆神秘的不幸事故和罪行对待，公之于众。因此，最高层达成一致意见，由一个人来领导这种事，由他负责，向新闻界、电台、电视台以及基尔伍德死后云集在戛纳的法国的和许多外国的记者通报消息，掩盖事实真相，通过最大的外交手段阻止太接近那个“大富豪”社会里的任何一位成员，不让对他们攻击得太狠，以免惹得他们抱怨或者抗议。这一切都是加斯东·迪尔曼通知我们的。他承认，他也想象不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按部就班地进行调查。他说：“我们得一起努力，变不利为有利。”
  我为加斯东·迪尔曼感到遗憾。我对他抱有好感。他的职务看来不轻松。
  鲁瑟尔讥讽地说：“一目了然。一切都允许。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只有一点我们不能做。我们不能鲁莽地问这些亿万富翁，他们的亿万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是通过多少不公正和伤害取得的。那样不文雅。”
  “您夸张了，鲁瑟尔先生。”迪尔曼说，又摸摸他的头发，“请您指证这些人之一有罪……”他打住了，一脸不高兴。
  “好，还有呢？”鲁瑟尔问。
  “然后……我们会找到途径，让他承担责任。”迪尔曼说，头往后一甩。
  “迪尔曼先生，”克斯勒说，他沉默到现在，此时气势汹汹，惹得众人都看着他，“我们大家都是公共舆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不对了吗？根据法律，每个人都同样享有幸福、安全、正义和信息的权利，这也不对了吗？”
  “它们还是对的，克斯勒先生。”迪尔曼说。此人忍耐力无限。也正因为如此，才选派他来完成这一任务。
  “护士安娜·加丽娜也有这一权利。”克斯勒说，他的声音现在高昂起来，“海军少尉维阿拉同样享有这一权利。安娜·加丽娜在米兰有家属。维阿拉留下了一位老母亲。即使我们破获了这些罪行，关于他们的最亲爱的人是如何死去的，我们也要向他们过滤、删除并经过审查地公布真情，对吗？”
  “我对你们讲过，我们被逼进了一个麻烦、难堪的处境之中，克斯勒先生。”加斯东·迪尔曼说，挪挪他的眼镜，“可干了这些事的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笨蛋。可惜——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几个直接的当事人不了解或至少不立即了解真相，总比全世界因为这一真相的公布被吓坏而采取无法控制的行动更好。正如弗里瑟先生向我证实过的，您也应该跟我们持同样的看法，克斯勒先生。”
  “我知道，”他愤愤地说，“我跟他通过电话。这真是少有的天大的丑闻，我说。我不会为此原谅我自己。我们，这些成熟的男人们，坐在这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演的什么戏，明白事关什么，为什么要演戏。无辜者或有罪者在此丧生，无所谓，失去生命的是他们，而且还将这么丧生下去。而我们，我们现在得到任务，向您，迪尔曼先生——不是针对您个人，您只是奉命行事——向您报告一切，好让您对我们讲，我们该如何继续下去，我们可以和不可以做什么。”我还从没见过克斯勒这么激动。他望望我：“您也讲点什么吧，卢卡斯！别光让我讲！”
  我说：“我收到了我的公司的电报。我的公司得到了相应的指示，迪尔曼先生。我有义务照您吩咐的去做。”
  “可环球保险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啊！”鲁瑟尔叫道，“国家怎么能影响它？它怎么能这么做？”
  “它本来不可以，但是现在它显然能够。”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回答，拉克洛斯就说，“您总还可以说，我不参加。您为什么不这么讲？”
  “因为我跟迪尔曼先生一样，坚信正义最终会胜利，”我说，“虽然有时候要过很长时间。它最后总是胜利。我不愿意到时候我不能为这胜利作出我的贡献。”这是一个谎言，我想。事实是：如果我拒绝在迪尔曼的指挥下继续工作，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就会把我从戛纳召回，让我去办一桩新的案子。那昂热拉和我怎么办？我处于一种非逻辑的情感状态，认识到只有时间才会找到答案。我只能想到今天。只想昂热拉，只想尽可能地跟她呆在一起。然后……别的我就无法去想了。
  警察局长令我意外地说：“我感谢您的这些话，卢卡斯先生。我的先生们，从现在起，我们大家全服从迪尔曼先生的指挥。”
  “本人绝不会专横地滥用交给我的权力。”当拉克洛斯从鼻子里鄙夷地发出一声“哼”时，迪尔曼低沉地说。
  “你们继续一如既往地调查。”警察局长说，“从现在起，这些调查全由迪尔曼先生协调。”
  “那我现在要问迪尔曼先生一个问题。”克斯勒说，“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先生？”迪尔曼问。
  “也就是那个我们当中至今没人能澄清的问题，因为这里的一切痕迹都被销毁了。赫尔曼先生，据说他坐船去科西嘉，是去阿亚科跟生意上的朋友碰头。”我看到，迪尔曼的嘴在轻轻地抽搐。“我们当中没有人认识这些生意上的朋友。他们一定是住在私人家里，在赫尔曼来访后立即离开了。这些生意上的朋友是谁，迪尔曼先生？”
  “法国的企业家们。”这位外交部来人说。
  “什么企业家？他们叫什么？他们此刻人在哪里？”
  “这个，”迪尔曼低声说，“我不可以告诉您，克斯勒先生。”
  “为什么不能？”鲁瑟尔愕然问。他是那么惊愕，问得十分茫然。
  “因为我的部里禁止我这么做，”迪尔曼说，“至少暂时如此。我只能向你们保证，这些企业家跟这一系列谋杀或其它什么不法行为无关。”
  “这么说要保护他们了。”拉克洛斯说。
  “对，先生。”迪尔曼说。
  “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
  “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迪尔曼说，扫视了一圈，“对不起，咱们的工作竟会这样开场。但是我无法改变。还有人有问题吗？”
  没人有问题。谈话结束了。众人离开大房间。我突然发现我站在迪尔曼身旁。他低声对我讲：“谢谢您，先生。尤其是谢谢您用您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支持了我。”
  我们正沿着一条长长的过道往前走。
  “什么话？”我问。
  “关于正义的话，说它最后总是胜利。您真相信吗？”
  “不，”我说，“您呢，先生？”
  “我也不信。”加斯东·迪尔曼说，他的无比善良的脸一下子显得非常失落。
  2
  当我来到昂热拉家时，一个小姑娘身穿红衣服坐在她的画室里的一张小椅子上。她吻我。昂热拉穿着白罩衫和拖鞋，白罩衫上沾了许多颜料。她在红头发上扎了一根宽丝带，眼镜用一根小链子挂在胸前。
  “你看，”还在前厅里昂热拉就说，让我看左手和钻石戒指，“我拥有过的最珍贵的戒指，我此生有过的最珍贵的戒指。”她让我看右手，“你看这儿。”她说。手背被太阳晒成金灰色，那白色的色素斑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这奇迹，”昂热拉说，“是你创造的。你是我生活中最伟大的奇迹。”
  我们走进画室，小姑娘站起身，行了一个屈膝礼，伸给我手，说了声：“您好”。
  “这是格奥吉娅。”昂热拉用英语讲，“格奥吉娅的父亲在好莱坞拍巨片。他是个著名的制片人。现在，他跟格奥吉娅在此度假。”
  “只有爸爸和我，”格奥吉娅说，又坐下去，“因为我们离婚了，你知道吗？”她把小胳膊交叉放在大腿间，严肃地望着我。
  “这真叫我难过。”我说。
  “我也是，”格奥吉娅说，“但也很激动人心。我半年呆在爸爸身边，半年呆在妈咪身边。这可是很叫人激动的！”
  “非常令人激动。”我说，走到昂热拉身旁，她已经又站在了画架旁。这幅画很宽。在孩子的头后面，昂热拉画了一匹玩具马灰灰的轮廓。我忍不住想起那只西西里亚小马，那只有丝线和许多闪光的金属小片的彩马。它放在杜塞尔多夫“洲际酒店”我的套房里，在一只橱上，放在两只象之间。
  “心灵的残酷，”格奥吉娅严肃地说，“爸爸对妈咪心灵上非常残酷。她说的。在法庭上。登在报上。我已经能读了。心灵的残酷，这是非常严重的东西吗？”
  “有可能。”我说。
  “这是离婚的理由。”格奥吉娅说，“但我不相信爸爸对妈咪心灵残酷。爸爸可爱慈祥。妈咪为什么立即搬去跟叔叔弗雷德同住？”
  “格奥吉娅，”昂热拉说，“在我工作时你不可以讲话，这你是知道的，对吗？”
  “对，当然，”小姑娘说，“我也已经够安静了。我只是问自己，如果我长大了，怎么半年跟爸爸半年跟妈妈过法。”格奥吉娅的脸一下子愁云密布。
  “你坐吧。”昂热拉对我说。
  我坐到一张凳子上，点燃一支香烟，看昂热拉作画。这时，那股甜蜜的、无法描绘的疼痛又一次流过我的全身。
  “今天下午我开车去胡安派恩斯。”昂热拉说，“我买了几件衣服，它们改动过，我还得再试一下。你有事吗？”
  “没有，我有时间。”
  我们现在讲起了德语。
  “那你也一起去吗？”
  “当然。”我说。
  她转向画，又画起来。我注视着她。
  昨天很晚和今天相当早，到了好几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两封是关于全权总代表泽贝格的。他果然在法兰克福。他订了明天飞到尼斯的飞机。古斯塔夫告诉了航空公司和准备到达的时间。古斯塔夫在他的头一封密码电报里就预告了加斯东·迪尔曼会来，说到护士安娜·加丽娜的被杀。他写道，他受他的董事会指示，而董事会又听从上头的指示，最终指示我，我的一切行动从现在起要不断地向这位加斯东·迪尔曼汇报。我当然不要因此而感到受了牵制，但是在作出任何重要决定之前，都不仅要请示古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