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地叫道，“凶手！”
  客人们从赌台旁站起来。这一下所有人都停下来了，全都盯着约翰·基尔伍德。他眼睛下的眼圈是乌黑的，从眼中流出了眼泪。那鼓突的脸呈现出一种紫色调。他一直在摇摇晃晃，可他仍坚持站着。他的话，法语，在大厅里回响：“凶手！对，凶手！”现在他十分阴险地说，“不光是我！还有我最珍贵的公主，我的了不起的阁下们，我们的整个令人尊敬的社会圈子！我们全都是凶手！”
  我看到，这回特拉博和泽贝格也急步赶向他。警官们已经逮住他了。他推开众人。他盯着我。他嚷道：“您看到的这些高贵的人和我这个老傻瓜醉鬼，卢卡斯先生——我们是凶手，我们大家，是的，凶手！”
  “老天，他怎么了？”昂热拉深为惊骇地说。
  “这我倒很想知道。”我说。我看到，现在，他这个社交圈子的所有男人都站在他周围，只有若塞·萨冈塔纳例外。他坐在一旁的一张深靠背椅上，吸着烟，观看着，一动不动。
  其他人七嘴八舌。
  “请您现在住嘴，约翰！”
  “酗酒的笨蛋！”
  “没理由激动，我的先生们，这个人只是喝醉了。”
  “是的，我是喝醉了，没错！正如我们大家是凶手一样正确。我们大家，大家，大家！”基尔伍德喊道。
  我突然惊呆了，虽然这厅里很热，我感到发凉。我看到和听到伊尔德·赫尔曼，在她的床上，在她的幽灵似的家里，挂满首饰，疯了。疯了？她的声音在我耳朵里回响：“您别摆出这么一张脸来！请您别这样！您一清二楚，所有的人一起杀死了他……”
  伊尔德·赫尔曼有多疯？约翰·基尔伍德有多醉？
  我从包围着他、拉扯着他的男人们的圈子挤过去。
  “等等，基尔伍德先生。您听……”
  泰东多斯野蛮地将我推到一边。
  “走开，你这家伙！”
  我跌进一位警官怀里。
  “请别闹出丑闻来，先生。”他低声说，“这位醉酒的先生得离开这儿，尽快。”
  泰奈多斯和托威尔架起基尔伍德的胳膊。
  “来，来，来，您走吧，约翰！”
  “您醉了！”
  “那又如何？我讲实话！一切都开始于那位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
  男人们将基尔伍德又拉又扯，这下他终于失去平衡了。泪流过他的脸，滴落在地毯上。
  泰奈多斯和托威尔迅速地拖着基尔伍德穿过大厅，经过那些惊呆的赌客和愕然的守局人身旁。监视器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幕，它是不是被录下来了？我想，我能不能得到那录相？”
  警官们在基尔伍德周围手拉手围成了一圈。
  守局人们回到了赌台旁。又响起了他们的喊声。
  “下大注，夫人和先生！”
  “下大注！”
  现在，那群人已经消失在大厅门口了。那位发疯的造火车头的小个子意大利人，从我身旁穿过去，冲我喊了句什么。
  “他说什么？”昂热拉问。
  “现在他无论如何得下二十三。”
  “为什么？”
  “因为流眼泪了。流眼泪时就得投二十三。”
  我问昂热拉：“这一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全是凶手？’”
  “人就是怪。”昂热拉说。我看到，不远处，特拉博在跟一位警官讲话：“也许真有一大罪孽在折磨着这位基尔伍德。它以这种骇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我在加利福尼亚区的肉铺师傅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人。您知道，他做什么吗？他一边挥斧砍碎他杀死的动物；一边唱宗教歌曲。有一回我亲眼看到了。他割下一头羊的头，嘴里却唱着‘祝福这头小羊吧’。真是无奇不有。”
  “博卡是什么，昂热拉？”
  “戛纳的一个城区，在老码头附近。在西边。”
  “那儿生活着阿尔及利亚人吗？”
  “没错。那是一个社会福利房区，您知道。邮局的小职员，退休人员，阿尔及利亚人。”
  “基尔伍德说，一切都是从博卡的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开始的。”
  那个意大利人突然又嚷又舞，他的举止前所未有的疯狂。他投了二十三，因为流眼泪时应当投二十三。在他那个台子上二十三赢了。
  三
  14
  我们开车回家。
  此时是凌晨两点。
  昂热拉像往常一样坐在方向盘后面。
  一条狭窄的街道蜿蜒而上，通向她的住宅区。我们驶近铁轨。拦木放下来了。昂热拉按喇叭。在路旁一间道口看守员的小房间里，一个男人爬起身来，转动滑轮。拦木升起来了。
  “这些拦木夜里总是放下的，得按喇叭。”昂热拉说，“这样，即使道口看守员睡着了，也不会发生事故。”
  当我们爬上坡时，在车灯照耀下，我看到周围别墅的花园里有许多栋榈树和柏树。月光洒照着它们。那装着二十三万五千法郎的包裹我抱在膝上。昂热拉把车开进她的车库，锁上车库。这上面空气清新，我感到吃惊。我一点不累。
  我跟昂热拉坐电梯去四楼她的住处。小小的电梯里我们的身体碰到了一块儿。我们彼此对望，纹丝不动。在她的房门外，昂热拉在手提包里找钥匙找了很久。当她终于打开了门时，我犹豫不决地站住了。昂热拉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脸。我抓住她，搂紧，吻她的嘴。透过衣服我感觉到她身体的每一根线条，她一定也感觉到了我的冲动。她先是紧闭着嘴唇，然后，突然张开来，她的嘴温软神奇。她轻声呻吟。然后她推开我。
  “不，”她说，“不，罗伯特，亲爱的罗伯特。请别这样。我不想……”
  “您不愿发生得过早？”
  她只是凝视着我，不回答。
  “好吧，”我说，“明天上午我有事。我叫辆出租车去康托码头。咱们在特拉博夫妇的船边再见。”
  “您找得到它吗？”
  “它叫什么？”
  “沙利马。”
  “那我就找得到。”
  “您有游泳裤吗？”
  “没有。”
  “我为您买一条。浴巾、防晒油和所有的东西全由我带。给您带一顶帽子，因为太阳。在海上它非常厉害。”
  “我不知道，”我说，“我是不是愿意脱得只剩下一条游泳裤。你们一个个都晒得黑油油的。我……我身上很白……”
  “这让您难为情？我们曾经都很白。您别招人笑话了。”
  “我很可笑，对不对？”
  “一点也不。”
  “每一个热恋的男人都可笑。”
  “但您不是，”昂热拉说，“您不是。相反，您太严肃了。几年前，戛纳这里生活着一位作曲家，一位在法国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也跟您一样老是顾虑重重。他老是说，他身陷困境。他会因为每一桩小事陷入困境。您知道大家怎么称呼他吗？”
  “怎么称呼？”我问，嗅着她的清新皮肤上的温馨。
  “困窘乔。”昂热拉说。
  “他为什么又离开了这里？”
  “他找到了一位妻子，一场伟大的爱情。它治愈了他的困境癖。他跟她远远地离开了，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不知道是去了哪里。听说他非常幸福。”
  “晚安，昂热拉。”我说。
  她又温柔地在我的嘴上吻了一下。
  “晚安，困窘乔。”她说，“我给你叫辆出租车。你别让人宰了。到‘庄严酒店’，司机至多可以索要十二法郎，不能再多。如果他抽出那么一张表格想多要，您得马上抗议。”
  “好的，夫人。”我说。
  “明天在‘沙利马’见。”昂热拉说，说完随手关上了门。我坐电梯下楼。我将钱包裹甩来甩去。困窘乔。滑稽，很滑稽。只不过我确实是身陷于困境之中。比如说，我有个妻子。比如说，我身体不健康。可这些昂热拉不知道，必须公正。她也不应该知道这些，我痛苦地想。不，她应该永远不知道这些。永远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困窘乔。非常滑稽，真的。
  出租车来了。在铁轨那儿我们又得停下来，因为拦木放下来了，先得让它升起来。那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了我是外国人，在‘庄严’酒店前面果然抽出一张表算账。我粗声对他说，车费十二法郎，给了他十三。他说了句“臭老外”之类的话就开走了。
  我洗澡，裸身躺上床去，想像昂热拉一丝不挂的样子。然后我想起我的妻子。我也看到我的妻子一丝不挂，这让我非常神经质，我爬起来找烟。我一整天没吸烟了。现在我连抽三根。我像个傻瓜似的打量着我的左脚趾。我穿上一件晨服，走上阳台，望着夜幕下的十字架路和大海，想我跟昂热拉的未来。喷水车驶过，清扫着行车道。我越来越不安，越来越神经质。三点半左右，我给昂热拉打电话。占线。我一再地试，昂热拉的电话总是占线。后来我放弃了。妒忌攫住了我。昂热拉这时候还跟谁通电话？我又吸了一支烟。这时电话铃响了。
  “卢卡斯！”
  “罗伯特！”是昂热拉，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你跟谁讲了这么长时间？”
  “没跟谁。”
  “可你的电话一直占线！”
  “对，因为我正试着给你打电话，可是你那儿一直占线。”
  我听到她笑起来。
  “我一直在试着跟你通电话！”
  “为什么？”
  “因为……我……我还想说点事，罗伯特。”
  “什么事？”我问。
  “谢谢。”
  “谢什么？”
  “有一回你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对，那是三天前……漫长的时间以前……千年以前。现在我真的要感谢你。”
  “为什么谢？”我再次问。
  “为你在分手时表现得那样。”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噢，不，”她说，“这不对，你知道的。如果你强迫了我，我……我会放你进房。那样不好。”
  “不，”我说，恢复了平静和从容，“不，你说得对，那样不好。”
  “不应该这么快，”昂热拉说，“这样很愉快。应该慢慢来，好让它完美无缺。你不也想这样吗，罗伯特？”
  “对，我也想这样。”
  “你机灵。你不是困窘乔。我想过此事。你肯定有真正的麻烦。”
  “每个人都有一些。”我说。
  “您会解决它们的，罗伯特。”
  “肯定会的。”我说。
  “我对你讲你写在纸条上的话。现在我说‘谢谢’。谢谢一切。你扔掉了那张纸条吗？”
  “我一直随身带着它，在我的钱包里。”
  “把它放在那里面吧。将来我们会端详着它回忆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对。”我说。
  “晚安，罗伯特。好好睡。”
  “你也是，”我说，“晚安。”
  我把听筒放进叉簧，关掉灯。通阳台的门我没关。又有洒水车驶过十字架路。我听到它的喷水口在沙沙响，扫净路面的大辊子轻轻滚过。
  15
  矮个子路易·拉克洛斯和那拉来自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鲁瑟尔探长默默地听着我讲。探长高大魁梧，长着灌木样的浓黑眉毛，波浪样的白头发。我向他们讲了自从我回到戛纳后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了他们，我在杜塞尔多夫从弗里瑟司长和缉税官克斯勒那儿了解到的一切。
  我边讲边眺望窗外的马利提姆码头，小艇在那里驶进驶出。渔民们夜航归来了，正在清洗他们的船只，把网张开来晒。远方的树阴下我看到有几个老头在玩球。现在还不到八点，戛纳还不是太热。
  “这一切，”鲁瑟尔最后说，“非常让人捉摸不透。克斯勒先生的解释跟您现在的解释截然两样。”
  “这当然有可能纯粹是自我保护的解释。”我说，“特拉博邀请我今天跟他、他的妻子和黛尔菲娅夫人一道去海上。特拉博也许会向我讲点对我们有用的重要的事情。他给我一种正直的印象。克斯勒在戛纳吗？”
  “他又回来了，对。他打过电话。他还没来。我们现在正等着从巴黎来的我们的金融专家。他显得想跟他们合作。他没通知过您吗？”
  “没有。可这是约定好的，我们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联络。否则我们形同陌路人。”我掏出一只信封递给拉克洛斯。
  “这是什么？”他问。
  “您向我要求的笔迹。”
  “噢，您全弄到了？太好了。我马上把它们交给我们的笔迹专家。也许……”他的声音哽住了。
  “您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