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说。
  “您认为，您哥哥为什么被谋杀了？”
  “这个吗，人家想干掉他，当然了。”
  “谁？”
  她现在的微笑完全像神经错乱了似的。
  “卢卡斯先生啊卢卡斯先生！所有人！”
  “所有人？”
  “当然是所有人！您来自德国。咱们是同胞。您了解德国的状况。我哥哥是个伟大的人物。其他人觉得他太伟大了。”她窃窃一笑，“您别摆出这么一张脸！您知道，众人一起谋杀了他。”
  我回想起，当我说我要去拜访钻石伊尔德时拉克洛斯嘲讽的祝愿，想这个女人是否真的精神失常。
  “所有他的朋友们，”伊尔德低笑着说，“大家一起。好让他消失，不再有他。”
  我下定决心。
  “您指的是那些来到这里为他庆祝生日的朋友吗？”
  “他的生日？”她突然泪流满面，又抽泣起来，“他今天本来……”她讲不下去了。我跳起来，因为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得采取点行动。我急步赶向门口。
  “您……要……去……哪儿？”
  “叫护士……”
  “不要！”她的声音突然果决起来。我转过身。她在床上坐正，不再哭了，虽然脸上还满是泪水。“护士留在外面。您谁也别叫。请您马上回来。”
  “别这样。”我说。
  “什么‘别这样’？”
  “请您别这样对我讲话，尊敬的夫人。我不喜欢这样。”
  “请您原谅。”这下她又像疯子似的微笑了，“我的神经……我神经如此糟……有时候我甚至相信，我失去理智了。您请坐下。”
  我坐下。
  “那好吧，您是指责他的那些朋友和生意伙伴吗？”
  她显得想纵声大笑似的。
  “这是个什么念头啊！我的天，这是个什么念头啊！他的好朋友们，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卢卡斯先生，这种玩笑开得不是地方。”
  “这不是玩笑。”我说，“您讲‘所有人’。谁是‘所有人’？”
  “这您跟我一样清楚。”她恶意地说。然后她伸手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我的手汗淋淋。“卢卡斯先生，我付给您钱！随您要多少，我都付给您！”
  “我所在的保险公司有可能必须付给您钱。”我说。
  伊尔德专横地一挥手。
  “保险公司，呸！我付您钱，让您将所有这些人送交法庭，让他们不再为非作歹，将他们五马分尸。”她真是这么说的，“必须根除掉这些人。要不然我自己的生命也难保。”
  “为什么？”
  “我是继承人，惟一的继承人。现在一切都属于我。我是我可怜的哥哥的惟一在世的亲人。”
  “这就是说，银行现在也属于您？”
  “当然。”
  “可是以您这种状况……请您原谅……”
  “您说吧。我的状况，我不能去德国。我对钱也一窍不通。幸好泽贝格在。”
  “谁？”
  “我们的全权总代表。您见过他了。”
  “噢，对了。”
  “我可以信任他。可他在您的领域里又没有经验。说吧，怎么样？您要求多少？您要是帮我除掉这些祸害，您要多少就会得到多少。请您别再讲您不知道我讲的是谁。”
  这女人疯了。再跟她谈下去没有意义。
  我说：“我什么也不要，澄清这个案子属于我的工作。一旦我了解到什么或需要问什么，我再来找您，赫尔曼夫人。可以吗？”
  “随时，”她说，“随时，当然，我的亲爱的。”
  我站起身。
  “您先看看。”伊尔德说。她摁亮床旁边的一个开关。我身后的灯亮了。我转过身。在两张玛丽娅·泰莱西橱柜之间，挂着伊尔德的一幅画像，它展示着她的真实形象，灯光从底下照着它。那是一幅幽灵似的画，在强烈的管形灯照耀下，它显得更加神秘。昂热拉将这个女人拥有的全部疯狂都放到了脸上的眼睛里。这幅画是以纯粹的浅色调画的：白色、黄色、浅棕色和橙色。
  “真好，是不是？您当然认识昂热拉·黛尔菲娅。”
  “听说过名宇。”我撒谎道。
  “不认识本人？”
  “不认识。”
  “您一定得认识她。”
  “是的。”我说，掏出笔记本和圆珠笔。
  “您能不能给我写下姓名和地址？我远视，没戴眼镜。”
  奇怪的是她拿起本子和笔，记下了昂热拉的名字和地址，还有电话号码。本子放在她的膝盖上。也许笔迹因此而略有变化，我想，但不会变得太多。但愿如此。现在，我已经有了第二个笔迹好检查了。
  “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您知道吗，我有时候让那边的灯整夜地开着？我总是睡得很少。我一醒来就看着这幅画。它带给我无限的安宁……”
  门打开来。泽贝格站在门框里。
  “对不起，卢卡斯先生，但我感到我对尊敬的夫人负有责任。您呆在她这儿时间已经太长了。”
  “我就走。”我说，伊尔德再次伸给我一只冰凉的手。
  当我向她俯下身去时，她耳语道：“如果您愿意，一百万！两百万！您打电话，好吗？您现在知道该干什么了吧？”
  我点头。当我走到门口时，伊尔德又叫住我：“所有首饰都是我们在苏黎世的索斯比拍卖行弄到的。”
  泽贝格带我下楼梯，又带我到室外。那位开着像吉普一样的车子的仆人又等在那里了。
  “大门外有一辆出租车。”泽贝格说。
  “谢谢，”我说，“赫尔曼夫人真有个好医生吗？”
  “最好的。最好的医生。一位内科医生和一位精神病科大夫。”
  “一位……”
  “您已经看到了，自打那次灾难之后她处于怎样的状态之中，不是吗？”
  我只是点点头。
  “我祝愿您在侦查中一切顺利。”泽贝格说，“咱们肯定很快就会再见。”
  “肯定的，泽贝格先生。”
  我钻进那辆华盖吉普。我们开动了。车子刚绕过入口时，我转过身去，泽贝格不见了。我看到二楼有两张脸孔贴在一面窗玻璃上——是伊尔德·赫尔曼和护士安娜。她们盯着我，她们的脸上有着赤裸裸的恐惧表情。我还从没有在两张人脸上看到过这么多的恐惧。她们发觉我在抬头看她们，窗帘霎时落下了。
  六
  20
  昂热拉·黛尔菲娅驾驶着车。她坐在一辆白色梅塞德斯250S型车的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烈日当空。沥青路面一闪一闪的。昂热拉穿一条白裤子和一件中山装式样的胸衣，高领，绿松石色。她只化了淡妆。我们沿着罗伊·阿尔伯特街开下去。它七拐八拐，经过一条铁轨，穿过狭窄的胡同，胡同里是破落的旧房子，墙上贴着撕碎了一半的标语，横穿过安提伯斯路，来到了十字架路上。我们朝西开去。我记得，当我们乘她的车行驶时，总是昂热拉坐在方向盘后。我斜坐着，凝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注视她。她的红发亮闪闪。她开车很稳，车技很好，不管什么速度都慎重小心。我望着方向盘上她的双手。我忽然在棕色的右手背上看到一块很亮的斑。
  “您受过伤吗？”
  “哪儿？”
  “右手背上。那块白斑……”
  昂热拉犹疑着，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她这是头一回不知所措。
  “这块斑很滑稽，”她说，“它晒不黑，永远不黑。随我怎么晒。”
  “可怎么晒不黑呢？”
  她耸耸肩。
  “不清楚。几年前我去找一位算命女。这里这种人多的是。圣拉帕尔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她每周来戛纳两次，到一家饭店里，在那里接待。一些朋友说服了我也去看看。我听到了一大堆废话。不，这不公正。那女人对我讲的许多事果然符合事实。她也看了这块亮斑。她说，我年轻时受过一次惊吓，这块斑就由此而来，它将永不消失……”
  “您受过惊吓吗？”
  她不置可否。
  我脱口而出，说出口后才意识到了我的话：“我不相信这块斑会永久留着。它会消失的。”
  “它为什么要消失？”
  “这我不明白。我感觉到，非常强烈。我……”
  “怎么？”
  “没什么，”我说，“我在瞎说。”
  “是的。”昂热拉说。她打开汽车上的收音机。
  响起了鲍勃·迪兰的声音：“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叫做男人？……”
  “《随风飘去》。”我说。
  随后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最喜欢的歌。”
  这下昂热拉转过头来一会儿，望着我。她的棕色眼睛很大。
  “真的，”我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是的，一只炮弹要飞行多久才能被彻底查禁？”鲍勃·迪兰唱道。
  “也是我的。”昂热拉说。她又望向前方。我们沿着十字架路向上行驶。大海像液体的铅在闪烁。棕榈树树叶低垂。白色的别墅，白色的大酒店。世界上最昂贵的汽车。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鲍勃·迪兰唱道。
  昂热拉关掉收音机。虽然汽车很多，她还是找到了一个空档，灵巧地退后，停到路边。我们下车。坐在车子里，开车带起的风和敞开的窗户缓和了炎热。现在，它像一把锤子似的击在我的头颅上。
  “咱们得走一小段。”昂热拉说。我们沿十字架路西行，经过许多豪华的商店，它们中午关着门。在一排低矮的伸出来的店尾坐落着巴黎珠宝商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的分店。由于它是在这一排房子的末尾，这家店也有侧面。我在橱窗里看到了非常美丽的首饰、钻石、绿宝石、项链和手镯，也有整套的装饰。我停步片刻。昂热拉站在我身旁。我突然察觉，她在观看侧边橱窗里的某一件首饰。那是一只长长的钻石耳饰，制作得非常精美，耳环上有一种飘带，钻石可以一颗一颗地穿上线挂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看这耳饰，就感觉到昂热拉的手挽住了我的臂肘。我们继续往前走。现在我的左脚疼起来了。我想，伊尔德·赫尔曼，如果她想要的话，她可以打电话买下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橱窗里陈列的一切，再加上他们店里保险箱里的一切，签张支票，据为己有。住在她的鬼屋里的发疯的伊尔德。或者她根本不疯。一辆劳斯莱斯车缓缓驶过我们身旁。那位穿制服的中国司机身旁坐着一位穿制服的仆人，后座上坐着疲倦的、无聊地张望的主人，身着衬衫和裤子，正在打电话。
  21
  “费利克斯”餐厅也是一座白色平房。旁边的商店缩在后面，空地上有棕榈树和很多花草。遮篷下放有椅子，但饭店里开着空调，因此满满的。里面的酒吧里有人在等着空下一张桌子来。店主看到了昂热拉，笑容满面地走过来招呼她。他似乎跟她很熟。昂热拉为我们作介绍。订好的那张桌子位于饭店的外面一排的尽头，只有一块玻璃把我们跟十字架路隔开。我们坐在一起，这在法国的饭店里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喝了两杯“里查斯”开胃。然后我为两人各叫了一份鸡尾虾和一份烤牛排。这儿空气清凉怡人。对面墙上被照亮的玻璃框里，有平坦的女性人体像。护墙板的木头是黑色的。侍者把黄油放在冰块中端来，还有松脆新鲜的白面包片，是由长棍式面包横切下来的。我们边吃撒了盐的黄油面包片边等鸡尾虾。我望着室外，望着炎热的中午。那个索马里人打开那瓶堂·佩里尼翁酒，这也是我要的，原先放在我们桌旁的冰桶里。他倒给我一口，我品尝。它很凉，味道好极了。我点头。那个索马里人斟满我们的杯子，又把瓶子放进银质冰桶，走开了。我们对饮。
  对面，在海边的林阴路上，在海滩边，一个画家把他的画挂在一根绳子上，绳子系在两棵棕榈树上。那些画非常活泼，色彩丰富，画的是十字架路、老码头和风景。画家是个年轻人，坐在地上。人们从旁边走过，连看都不看他的画。
  “他每天在那儿，”昂热拉说，“很有天才。但是他不走运。”
  “您够走运的。”我说。
  “噢，是的。”她说，迅速敲敲木头，“我肯定有运气。您呢，卢卡斯先生？”
  我讲出了我很多年没讲过的话：“我运气很大。我认识了您，夫人。您坐在我身旁。我可以打量您。您是因为我才进城的。”
  “无稽之谈。我得自己照顾自己。”
  “啊哈。”我说。
  她望着我，笑吟吟的，她总是这样微笑。她的眼里有微细的金色亮点在