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也不。”
  “不，”我清醒地说，“你说得对。一点不疯，如果出的钱足够多的话。他们有的是钱。”
  “正是。这个人也害死了维阿拉。还有另外十二个人，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
  “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环球保险公司得支付一千五百万。”我说，“你派我去，可是要我一定想办法证明那是自杀。”
  古斯塔夫嚼着他的哈瓦纳雪茄，期待地望着我。
  “出什么事了？你不是为此派我去的吗？”我问。“当然是，”勃兰登伯格说，“但我总可以好好想想吧？在这件臭事上什么都有可能。包括不止一个凶手，而是多个凶手，但也可能赫尔曼还是自杀的。”
  “这么说你还相信？”
  “我想相信。我必须相信它。我可以相信它。”古斯塔夫说，“因此，我把你招了回来。咱们还算走运，能证明是自杀。你得坐下一班飞机飞往法兰克福。”
  “那儿出什么事了？”
  “在弗里瑟打电话告诉我有关基尔伍德的一切之前，我还收到了一个电话。是法兰克福的一个人打来的，一定要跟我讲话——他说是找你的上司。然后他告诉我，他有事必须讲给你听。亲自。紧急。在法兰克福。他无法离开。还必须在晚上六点之前。”
  “为什么？”
  “因为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时间了。然后他就要开始工作。那家伙名叫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
  “我不认识。他为什么偏偏要跟我谈？”
  “因为他认识你。确切地说，是认识你的名字。了解你的一切情况。”古斯塔夫说，“他只跟你谈，不跟其他任何人谈。也不跟警方谈。根本不会跟警方谈。当然要钱。给他好了。你多带点。看他讲的值多少。”
  “等等，”我说，“我完全糊涂了。这位……”
  “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这张纸条上写有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亚历山大街。在西边，在洛歇街附近。”
  “这位莫利托尔怎么会认识我？”
  “通过泽贝格。”古斯塔夫说。
  “这更加不可思议了。”
  “非常简单。莫利托尔在电话上对我讲，在戛纳出事的消息登出来后，他就给戛纳的泽贝格打了电话，问他应该怎么做。”
  “什么该怎么做？”
  “拿他可以出卖的东西怎么办，具体我也不清楚。泽贝格知道，他在电话里说的。泽贝格要他讲给你听，你是合适的人，因为你负责此案。”
  “可你对这件事答应什么了？这一切听上去都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没什么太不可思议的，”勃兰登伯格说，“如果事关大笔钱的话。那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事常常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你认为，莫利托尔现在会向我们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
  “也许不是一切问题的。”勃兰登伯格说。
  “那是什么的答案？”
  “证明赫尔曼曾经是一头非常大的猪，他就是自杀了，因为他陷进了走投无路的处境。”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36
  “喂？”
  “昂热拉，我是罗伯特。”
  “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不是真的！”
  “什么？”
  “我在电话前坐了一个小时，盯着它，想恳求它。我再三地说，让罗伯特打电话来吧，让他打电话，现在，请，请，我想听他的声音。我必须听他的声音。我不能等到晚上。我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罗伯特？”
  我是从杜塞尔多夫机场邮局的一个电话间里打的电话。我告诉昂热拉，我必须飞往法兰克福，晚上将跟我的律师碰头。
  “那以后你马上给我打电话，好吗？”
  “那当然。”
  “你什么时候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
  “噢，上帝。”
  “也许我晚上就会知道。”
  “如果不知道呢？如果拖的时间长呢？”
  “那我就得留下来。这是我的工作，昂热拉。”
  “我明白。我明白，罗伯特。只是，你看……”线路里出现沙沙声，越来越大。
  “你讲什么？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喊道。
  “等等，等它结束，这噪音。”
  喇叭里的一个声音传进我的电话间。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它飞往法兰克福的645次航班的通知。请旅客们经14号出口上汽车。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通知……”
  沙沙声消失了。
  “现在我又能听清了。”
  “罗伯特，你做到了。”昂热拉的声音听起来语无伦次，低声细语，“你做到了。我……我也爱你。我的天，我想，我没有你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我知道！我知道！你离得这么遥远。”
  “咱们彼此拥有。”
  “对，罗伯特，对。”
  “我没有你也……”沙沙声又响起来了。我等。喇叭声在重复呼叫前往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的旅客。过了一会儿那噪音又消失了，但这一会儿让我觉得好像过了好久。“我没有你也没法活下去。”
  “昨天夜里我一分钟也没睡。咱们的所作所为真是疯了。”
  “甜蜜的疯狂。”
  “邪恶的疯狂，罗伯特。我不相信咱们能幸免。咱们的所作所为是被禁止的。”
  “谁禁止它？”
  “咱们在伤害另一个人，因此它是被禁止的。上帝禁止它。而且……”
  “我不在乎，不管上帝……”
  “你让我讲完！我要讲的话实在太可怕。”
  “你要讲什么？”
  “我也无所谓！完全无所谓！你知道吗，我多么爱你，尽管咱们做得不对？尽管有这一切？我多么爱你，可是还没有真正认识你？”
  “我……”
  “你见过律师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等。哪怕是清晨五点钟，你打，好吗？”
  “好。”我说。
  沙沙声又响起来。我听不懂昂热拉的话了。喇叭里的声音第三次呼唤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沙沙声不断。没有意义。我将话筒放回叉簧，走到我所在邮局的柜台付费。然后我急忙——是的，我急忙，我紧赶慢赶，我一下子又能跑了——跑向一家花店。在那里我把昂热拉的详细地址给了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
  “买两百马克的‘宋娅’。”我说，“请您打电话到戛纳。请通知加姆贝塔广场上的‘花月’花店，您能在您的全欧送花服务簿里找到。”
  “当然，先生。要写点什么吗？”
  两百马克……
  要不要呢？
  “当然要写点什么。我写下来。”我写好，付完钱。两百德国马克，外加电话费和全欧送花服务费。
  然后，我背着旅行包穿过飞机场简直是没有尽头的过道。我的脚疼起来。我继续跑啊跑。一位机上服务员在14号登机口等我。
  “去法兰克福吗？”
  “对。”
  “汽车开走了。那辆大众车送您去飞机。”
  “谢谢。”汉莎航空公司的一辆蓝黄两色的大众车停在外面，发动机响着。司机几乎没等我在他身旁坐下就开动了。车门飞速关上。
  “大人物总是慢吞吞的。”司机怒冲冲地说。他很年轻，脸板着，长满粉刺。我想，他这么怒气冲冲，肯定是因为粉刺。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的心跳得那么急，我感觉到它冲到了喉咙里。
  昂热拉爱我。她爱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吞下两粒药，心里想。当我在法兰克福约会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时，昂热拉已经收到玫瑰了。
  “那辆大众车绕了个大弯驶近那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一位不耐烦的空中小姐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跳下去，一瘸一拐地沿着舷梯上去。”
  我在纸条上写给昂热拉并且将跟“宋娅”一起送到的话是：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对不起，”我对那位美丽的、气呼呼的空中小姐说，“我真的很抱歉，请您原谅。”
  空中小姐不答理我。她把我推进飞机，关上门，闩好。我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上坐下来。我的脚仍在疼。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37
  古斯塔夫说，在洛歇街附近。我坐一辆出租车驶出机场，经过高速和快速公路，从现代化的、刚刚冒出来的高大住宅楼和绿化带旁驶过。后来，景色突然大变。我们陷进了小胡同的迷宫。两边的房子歪斜破败。我好像忽然跌进了另一个时代，回到了最遥远的过去。
  弗雷德·莫利托尔就住在亚历山大街上的这么一套破屋子里。
  来到二楼，一位高大的胖女人打开门。她肯定有六个下巴，跟整个房子一样散发出酸菜味。
  “我是莫利托尔夫人。”她以令我吃惊的低音说，“对不起，我还围着围裙，正在洗碗。您知道，我们总是吃得很晚。弗雷德得睡很长时间。您去客厅里吧。弗雷德马上来，他正在小睡一会儿，但是他说了，如果您来了，就让我叫醒他。”
  于是我到客厅里坐下，一个挂着织花壁毯的小房间，摇摆不稳的家具，圆桌上铺着织花台布，电视机上方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墙洞里摆满穿服装的布娃娃，都是在机场或纪念品商店里能买到的那种——一位西班牙女人，一位巴伐利亚人，一位荷兰女人——还包在赛璐玢纸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弹簧咯咯响。窗户旁挂着一只鸟笼，养着一对小鸟儿。阳光洒照进房间，令我目眩。我一踩，地板就嘎嘎响。壁毯上起球了。墙壁上定是潮湿的，我想。这里也有酸菜味。
  门开了，一位年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走进来，骨瘦如柴，面无血色，像所有的夜班工人一样，脸颊凹陷，眼圈黑黑的。弗雷德·莫利托尔——这么个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他穿着拖鞋和晨服。他疲惫的眼睛红红的。他伸给我的手软沓沓的。地板也被他踩得嘎嘎响。当室外一辆汽车驶过时，屋里的一切全颤动不已。
  “来一小杯酒吗？”莫利托尔问，跟他的妻子相反，他的声音非常尖，“来杯利口酒吗，卢卡斯先生？”
  “不，谢谢。”
  “来吧，不然你会伤害我。”他从电视机下面的一张橱里取出一瓶酒和两只杯子。他把它们倒满，跟我干杯。利口酒甜得起腻。我有点难受。莫利托尔舔舔嘴唇。“好不好喝？我最爱这玩意儿。”
  “莫利托尔先生，泽贝格要您将您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没错，是的。关于赫尔曼先生，愿上帝让他快活。”疲累的眼睛活泼起来，令人反感地打量着我，“可怜的赫尔曼先生——他那时候还给过我钱，好让我不跟任何人谈。”
  “但您后来还是跟人谈了——跟泽贝格先生。”
  “这是另一码事。泽贝格先生是银行的人。这是我的义务。”
  “跟我谈就不是您的义务？”
  “我想不是。我对警方也什么都没讲。完全是因为泽贝格先生讲了，我应该讲给您听。我根本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如果泽贝格先生委托您这样做呢？”
  “您知道，在保安公司我挣的只是糊口的钱。您看看我住的。我妻子肾有毛病。我本人——我还能工作多长时间？我是个穷人，卢卡斯先生。”
  环球保险公司的总出纳按照勃兰登伯格的指示给我钱。我把两张一千马克的票子放在花边台布上。
  “赫尔曼先生给了我五千。”他以他那像阉人似的声音不满地说。
  “我给您两千。要是您不对我讲，我就告诉警方，您隐瞒了情况。”
  “这是敲诈。”
  “对。”我说。
  “三千！卢卡斯先生。穷人也得生活。”
  “两千，就这么多。”我说。
  一辆卡车在我们下面驶过鹅卵石路面的狭窄街道。整座房子又颤动起来。
  “我本以为您会更人道，卢卡斯先生。”
  “喏，我可不是这样。发生了什么事？请您快讲！”
  “办事得公道。”莫利托尔的晨服上满是饭渍，衣袖起毛了。他的拖鞋破了，款式过时了。“我要吃饭！我不得不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他离不开那儿。我在电话上把一切全讲给他听了。这花了多少钱啊！”
  我再把一张五百马克的票子放到桌上。
  他假惺惺地客气。
  “我就知道您是个好心人。再来一杯利口酒？当然了，当然了，怎么也要来一杯！”他又拿起了瓶子。我不再喝，他贪婪地喝下他的利口酒。“啊，这真舒服。在吃过酸菜之后，我不停地翻胃。好了，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