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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思索，让这位老太太心灵沉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错。她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进了教堂。这里朦胧宁静。没有长椅，只有摇摇晃晃的凳子，各式各样的，摆放成短短的十几排。教堂的所有墙上都贴着我所见过的最奇美的圣像，大大小小，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这座教堂里藏着一份宝藏。圣像上的圣母俯视着我们。有金属圣像，有画像，有的镶在玻璃下，也有的没有玻璃。老太太一直走到前面的圣像墙那儿，跪在那里的地上，那只跛脚的腿难看地蜷曲着。她忘记了我们。昂热拉和我站在一尊黑色的大圣像前。她是金属的，是圣母。她俯身于抱在膝上的孩子身上。这尊大圣像前面有一只有许多尖角的架子。
  我们走进前厅，那儿的一只盒子里有蜡烛。盒子上方挂着一只小箱子，上面写有法文：为了我们的教堂。我塞进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们拿了两根长长的、细细的蜡烛，走回黑色的圣母那儿。我太笨拙，可昂热拉把蜡烛戳在了架子上。我拿打火机点燃了它们。
  然后，昂热拉在一张陈旧的硬椅子上坐下来，面对圣母。我坐到她身旁，望着昂热拉。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孩子似的无声地嚅动着嘴唇。我想，我现在也应该祈祷。我试着祈祷，但一无所成。我只是坐在那儿望着昂热拉，然后又望向黑色的圣母，它在烛光下闪烁。我看到老太太从我们身旁走向门口。昂热拉似乎啥也没觉察。她直勾勾地盯着烛焰，她的嘴唇仍然在动。后来她突然站起来，看着我。她的目光从远方返回。我们手拉手走向门口，老太太等在那里，以便在我们走后锁上门。我想给她钱，但是她拼命拒绝。
  “如果您想给钱，请投进这儿的箱子里。”
  “这我已经做了。”我说。
  “那就行了。”老太太又望着我。她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惧永远不会从她的眼睛里消失。“你们是和蔼可亲的人，上帝喜欢和蔼可亲的人。当你们充满忧苦时，重返幸福之中吧。上帝会帮助你们，始终会帮。当然是以他的方式。也许你们不理解他的帮助或不能当场理解，但是他确实在帮助。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善良，这个地球早就消失几千年了。夫人，先生，我祝你们愉快。”
  “谢谢。”昂热拉说。
  我们穿过荒芜的公园走回车子。它停在树阴下，此刻，车顶上落满了某种开花的树的花粉。我们回头看。老太太正在关大门。
  “这下它就不再光是我的了，现在它是我们的教堂了，罗伯特。”昂热拉说。
  “对，”我说，“我真喜欢那尊黑色的圣母像。”
  “咱们会经常来这儿端详它。”昂热拉说。车里很热。我们的教堂里很凉快。
  2
  我们沿十字架路上行，驶向“庄严”酒店。当我在我的房间里迅速冲好澡，穿上麻布裤、衬衫和凉鞋时，昂热拉已经在楼下平台上“我们的”角落里等候了。上楼回房前我订了香槟，当我现在回来时，一位侍者正在开瓶塞。我们喝起来。正是喝开胃酒的时辰，平台上又坐满了，十字架路上车水马龙。昂热拉吸烟，可是我不吸。这是我的计划。我还想长久地生活在昂热拉身边，不想生病或死去。我从口袋里取出我收藏的象，放到昂热拉面前。这是我从杜塞尔多夫带来的。
  “罗伯特！”
  “怎么？您同样也送过我一只。”
  她从四面打量了这只象很久。
  “很漂亮，”她说，“我谢谢您。”
  “这一下每个人都有一点对方的东西了。”我说。
  “我也有您的小熊，您有驴子。”
  “您有我，”我说，“如果您想要的话。昂热拉，您就要我吧！”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的球滚到了我的鞋前。我弯下身，把它朝那个小男孩扔回去。那是个日本小男孩。我说：
  “我会将一切都讲给您听……”
  “慢慢讲。”昂热拉说。
  “是的，慢慢地讲。但这一件马上就讲。您必须马上知道。当我来到这儿还不认识您时，我已厌倦了这个生命。我想自杀，想在这里弄一种好毒药，把这看成我的最重要的任务。”
  她点点头。
  “怎么回事？”
  “您来找我时，罗伯特，我就想到这种事了。”
  “想什么事？”
  “这个人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您……您让我同情。您是那么委靡不振……”
  “因此您才跟我去购物？”
  “对。”她简洁地说，“我想，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您帮助了我，不停地帮，这您知道。”
  “如今您不想再服毒了。”
  “今天？您知道我今天想干什么，昂热拉。”
  她喝酒，望着她的杯子。
  “您问过我，什么时候想去那座教堂。”
  “对。什么时候？”
  “我打算，等我有一天快活了，真正快活了，我就去。”
  我的心突然跳得那么大声，我害怕会发作，但是我很快就认出来了，这是另一种心跳。
  “您现在快活吗？”
  她以她那仍然很悲伤的眼睛望着我，点点头。
  “因为什么，昂热拉？”
  “因为我钻出了我的回忆的牢笼。”
  很多汽车在十字架路上吱吱地、轻轻地滑行。平台上有人在大笑。远方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美国的驱逐舰。风平浪静，驱逐舰冷冷的、灰灰的。船头有很大的数字，但肉眼辨认不出来。
  3
  “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怕被人谋害。”梅利娜·泰奈多斯说。这位希腊船主的妻子矮小漂亮，像只布娃娃。她也像有些能讲话的布娃娃一样喋喋不休。梅利娜穿一身红绸衣。她丈夫矮两胖，肯定比她老三十岁，魁梧，黑头发，褐色皮肤，戴着黑框的深度眼镜。
  “我们的仆人名叫维托里奥。他从艾尔巴来，是个左派。”
  “一位非常危险的左派。”她丈夫说。他摘下一棵洋蓟树的叶子，一片片地浸进醋里，再把它们吮干。他以一种令人倒胃口的方式做着这一切，我从没见过。他的吃相比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还要难看。
  “这位维托里奥天不怕地不怕。”泰奈多斯淌着口水说。
  “他煽动众人。”他的漂亮的布娃娃妻子聒噪道，“我逮住过他好多回，他发表演讲，发表他的煽动性演讲。您知道，我们在戛纳的房子有这幢这么大，特拉博夫人。您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再请客。”
  “我知道。”苗条的帕斯卡勒·特拉博说。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
  “好吧，为了不刺激手下的人，卢卡斯先生！我们的仆人受到维托里奥不停的煽动。如果也要他们烧这么一餐饭端上来，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公开的暴乱。可惜我们这里只有金餐具。阿塔纳西奥睡觉时都将手枪打开保险，放在床头柜上。”
  “我必须这样。”她丈夫嘀咕道，咂着嘴，用手背擦拭油腻腻的嘴，继续将另一片洋蓟叶子放在调味汁里吮食。“在希腊不这样。那里安安静静，秩序井然。可在这里，蓝色海岸——统统是罪犯流氓，那些仆人。完全赤化了。”我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在我的鞋尖上。她的脸兴趣盎然地朝着这位希腊人。“我常讲，在我们那儿，早就将这种人流放到一座岛上去了。您知道吗，在戛纳这里，我只能将我妻子的首饰存放在保险箱里。我们开车来这里时，才让她戴上它们。就为了不让仆人们看到。”
  “您想象不出那些人有多恶劣，而他们在我们家可是够舒服的了，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掀动着粘上去的眉毛。她满身首饰。在她摆布好所有的流苏之前，司机不得不开着车载她穿过半个戛纳。
  “您可以换其他人啊。”我说。
  “您不懂这里的情况，卢卡斯先生。”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说，“这里人人平等。全赤化了。我们在这儿家里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只为了让维托里奥不去挑唆其他人。但他还是挑唆。我坚信，当我们在雅典时，他试图弄清保险箱的密码。不过这可够他试的。那是一种特殊装置，专为戛纳设计的。”泰奈多斯喘息着，恶意地笑着，笑时有一点洋蓟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他伏在碟子上吃。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维托里奥和其他人高兴。”他妻子说，“我们甚至邀请过维托里奥跟我们一道吃饭。您知道他讲什么吗？”
  “什么？”帕斯卡勒·特拉博问。我看到她一脸严肃，可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特拉博夫妇和萨冈塔纳夫妇觉得这个故事荒唐。
  “他无比傲慢地拒绝了！”梅丽娜·泰奈多斯生气地叫道。
  “冷冰冰地拒绝了。”她丈夫说。
  “因此，”他妻子喳喳地说，“当我们想吃喝点好一点的东西时，我们总是偷偷地吃偷偷地喝。如果我们想要鱼子酱或香槟，请你们原谅！我们就得深夜在客厅里把钢琴推到一边去。”
  “为什么是钢琴？”我诧异地问。
  “那后面有一张书橱，可以推开。在这堵书墙后面，我们藏了一只冰箱，里面是鱼子酱和香槟之类的东西，”梅丽娜说，“是我们趁仆人们放假时偷偷地叫人安装的。”仆人们当然没能发现，我想。“厨房里的冰箱我们不能使用。他们会听到我们的。但我们还是得等到他们睡觉了。这是不是不可理喻？”我想，我们不可以过分武断地评判人。永远不应该认为他们太善良，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太邪恶。“维托里奥会德语。他读德国报纸。您知道还有什么吗？读《明镜报》！”梅丽娜叫道。
  “这是什么东西？”玛丽娘·萨冈塔纳问，跟她的瘦长的丈夫相反。她非常富态，浅色皮肤，开开心心，像王母似的坐在桌旁。她穿着香槟色的山东绸的公主服，高领，上身绣满了花。
  “一本德国的新闻杂志。”我说。
  “左派的，是不是？”矮小的梅丽娜·泰奈多斯问。
  “噢，不是。”我说。
  “肯定是。”泰奈多斯说。他吃完了他的洋蓟，把戴着戒指、长满黑毛的双手插进一只洗手碟子里。“您什么也别对我们讲，卢卡斯先生。我们希腊人懂。《明镜报》是拥护勃兰特的，对不对？”
  “不全对，”我说，“不一定。”
  “啊哈，您住口吧！我也阅读《明镜报》！”泰奈多斯激动了，“我告诉您，我们懂。请问您，勃兰特是什么党？”
  “社会民主党。”我说。
  “那就是个共产党了。”他的矮小的妻子迅速用她的娃娃声音说道，“所有的社民党全都是共产党，天知道，我们从我们国家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了这点。共产党和左派分子。跟维托里奥一样。”
  泰奈多斯最后一个吮吸完他的洋蓟。身穿白制服的仆人们不声不响地收拾，端上新盘子，开始上菜。我们坐在桌旁一共十三个人，男人多于女人。
  “您也是左派分子吗，卢卡斯先生？”他妻子问，卖俏地望着我。
  我没能回答，因为在这一刻，坐在我斜对面的约翰·基尔伍德泪流满面。他大声嚎啕，头撑在双手里，眼泪滴落在他的燕尾服上。帕斯卡勒·特拉博跳起身，赶向他，用一只胳膊揽住这位美国人的肩。据缉税官克斯勒调查，他拥有七千万至一亿美金的财产。一切情形都表明，是他逼死了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
  交谈僵住了。大家都尴尬地望着基尔伍德。他抽噎着，嘤嘤地哭泣，像个孩子。帕斯卡勒·特拉博轻声地劝他。他一个劲地摇头，抽泣不止。
  “他常这样。”比安卡·法比安对我说。她坐在我左边，是个丰满的美人。
  “这是酗酒引起的。”坐得远远的英国人马尔科姆·托威尔大声说，“约翰从没清醒过，他从一大早就开始酗酒。您振作起来吧，见鬼，约翰！”他喊道。
  可基尔伍德哭个不停。
  “有罪……有罪……我罪大恶极。”他结结巴巴地说。
  “您住嘴吧！”托威尔喊道。
  “他确实严重。”三十五岁的保尔·泽贝格说。他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看上去英俊潇洒——除了眼睛以外。那双眼睛冰冷残酷，像这里所有人的眼睛一样，但克劳德·特拉博的除外。“他得赶快去进行戒酒治疗了。”
  “他常接受一些戒酒治疗。”梅丽娜·泰奈多斯说。
  “那全是些狗屁，我对他说过多回，他得去维也纳。那里有个医疗机构，发明出了欧洲唯一有效的戒酒法。”
  “我给自己背负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