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瓶子一样绿，暮色已经很浓了。在尼斯起降的大飞机像影子似的无声地掠过大海和附近的上空。这儿也听得到和看得到电视机的播音员。英国码头工人的罢工似乎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意大利的铁路工人宣布下星期二总罢工。特内里夫岛的沉船灾难。数月来美国对北越的B—52远程炸弹猛烈进攻……
  昂热拉又跑进厨房，那里正在炸牛排，看看，戳戳，翻过来，递给我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和两只杯子，示意我拿到平台上去。她现在耳朵和眼睛都只留心于新闻。饭做好了。昂热拉和我一起把它们端到满是鲜花的平台上。我看着身下城市里的无数的灯光，海边的白色城市，船上的红色、绿色、蓝色和白色的灯光，那艘灯光辉煌的轮船，沿着艾斯特莱尔山蜿蜒的公路边的灯光。不见一丝云彩。在平台上灯光的照射下，花儿晶莹剔透。从什么地方传来轻音乐。还是新闻。智利劫持飞机。天主教和北爱尔兰的英国士兵之间的激烈战斗……
  飞机滑翔而过，航行灯闪烁不停。牛排半热，正如我喜欢的，绿色的色拉里还有黄瓜片、小洋葱和其它我不认识的佐料，玫瑰红葡萄酒口味略酸，很清纯。新闻结束了。又可以跟昂热拉讲话了。
  “您知道，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多少钱吗？三点五法郎！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她站起来，关掉电视，客厅里的灯光落在平台上。当我们用完餐后，我帮昂热拉把一切都收进厨房，那里的“索尼”还开着。她也把它和暖房里的电视机关掉了。“三点二十分又有新闻。”她说，“这么长时间足够我联系上帕斯卡勒·特拉博了。当他们从康托码头回来时，他们总是跟他们的朋友们坐在港口的甲板上，喝点东西。咱们喝什么？我想，喝香槟吧。”她有一只非常高的冰柜，她从中取出一瓶。我读那标签：“享利奥特，一九六一”。
  “那儿有杯子。您把瓶子打开来，好吗？我赶紧再穿点别的衣服。”昂热拉说。饭前她脱去了围裙，现在她跑进她的卧室。我打开酒瓶，把它跟两只杯子拿到平台上，放到一张小桌子上。它位于好莱坞秋千前面。从这里能看到城市、大海和阳台设有木栅栏的护栏。护栏约有一米五高。
  昂热拉向我走来。她穿着一件灰色、宽松的家常外套，钟形袖管很宽，丝绒高领。我斟满酒杯。昂热拉坐到我身旁。远方的音乐沉寂了，那么静，好像这世界上只有我们。昂热拉拿来了香烟和一只烟灰缸。
  “真的，您吸烟吸得太……”我刚开口又打住了，为她点着香烟，自己也取了一支。我们坐在那里，吸着、喝着，沉默不语，眺望着灯光照亮的大海，俯瞰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吸完几支香烟后，在喝第二瓶香槟时，昂热拉开始讲起来，声音很低……
  “我伤害了您。”
  “我？从来没有过！”
  “有。在咱们相互结识的那一瞬间，在电话上。我说，我也能讲德语，但是不喜欢。”
  “对，我记得。”我说，吻她脸上鲜嫩的、被太阳晒透的皮肤。
  “我想解释此事……”
  “干吗？我自己能想得到。这无关紧要。”
  “您想象不到的。它很重要。”她讲得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一口非常纯正的法语。“您在战争中做什么？”
  “当兵。”我说。
  “这是肯定的。什么级别？”
  “二等兵。我再没有别的进步了。”
  “您也来过法国吗？”
  “对，”我说，“但是那已经很晚了。战争开始时，我还不足十六岁，后来很快就去了俄国。在那里我被捕了，一九四五年。三年。我运气好。”
  “有些人运气好。”昂热拉说。我觉得她的声音似乎在远去。“我的家人却不是。没有一个人运气好。父母，亲戚……您知道，他们从一开始就都参加了抵抗运动。他们全都被抓住运走了。我于一九三八年出世。朋友们把我一直藏到一九四五年，因此我得以逃生。唯一的一个人，别的人再没能躲过……”
  “您手上的白斑！”我说，相当大声，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它，“您经历过您父母被抓走吗，清醒地经历过吗？”
  “不是很清醒，但我连续数年都梦到那一夜。那天夜里，德国人前来抓住了父亲和母亲。我始终还梦到那沉重的皮靴。然后，我连续数年在睡熟中喊叫，孩提时。”
  后来她连续数年在睡熟后喊叫……
  “也许这就是那引起色素变化、那位算命女人讲到的惊吓。”
  “是的，有可能。这我还从没想到过，奇怪。”
  “请您注意，一旦你有一天快活了，这块白斑就会消失。”
  “我很快活啊！”
  “不，”我说，“这我不相信。您不快活。”
  “我就是快活！”
  “不是。”
  她喝光了她的杯子。“请您再给我倒上。您也倒上吧。咱们反正得至少等到十一点。”
  “您不快活。”我说，斟满酒杯，“您装成这样，但是您不快活。”昂热拉注视我良久。
  “您说得对。”她惊奇地说，“您是对我讲这种话的第一个人。对，是的……我让您感到像是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当时，当时我喝醉了，是的。上帝啊，我当时醉了……”
  “什么时候？”
  “当我得知……当他对我说……”她又注视着我。
  “对于我，您是个陌生人，罗伯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对您讲这件除了我只有一位牧师知道的、我从没讲过的事。”
  “您若不想讲，就别讲。”
  “可我想讲！这不是很奇怪吗？对，我要讲给您听。为什么偏偏对您讲，这我不知道。但您应该听听——今天，您今天下午妒忌劳伦特了。”
  “妒忌谁？”
  “劳伦特·维阿拉，那个海军军官。”
  “噢，他呀。对，是这么回事。”我说。
  “可您没理由妒忌。我爱的不是他。另一个男人，对，我爱过他。这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她的声音越来越缥缈，“我以前从没像爱他那样爱过任何人……我完全忘记了自我。当一个人真正地爱上时，他就不会再想到自己了，而只是想对方，对不对？”
  我沉默，秋千轻晃。我吸烟，慢慢地啜饮，凝视着昂热拉美丽的脸庞。
  “我的生命就只是为了这个男人……他住在这里，在这座房子里……我们准备结婚。他常外出，可当他来到戛纳时，他一直在这儿，在我身边。我为婚礼准备一切，您理解吗？我们想偷偷结婚，然后再公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人还是有很多事要准备的，对不对？”
  “对，肯定是的。”我说。
  她已经根本不在听我讲了。
  “后来到了那个晚上。那……”她顿住了，随之是一阵长长的静寂，“那天他对我说，他不能娶我。我非常难过，但他已婚，有两个孩子。他住在亚眠。我从没怀疑过他。我以为是听错了。但我听到的是事实……这……这对于我是残酷的瞬间，您知道……我把他赶了出去。他急急忙忙收拾起他的东西滚了。而刚刚还在哭的我停止了哭泣，喝起酒来。威士忌。那时候我喝威士忌。纯的，带冰块。很多、很多的威士尼。是的，当时，在那天夜里，那次我真的醉了。我不停地喝。我……”
  八
  28
  一直喝下去。四台电视机开着，画室的那台也开着。在争吵之前，在昂热拉了解了那个她爱着的男人的真相之前，她曾在房子里来回走动。现在，她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忘了其它的电视机。她蹲在沙发上，面前放着酒瓶、冰块和杯子。这时没有一滴眼泪，还没有。这时，光是她的头脑里有着巨大的嗡嗡声，天旋地转。她一个劲地想：徒劳。受骗了，上当了。我的爱情完了。我孤独，非常孤独。再也没有人了，不，没有人了。
  她突然缩成一团。
  有人在吼叫。
  过了一会儿，她才理解，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电影。这一切发生在六月十日，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十日这一天，一支武装的纳粹因为马基抵抗组织谋杀了一位德国将军而大肆报复，把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奥拉多—芬尔—格兰夷为灰烬，几乎所有的居民都被屠杀了。男人们被枪杀了。妇女和孩子们先是被赶进了一座教堂。有些人以为会获救，但那些纳粹分子点燃了教堂，妇女和孩子们也被活活地烧死了。这座村庄的废墟至今还在，人们在别处重建了那个镇。跟其它地方一样，奥拉多成了法国人的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电视里播放反法西斯影片，播放有关纳粹所犯罪行的纪录片。现在，这里就正在放这么一部纪录片，是由目击者的报告剪辑而成的，偷拍的照片和偷制的图片——一场噩梦，举世无双的恐怖。一排排被枪杀的男人们。老人们，那些目击者，泣不成声地报告那场血腥屠杀。那是教堂。纳粹军人把妇女和儿童们赶进去。门关起来了。教堂里传出歌声。它着火了，可怕的火焰。奥拉多的破败的农屋被炸掉了。那些纳粹军人站在那里，双脚叉开，穿着他们笨重的皮靴，手端冲锋枪，纳粹军人，纳粹军人。昂热拉坐在那儿喝酒，威士忌从她嘴角流出来，她也没觉察到。她盯着荧光屏上的图像，那些骇人的图像。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弗雷德叔叔、毛里斯叔叔、表妹安德莱、理查德舅舅、舅妈亨丽特、舅妈玛荣妮。死了，死了。他们全死了……
  昂热拉霎时无法承受了。她迅速站起身，晃悠悠地踉跄到室外的阳台上。在那里，她的花儿，那么多的花儿绽放着。那天夜里下着雨。昂热拉只剩下一个念头，唯一的一个，它纠缠不休，在她的心里威严地跃跃欲试，结束。完了。结束吧，现在就结束。这生活，你再也承受不了啦。
  “这生活……”她听到自己在语无伦次，“不……不……我不想再要了……”
  在潮湿的地砖上，她穿着高跟拖鞋，踉跄走向阳台的栏杆，雨水打下来。她撑起身，抽起一条腿。她摇晃得厉害。当她看到身下深处房子后面的停车场那灯光照亮的水泥地面时，她一点也不害怕。马上。马上。我马上就下去了。马上就一切都结束了。她抬起右腿，左腿。她跪到栏杆上。她把右脚伸向边沿。她用双手撑住自己。她挺起身，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越来越高。另一条腿也同时伸。雨打湿了她的头发、她的脸和她的衣服。她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来吧，死亡，来吧，甜蜜的死亡。这下，她站在离地面四层楼的高处，在黑暗的天空下，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上方。一阵风吹到了她。她还想：我要……
  然后，她就跌倒了。
  29
  她跌回到平台地面上，阵风吹得她跌回来了。当她从一阵短暂的失去知觉中醒来时，她才发觉自己是躺在一个水洼里。她张开的嘴里有半嘴的水。她作呕，把水吐了出来。她感觉没有一丝力气，四肢动弹不得。她跌倒在平台上，而不是跌下去了。
  “不……不……我……我不想……我想死……这栏杆……”她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又跌倒。她试图用尽全力站起来。她站起来了。她的膝盖在打颤。她跌撞向栏杆。但是她爬不上去。她望向深处。一辆汽车刚刚从下面开走。这下她再也没勇气了。但是她必须结束。她必须……她必须！
  她哽咽着跌撞回卧室，拿起瓶子就喝，丢失了她的拖鞋，跌回电话台子旁的一张沙发椅里。
  电话！
  她得跟谁讲讲话。跟谁？她不是有许多朋友吗？无数朋友，是吗？她有吗？谁？谁？昂热拉，你有谁能听听你想干什么？谁？
  她不寒而栗地认识到：谁也没有。
  那里有电话号码簿。她无意义地在里面乱翻。三年前，她还不需要眼镜就能阅读。她的双手飞动，号码簿掉到地上，她抬起它。她不知道她在找什么，一个人……一个能跟她交谈的人……讲话……讲话！这里有……有……一个电话心灵安抚……也许那里有谁……她找不到这个号码。教堂！她在教堂栏下看。她选了一个号码。没人接。再一个。没回音。她像野兽一样呻吟。第三个电话号码。空音在响。一声，两声，后来突然传出个男人声音，平静，低沉，友好。昂热拉不理解那男人在讲什么。听到人声她顿感轻松无比，一个音都发不出来。她向前瘫倒，上身支在小台子上，话筒滑落。她呻吟。她哭。这下她又能哭出来了，大声唏嘘。
  那个平静的男人声音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